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最后的浪漫

    因为我觉得需要按自己的标准来清理清理自己，就是说让这个时间持久一点。
    另外一方面就是戏剧演出又少，看到的人也少，戏剧媒体报道的就少。
    可能是这样两个原因。
    但我相信，我能够感觉到想要看这种戏剧的人还是很多很多的。
      那么说到这个先锋戏剧前景如何？
    我们把这个先锋（笑）去掉，我的戏剧前景如何？
    我觉得现在是非常好，非常好。
    我解释一下。
    我现在制作戏剧，基本上从资金到创作都刚刚进入一个良性（循环）过程，但即使是在做戏剧最艰苦的时侯，没有资金的时侯，我也认为我的戏剧前景是非常好的。
    为什么？
    你自己选择做这个事情，没有人强迫你，你没有理由去说这个哎呀没有人给我钱啊，这不成其为一个问题。
    至于个人的前景，我要做的事情还有很多很多，戏剧要做，包括我刚才说的教育，而且我非常非常喜欢写作，包括小说，虽然我写得很少。
    这可能不会主要去做，但是作为自己的一种喜爱，可能会试着去做。
    还有一个梦想，那就是电影。
    电视纪录片实际上我已经在做，但是精力什么的都不够。
    这么多事情要做，能不能做成，做得怎么样，那是另外一回事。
    从这个角度，我认为我的前景简直可以说是阳光灿烂。
    （笑）三   汪：有人说戏剧在下一个世纪会复苏，原因是人们厌烦了电子媒介物，会到剧场去亲身面对演员，你对这个判断怎么看？
      牟：我觉得这个问题刚才已经答复了，因为不存在一个死亡问题，同样就没有一个复苏问题。
    但是在这个戏剧环境，我说的戏剧环境包括国际环境和中国的环境，我认为它是有一个规律的。
    你比如说60年代，在整个欧美是戏剧的轰轰烈烈的革命时期，那个时侯，革命风起云涌，一个接着一个。
    到了70年代初，衰退了。
    事物自身的规律就是这样，盛极必衰，但这个衰是人们转向另外一个种类。
    欧美戏剧的创新，我理解就是他们的种类太多了它怕跟别人重复，所以它必须要做跟别人不一样的。
    而我们现在不一样的东西太少，所以谈创新特别可笑。
    象日本的戏剧环境（我对日本的戏剧环境做了些考察），日本在70年代的时侯（就是第二代小剧场）等于回应西方60年代戏剧革命的高潮。
    我认为我们中国整体戏剧环境与西方相比较，在时间上现在已经相差30年，只能说是相差，绝对不是落后，不能用落后这个词，就是说因为我们这种特殊的国家这种因素吧。
    应该说现在给予我重大影响的很多戏剧家，他们都是60、70年代的最重要的革命人物，但今天我依然不觉得这东西有什么旧，我也不觉得还有什么新的东西（当然有新的东西，我会去接受）。
    记得（95年元月）在东京开国际研讨会，上海的一个导演，我跟他提到铃木忠志，他说哎呀这个人已经过时啦。
    我觉得非常可笑。
    对，可能按戏剧史来讲铃木忠志已经过时了，但他对我个人没有过时他就没有过时。
    我觉得很多人都是架空自己，他不去谈自己，老去谈这个人怎么怎么样是不是过时了，我觉得没有意思。
      至于说人们厌烦了电子媒介物，我觉得这个人们永远是要分为具体的人们。
    有些人可能到几个世纪他都不喜欢戏剧，有的人几个世纪他都不喜欢电子游戏机。
    我觉得永远会有一部分人愿意到剧场里来看戏，这和电子媒介物没有任何冲突，它们是世界上并存的东西。
      汪：你觉得你对世界戏剧有什么贡献？
      牟：我觉得这不是我能回答得了的。
    事实上我也回答不了。
    我只能说我对自己面对的创作环境，多多少少有一些感受。
    尽管95年《零档案》在欧洲北美巡回（演出），走了这么多地方，但毕竟是走马观花，不是长期在那里。
    我只能说从《零档案》开始，我做的戏剧，给这个世界戏剧环境里带来了某种不同的东西，绝对不是新的东西，我讨厌“新”
    这个字，它只是不一样的东西。
    在整个戏剧环境里面，象《零档案》这个戏所遇到的情况特别奇怪，在近几年整个世界戏剧的环境里，这个戏，还有日本的Dumtyp，是被邀请最多的两个剧团，包括西方和东方，走了这么多地方，可能可以说明他们从中感受到了某种不一样的剧场的这种样式。
    我觉得谈贡献现在还谈不上。
      汪：你是不是觉得国外比较理解你的戏剧？
      牟：不能说理解，是说他们能够接受他们能够感受到这个戏传达出来的某种东西，从国外的媒体，尤其是从很多戏剧导演同行。
    我觉得现在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现在介绍国外的戏剧，很多人对戏剧环境不了解，因为我们国内接受这个东西很多都是靠翻译家，而翻译家并不一定具体了解这个艺术的某种背景，比如说事实上现在西方有一大批生机勃勃的现代戏剧节，象阿维农，还有爱丁堡这样一些已经是非常传统的戏剧节，现在也出现新生的戏剧节。
    我们参加了这一部分戏剧节，但是永远还有另一部分传统的戏剧节，包括象百老汇这种商业戏剧环境。
    （稍事休息后）我想谈一谈目前我感受到的中国创作环境上的某种东西。
    我觉得从我的角度，我现在提出来一个口号，我要打假。
    我感受到周围充满了伪的气息。
    我说的这个伪就是说（有些是我的朋友），他做了一个东西，他做完了之后不去诚恳地谈他怎样做的这个东西，然后他要另一种说法，这就是我称之为伪的东西，这种假劣，我要与这种东西做针锋相对的斗争。
    这种东西非常非常无聊。
    包括在纪录片领域里，在戏剧领域里，就是被人们被媒介关注的所谓地下也好边缘也好非主流也好等等，在这个里面，我认为从来就不是铜墙铁壁一块。
    我特别强调旗帜鲜明的个人性，自己是怎么回事就是怎么回事，大家不要绑在一起，被称作什么什么。
    还有一种现象，就是我刚才说的利用空间差，一个人可能在德国呆了几天，他会说他在德国学习什么什么。
    我觉得非常可笑，你在这里面要营造什么呢，想贴金呢还是怎么着？
    还有一个人，不点名了，他说上哪哪哪考察，因为我太清楚他去考察什么啦，逛了一趟妓院就变成艺术考察了。
    我个人认为逛妓院无可非议，是每个人的自由，但如果逛妓院也变成艺术考察，就要另说了。
    这种行径特无聊。
    可是这种东西都会变成这个人在国内的一种资本，因为在中国从演出这一块来讲大家了解和评判的标准太少太少。
      汪：《零档案》开始时是用的职业演员……  牟：现在我觉得《零档案》是这样的（最近我看到吴文光的一些文字，如果我没有理解错的话，我要对他进行纠正），《零档案》吴文光他们介入只有一个星期，在前期创作上我个人不认为吴文光对这个戏的整体创作上有什么个人贡献，包括讲述自己这种方式，这是这个戏决定的，是在他进入之前就产生了的。
    我这不是说不好听的话，只是明确创作事实。
    《零档案》开始时的工作过程充满了痛苦，这种痛苦使我每天不愿进排练场。
    原来有3个演员一起合作，是职业演员，他们也觉得与我的东西不能沟通，我更多地认为这是我没有能力和他们沟通，但也许我们双方都没有错，可能就是两种不同的东西撞到一块了，最后实际上在感情上还是伤害了这3个人，就是全部把他们换掉了。
      汪：你认为不换的话会不会有现在的结果？
      牟：不知道，这怎么能知道呢？
      汪：换了演员以后，你就完全改变了排戏方法？
      牟：不能说改变了排戏方法。
    因为跟文光、跟蒋樾、文慧这么多年在一起，首先大家在工作上特别敬业，另外他们没有对戏剧的某种特别固定的理解，所以合作得很愉快。
    《零档案》现在跟它有距离了，可以客观地谈，如果有什么不满足的话，还是因为结构过于简单，另外故事还是比较表面化。
    包括《与艾滋有关》。
    这个戏我最不满意的就是人物的说话，我希望的是更琐碎更无聊的谈话，可事实上那里面还是谈到了性，谈到了艾滋，但这个东西你没办法控制，因为现场上它是自由的。
      汪：有了《零档案》，才有了后来的《与艾滋有关》……  牟：对，这肯定是一个过程，一个创作过程。
    这里面牵扯到几个问题，一个我刚才谈了，因为我的这种非职业出身，跟职业演员合作时我本身有我的障碍。
    如果根本就不能沟通，那应该是我的能力问题，但是，是我在工作的过程中对职业演员的那种表演质感越来越不喜欢，那么从吴文光他们身上又看到了这种非演员的质感、魅力，所以这是一个很自然的过程。
    但我到今天丝毫不排除再回过头来跟职业演员合作的可能。
    为什么？
    因为我认为主要是导演的问题，这是一个戏剧观念的问题，我不喜欢他们（职业演员）的表演状态，不是说我不喜欢某某人，我觉得不是某个人的问题，是整个教育系统的问题，但我认为某些人，你有能力找到一种方法，去教给他们一种东西，那合作就是正常的。
      汪：就是说将来你会用职业演员？
      牟：没准儿还给国家剧院排戏呢，这谁知道呢？
    四   汪：很想听你谈谈斯坦尼体系。
      牟：我觉得我们首先谁都没见过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他象个鬼魂一样，充满了整个戏剧环境。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这种训练，在咱们中国连他孙子辈孙子辈的这种训练我都没受过，但我主要是从理论上，译介的关于斯坦尼的这些书，另外我也看到了中国的关于斯坦尼的研究文章，只能说是带有理论性质地去学习。
    在美国的时侯，我就提出希望看看美国院校的斯坦尼体系的训练，我就觉得我宁愿相信我看到的那个就是斯坦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