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最后的浪漫

选择这种生活方式也许是迫不得已。没有朋友，没有爱情，没有依靠，但我喜欢这种生活，这对我来说很幸福，我不认为这是不正常的。”吴hong金今年23岁。正是搞摇滚乐的最佳年龄。老大哥向唯光大山庄的老大哥是45岁的向唯光，已经画了25年，原来是黑龙江双鸭山矿务局的美协主席。爱人和儿子在双鸭山，他和女儿住大山庄。女儿18岁，在中央工艺美术学院进修环境艺术。就凭这父女流浪，也够震动的。向唯光为参加《九十年代艺术展》画了一套《活物》系列，表现出他在前卫艺术造诣上的全面老到。画意是活人吃活物，人与“生猛海鲜”都是活的动物，画面呈现的造型是人像食物，食物也象人。形式是典型的涂鸦，在黑色的底板上用白色线条勾勒形象，再缀以一些红绿色块，完全是孩子在黑板上用粉笔画画的效果，但却是一幅幅用意用笔都大有讲究的艺术品。从石膏素描、架上绘画走出的向唯光，今天只剩下还在画布上作画这一丁点儿老底了。“我不主张女儿走我的老路。现在的美术教育，把孩子的天性归拢到一个道儿上来，集中到一个思路，把一些天才训练到麻木不仁然后毕业，以后谁想有出息谁就一个一个再从里往外蹦，脱离原来的路子，所以是作茧自缚。造就人才的根本路子应该是在练基本功时，就把儿童最天真最本质最有想象力的东西引发出来，让它更丰富。”向唯光好象有很多感慨憋了很久，一口气说了不少想法──“我认为美术学院强调的基础啊用材料那种东西太局限。谁创造了一种形式，这种形式本身就是技术，并不是说美院的那种用色用笔就是基础，那只不过是技术的一个方面。基本功还应该包括艺术构思能力，抓住艺术本质的能力，想象力甚至创造力。应该说，想象力是艺术家的基本能力，有了想象力，能创造前人没有的形式，哪怕这创造大家都不承认，但只要是崭新的，就成了创作。“我愿走生路，不愿走熟路。我的同学都认为我跳跃太大，今天拿出来的和昨天的没有多少联系。实际上这些东西在脑子里原先杂七杂八都存在着，说不定哪天就跳出来一些。搞过的东西我就很厌烦，明天是不是这个样子是不是这个题材下去，观念会不会延续下去，都很难说。我的将来是什么样？我不知道。”张炀：与孔夫子同乡同行大山庄里5位来自中央美院油画系的同学也不都是完全不搞油画的。高阳和张炀二位就仍然坚持在架上作油画。高阳的画使用非常浓重的油画颜料，就像用泥在抹墙。画面完全由一块块厚实的油彩组成，只是隐约可见油彩的底里透出的人像。“我想我还是要搞油画的。”高阳这么向我宣告。张炀以《执手电筒的人》一组系列油画参加《九十年代艺术展》，画幅很大，每幅都由两个不一样大的画框组成，房子里已展不开一幅画，要搬到院子里才能拼接而成。每幅画的主体都是一个弯腰曲背的打着手电筒的人，使人想到“摸索前进”这几个字。张炀说人物姿态得之于纤夫动作，执手电筒是一种符号，让人一看这个符号就知道出自一个画家之手。看来他还要继续“打手电筒”下去，但这画幅实在太大，半幅就是一人多高，光画框、画布、颜料这些材料费用就够他受的。我真为他担心，我知道他还有个女儿，上小学三年级，今年暑假来过大山庄，名叫丹丹，还需要抚养呢。张炀说他并不拒绝“画饭票”，也就是画那种传统的装饰性油画去换柴米油盐。他说这种居室装饰用的油画只要几天就完成一幅，能换个千把块钱。“这方面，我们都是熟练工了，高阳在美院传统油画上还得过奖呢。”张炀对古典绘画和前卫艺术之间的区别的看法并不激烈。他认为古典绘画是对当时社会生活的反映，前卫艺术是对现代生活的反映，反映的技法自然不一样，反映的方法更应当有本质区别，比如现在人们不说反映而说表现，但前卫艺术并不是超越现代生活的，至于人们不理解、看不懂，那是对新技法新方法还没接受的缘故。张炀来自山东曲阜师范学院。这位孔夫子的同乡，原本也是孔夫子的后世同行，浪迹于北京东村时，还是文质彬彬，温良儒雅，外表看去与前卫艺术家的毛发森然完全不同，只是爱戴一顶大檐小帽，帽檐儿常使他发表全面而精到的议论时显不出目光的神采。我在圆明园艺术村采访期间，前后遇到过３位“村长”，虽然那都是当时艺术家们戏称的，但在召集组织什么事时，“村长”们还真有那么一点意思。大山庄没有戏称的村长，不过据我观察，张炀有那么点儿“村长”味儿。他经常做些联络性服务性的事儿，比如下馆子时点菜啦，合影时担任摄影啦等等。“我们的目的不是重新再搞一个圆明园艺术村，”谈到他们几位同学当时怎么就到了大山庄，张炀说，“大概是因为中央美院、工艺美院还有北京画院都在东城区、朝阳区，我们很偶然地撞进了这儿，这儿就成了聚居地。我们希望来的艺术家首先应该是有实力的，是追求创造的。所以我们愿意把这儿叫做北京东村，就象纽约的东村一样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