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新思维

弗兰克的方法――被称为“理念”的“存在分析治疗”（“logotherapy”for“logos”），就是希腊语“意义”的含义――很快就掀起了心理疗法上具有影响力的运动。
  弗兰克和其他人一起，试图在乏味而又恐怖的集中营生活中找到生命的意义。我最喜欢弗兰克在书中一页写道：“我知道，在思念心爱的人的时候，一个在世界上一无所有的人仍能发现自己的幸福，尽管这种幸福只能停留很短的时间。”他表明，即使是在苦难中，你也能发现生命的意义――毫无疑问，在苦难中，生命的意义就能体现出来。对意义的探寻是我们所有人存在的动力――外部环境和内心感受的结合将会让这种意义浮出水面。
  最后一点是这本书的关键――在今天也很有实用性。21世纪早期，种种力量刺激了人们对生命意义前所未有的探求。首先，贫穷和疾病问题仍然存在，发达国家大部分人都已经摆脱了生存的危机。正如我在第二章描述的，我们生活在物资充足的时代，世界历史上的任何时代都无法与之相比。人们不必为生存苦苦挣扎，能够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对生命意义的探寻之中。如果弗兰克和他的狱友能在奥斯威辛集中营中找到生命的意义，我们无疑也能在生活富足的舒适中找到自己生存的意义。
  其他力量也在发挥作用。我在第三章提到，庞大的婴儿潮一代现在达到了人口上的一个里程碑。这一代人的寿命比上一代人的更长，使他们更重视自己的精神追求和重新估量生命的价值。恐怖主义的威胁，让人们感慨生命的转瞬即逝，警醒人们寻找生命的意义。同时，科学技术日新月异，信息数据泛滥，让人们有更多的选择机会。所有这些因素交织在一起，掀起了人们探寻生命意义的热潮，也刺激了人们寻找概念时代必备的六种能力的欲望。
  罗伯特・威廉・福格尔（RobertWilliamFogel），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我在第二章简要提到过，称这个时期是“第四次大觉醒”（FourthGreatAwakening）。他写道：“精神上（或非物质的）的不公平现在和物质上的不均衡一样，成为了一个严重的问题，甚至比后者更严重。”他的言论和弗兰克在半个世纪前的观点一致：“人们有足够的物质条件生存下来，但是却不知道为什么而活；他们掌握了生活方式，但是却没有意义。”罗纳德・英格尔哈特（RonaldInglehart），一位备受尊敬的密歇根大学政治学者，查阅和比较了过去四分之一个世纪众多国家的政治观点，发现了一个相似的理念。每次进行世界价值调查（WorldValuesSurvey）时，他发现答复者更加关心精神上和非物质方面的问题。例如，根据最近的一项调查，58%的美国人说他们经常思考生命的意义和目的，而对物质上的思考却少很多。在对德国人、英国人和日本人的调查中，也得到了同样的结果。英格尔哈特认为，高度发达的世界运行规律变化十分微小，“人们的价值观正从‘物质主义’（强调经济和物质保障是最重要的）向‘后物质主义’（强调自我表现和生活质量更重要）逐渐转变。”格雷格・伊斯特尔布鲁克（GreggEasterbrook），一名美国记者，对这个话题进行了更加大胆深刻的描述：“从物质需求向精神需求的转变正史无前例地进行着――它波及了成百上万个人――最终可能会被认为是我们这个时代首要的文化发展。”
  不论我们怎么描述这个时代――“第四次大觉醒”，“后物质主义”价值观或是“精神需求”――结果都是一样的。意义已经成为了我们工作和生活的中心。探寻意义很显然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你并不能像买食谱一样有现成的烹饪法――打开一袋面粉，加入水，然后搅拌。对于个人、家庭和公司来说，能采取两种实用的、全面思维的方式开始寻找生存的意义：开始认真对待精神追求，寻找真正的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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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探寻意义(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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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认真对待精神追求
  麻省理工学院十分重视精神性。正如著名的分子生物学家埃里克・蓝德（EricLander）告诉人们的，科学仅仅是了解世界的一种途径。在很多不同领域，人们越来越认识到，精神性――并不一定指宗教，而是更大程度上指生活的意义和目的――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基本部分。确实，信念――并不是宗教本身，而是比我们自身更大的、蕴含在某些事物之中的信仰――可能深深印在我们脑海中。也许并不奇怪，这些信念似乎贯穿我们的右脑半球。例如，安大略劳伦森大学（LaurentianUniversity）神经学科学家迈克尔・波辛格（MichaelPersinger）进行了一项受人们争议的实验，这个实验使用了一种叫做“上帝的头盔”（Godhelmet）的装置。波辛格将这个头盔牢牢地戴在受试者的头上，用电磁放射线扫描他们的右脑半球。大多数受试者都反映感觉到了上帝或万物之主的存在，这个实验再次证明了，精神上一些神秘的思想可能是我们生物神经系统的一部分。同时，宾夕法尼亚大学（UniversityofPennsylvania）的安德鲁・纽伯格（AndrewNewberg）在修女们进行冥思，忘我地宗教祷告与上帝交流的时候，对她们的大脑做了扫描。扫描出来的图像表明，在这个时刻，大脑自我意识的那部分相对来说不太活跃――这是因为感觉到自己和某种更强大的事物连为了一体。这些科学家们的研究产生了一个新的领域，神经神学，旨在探寻大脑和精神感受之间的关系。正如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Caltech）的精神学学家史蒂文・库沃茨（StevenQuartz）所说：“对我们生物学结构的种种研究越来越清晰地表明，我们是社会的产物，渴求认同感和存在的目的。”
  我们至少应该认真对待精神性这个问题，因为它能改善我们的生活――尤其在我们的物质需求得到满足（以及过度满足）的时候就显得更加有价值。例如，现代生活中的一些疾病――压力、心脏病等等――能通过精神疗法减轻。
  这是一个复杂而又倍受争议的领域。如果你想仅仅依靠精神性来战胜癌症或者让受伤的骨头修复，那结果将会是不堪设想的。但是，一种全面思维的方式――将左脑主导的理性和右脑主导的精神结合起来――会很有效。正如我在第三章提到过的，美国一半以上的医学院现在开设了精神与健康的课程。根据《新闻周刊》（Newsweek）的报道，“72%的美国人说他们喜欢和自己的医生谈论信仰的问题。”这就是为什么一些医生甚至开始对病人的精神状况进行记录的原因之一。这当然是一个微妙的话题。但是正如杜克大学教授哈罗德・科尼格（HaroldKoenig）接受《宗教新闻服务》（ReligionNewsService）采访时说的，“我们现在和20年前的处境一样，那时医生要对病人的性生活做记录。”科尼格估计，5%到10%的美国医生都对病人进行了各种形式的精神状况调查记录。像叙述医学，这种精神与健康疗法的兴起，在医学领域是一种大规模的趋势，它把每一个病人看作是一个完整的人，而不是一种特殊疾病的载体。
  另一个开始重视精神力量的领域是商业。如果概念时代到处充斥着后物质主义价值观，那么对精神的追求就会更加有意义，很多人将会花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来满足精神需求。
  五年前，南加州大学（UniversityofSouthernCalifornia）马歇尔商学院（MarshallSchoolofBusiness）教授伊恩・米特罗夫(IanMitroff)和咨询顾问伊丽莎白・登顿（ElizabethDenton）发表了一篇报道，名为《美国公司的精神审查》（ASpiritualAuditofCorporateAmerica）。该报告采访了将近100位公司主管关于精神力量对工作的影响后，得出了一些令人惊奇的结论。大多数主管对精神性的定义差不多――并不是指宗教，而是作为“寻找生命目的和意义的基本欲望”。而且很多主管十分担心工作中体现的的语言可能会冒犯宗教信仰多样化的员工，因此他们尽量避免和员工谈论这样的话题。米特罗夫和登顿同时发现，雇员们其实很渴望将他们的精神价值（体现整个人的价值而不是自身的某种功能）融入到工作中，但是往往不能达成所愿。读了这份报告，你几乎能看到一股对精神力量渴求的洪流在公司总部外边就被阻挡住了。于是有人抱怨：如果这股精神的洪流早被释放的话，公司将会发展得更好。米特罗夫和登顿也发现，重视精神力量并将其和公司目标结合起来的公司业绩胜过那些不注重精神力量的公司。换句话说，将精神力量运用于工作场所并不会使公司脱离自己的目标，而会更有利于公司实现自己的目标。
  越来越多的公司认识到了这点，我们也能看到，人们越来越重视工作中的精神需求――个人从工作中获得的精神满足同他获得的薪水一样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