20世纪最后的浪漫

    “在中国，你最喜欢谁的摇滚乐？”“我最喜欢崔健的。既有本民族的音乐，又有自已的特色，他的摇滚乐在美国也是受欢迎的，他去那里演出过，很轰动。我最喜欢他的《解决》，很有生气，很硬。对我来说，音乐最重要的是感觉。”
    “《花房姑娘》呢？”
    “很好，但不算是摇滚。”
    “摇滚乐与流行乐的区别在哪里？”
    “刚才说了，感觉，明白吗？不明白，怎么说呢？你去过卡拉ＯＫ吗？那种很轻的东西就是流行乐，没什么意思，摇滚乐很硬，‘唐朝’是摇滚。”
    “摇滚演唱会上，中国观众与美国观众的表现一样吗？”
    “不，不一样。中国观众对摇滚还没习惯，看演出时不动，就这样（他做了个张着嘴、面无表情的样子），而在美国，观众会叫、会跳。很不一样的。”
    采访结束后，寇善立非常认真地坐着一动不动，让我顺利地拍了照。
    不一会儿，“1989”
    的贝司手李力出现了。
    李力告诉说：“臧天朔马上就到。”
    问为什么乐队叫“1989”
    ，李力回答：“乐队是1989年7月成立的，所以叫‘1989’，并没有别的意思。”
    谈到摇滚乐的定义，李力说：“我们是什么呢？别人说我们是摇滚乐队，于是我们就成了搞摇滚的。其实，我们心里没有这种框框，我们的宗旨就是做好的音乐。”
    李力说话时，脸上一直笑眯眯的，难怪看到的报道上说他是摇滚圈中人际关系最好的。
    这时，鼓手程进也来了。
    这位小时候由于家境窘迫未能继续学音乐的人，中学毕业当工人后继续自学音乐。
    著名的“90现代音乐演唱会”
    上，他是艺术总监。
    91年加入“1989”
    ，曾为“唐朝”
    做了半年的经纪人。
    终于，臧天朔来了。
    胖胖的，象个佛爷。
    推得平平的短发，根根朝天，让人想起刺猬。
    曾听人说他脾气暴躁，急了真能动手。
    “1989”
    的人马全齐了，他们看上去很普通很随和。
    没有一个留长发的。
    将我带到后台一个安静的角落，臧天朔开始了自述：“我6岁开始学钢琴，一学就是10几年，那种音乐对我束缚很大，条条框框很多没有我个人发挥的余地。学得再好，这世界不过又多了一个贝多芬或莫扎特，你自己在哪儿呢，就不知道了。我想搞出有自己个人特色的东西，我要直接表达出心中所想，摇滚乐这种形式适合我，所以最终我选择了它。这件事，只要能够，我会一直做下去。“对摇滚，我觉得没有什么定义可言，它只不过是一种音乐形式罢了。对我本人而言，这种形式使我生理上感到舒服，当然我会尽力将我的舒服带给在场的观众。“我唱的歌，歌词大部分都是自己写的。我只写心里想说的话。我有很多的话要说。对摇滚，有关方面总是那样一种态度，要办一场摇滚音乐会难度很大，充其量只能参加这种义演，我们常常说自已是‘义演专业户’。去年，应‘国际减灾十年委员会’之邀，我们几支乐队聚集秦皇岛参加了中央电视台拍摄的专题片。那次活动，也是义演，当初说好可以在电视里播出的，冲着能宣传自己，我们去了，后来却满不是这么回事儿，开头告诉我们节目缩短了，从40分缩短成20分，从20分又缩成多少多少，最后干脆不给播出。这个我想不通，心里不舒服。后天我要唱的《说说》，说的就是这件事，有一段是这么唱的：‘电视上文艺晚会看得太多，感觉祖国的星星只有那么几个。听说京城的摇滚特别多，为什么不能往电视里搁一搁，到底好坏让咱老百姓评说。’“我们乐队成立虽早，但很少在一起活动，其中我有两年时间与崔健一起录他的《新长征路上的摇滚》（当然，都是有报酬的）。谈谈崔健？不谈了，已经太饱和说不出什么了。目前我们乐队已有30来首歌。第一张专辑预计今年底或明年初出来。“单位？我没有，一直是待业青年（笑）。生活困难、手头不宽松，这都无所谓，我一直没有录像机、电视机，直到前几天，才买了电视机。”说到这里，有人来叫臧天朔，他起身对我说：“今天就谈到这儿吧，对不起，该去装台了。”与我握了握手后，他急匆匆地离去。4月25日晚，我去首都体育馆看了“黑豹”和臧天朔“1989”联袂为“临终关怀”做的义演。头半场是“1989”的演出。主唱臧天朔站在他的键盘前一动不动地唱，虽然作品没有出版过，可观众却能跟着一块唱。最后一首《心的祈祷》，观众情绪达到高潮，人人跟着一起唱：“我祈祷，那没有痛苦的爱”这首87年由黄晓茂作词、臧天朔作曲的被称为臧天朔成名作的作品，据说是为纪念大陆第一支摇滚乐队“不倒翁”而作的，它也是“1989”在各种Party上必演的曲目。后半场演出的是观众盼望已久的“黑豹”。在观众的欢呼声中，“黑豹”上台绕场跑了一圈。演出中，吉它手跪在地上演奏了一段，引来观众疯狂的呐喊，南台观众席上突然拉出了两个标语：“揭开脸谱走进空间”、“北大黑豹啦啦队”。贝司手与吉它手将长发处理得僵直、膨松，观众看不清他们的脸。主唱峦树开始还弹着挎在肩上的键盘，唱了两首后，干脆拿着话筒，绕着舞台自由地抒发。“黑豹”演出中，最忙的是场上的几位摄像，他们扛着机器，前后左右跟踪着。整场演出中，不时听到观众齐声喊着：“关灯！关灯！”北京音乐台主持人有待在他的颇受摇滚乐迷喜爱的《摇滚杂志》栏目中，说演出激动人心，但“首体的灯一直开着，不能不让我们感到遗憾。”海外签约的歌手、乐队（“唐朝”、“黑豹”、张楚、窦唯、王勇）在写作这篇报告时，我算是进入北京的摇滚圈，因此不断有关于摇滚人的讯息传来。这些天，值得京城圈内人自豪的是关于“唐朝”在南京演出的轰动传闻。《扬子晚报》5月2日的消息写得含蓄：“5首歌一毕，‘唐朝’匆匆退场，观众们久等不至。”实际上是因为“唐朝”没有唱《国际歌》而使观众失望，以至酿成几百名歌迷游行到“唐朝”下榻的饭店。“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但是“唐朝”在京城摇滚圈内异军突起并不完全靠的自己。如果没有前几年西方媒体的宣传，特别是台港唱片制作公司的资助，“唐朝”今天也只能和“1989”、“眼镜蛇”、“呼吸”一样，不过是大陆一支较老的有一定特色的摇滚乐队。摇滚乐不是经济生活节奏过于紧张的社会的产物，西方摇滚乐产生、发展于社会经济已臻稳定繁荣时期。台港的环境没能培育出自己的摇滚乐，但却发展出富于经济眼光的文化人。他们多年来一直紧盯着大陆这个世界最大的市场，终于等到文化开放的一天。他们还特别了解外来文化对大众的心理作用，并娴熟地运用国际通行而大陆陌生的包装技术，以一盒《唐朝》录音带一举打开大陆摇滚乐市场。一位大陆音像出版社的年轻编辑说，“我一看那包装就掏腰包了，都来不及注意是盒啥玩意儿。”不管有心无心，“黑豹”的客观效果是巨大的商业价值，他们在香港的演出给当地流行乐坛注入一股热血，由劲石娱乐有限公司制作推出的首张专辑上了中文金曲龙虎榜首。但“唐朝”绝对没有一般意义上的商业性，什么“梦回唐朝”、什么“九拍”，光听歌名就不能跟“让我一次爱个够”或者“水手”比，如果再听演唱演奏，那么没旋律，那么吵吵，怎么可能让少男少女在大街小巷学唱、流行？在这之前，大陆音像出版社出过正正经经的摇滚乐盒带只有《新长征路上的摇滚》、《解决》和《呼吸》，后两种发行量极惨，第一种虽然发了几十万盒，但《唐朝》在北京一家磁带经营部10万盒只卖了3天。我不知道这盒带能卖到多少，北京号称音像制品销量为全国的1/5，仅一家批零兼营店3天就卖了10万，我敢说一般听众听几遍《唐朝》，可能就会一句，“飘来飘去飘来飘去没有尽头”（《飞翔鸟》）。我不禁长久地端详着这盒带的封面，4个长发小伙子头像，表情坚毅，面容或剽悍或俊俏，黑底衬出两面书着“唐朝”字样的小红旗，封脊上有一团火焰图案，是制作者“中国火”的意思，虽为中国音乐家音像出版社出版发行，但是滚石有声出版社有限公司监制，并且由魔岩文化有限公司企划授权。同样的规格，紧接着是《黑豹》、《中国火・壹》（中国人世界的摇滚乐队精选），看来是把火烧得越旺越好。报载滚石在香港的子公司劲石与“黑豹”签了约，台湾魔岩则签了“唐朝”、王勇、张楚、窦唯，说港台的“条件一般都比大陆唱片公司所能提供给歌手和乐手的最高标准高出许多”（《新舞台》黄燎原文）。我曾去过“唐朝”的“根据地”──中国儿童艺术剧院地下录音棚。录音棚负责人告诉我，这个录音棚由电影、戏剧、儿艺三家音像出版社合用，每次“唐朝”来之前，都需先打招呼，如果录音棚没有安排录音，才允许他们来排练，“他们声音太吵，那鼓一敲，好家伙，我们就没法工作了。我们曾劝他们把棚包了，他们又没这个能力，唉，他们也够难的，能帮我们就帮一点。我们收费也是象征性的，一天50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