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对隐私

就是那么一种陌生的感觉。
    回到北京以后，我什么都不想做。回想发生的这一切，我几乎觉得我没有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我回来以后的第一个月，正好赶上捐款，我只给我自己留下几十块钱，我觉得够活了。就像我在电话里跟你说的，受欺骗、受伤害、被愚弄……还要面对周围不知真情的人们，我都要一个人来扛着。凭什么？我是爱她，可是离婚不是我的错呀！
    说真话我不希望她跟那个男孩，他们不合适，他承担不了她的生活。可是我记得在西安她跟我说：“文玉，我不跟他我跟谁呀？谁还会要我？”
    刚刚离婚的时候，我还有个盼头，可是从西安回来之后，我知道了什么叫做孤独。我举一个例子。我很怕过节，任何节日，只要是放假的，我就害怕，就连星期六和星期日，因为那时候就剩下我一个人了。也不想看到电视上有两个人亲亲热热的镜头，也不想见同学和朋友，所有幸福美满的我都不愿意看见，甚至于憎恨。所以我稳定下来之后，我觉得像我们这一类人是很危险的，自己受到伤害、心理负担重还不说，时间长了就变成特别有报复心。我就有过。那段时间我甚至想过去破坏别人的家庭，当一次第三者，让别人也尝尝我这个滋味儿。而且我还想过到一个人多的广场去搞一次爆炸，那种阴谋、破坏我全想到过。真的，我觉得这是一个极为不安定的人群。我们自己承担了太多的东西，一旦承担不了怎么办？幸福与快乐可以和别人分享，但是痛苦和伤害只有亲身经历的人才会有体会，这样的人才能在一起沟通和相互理解。也许这样我们还可以更快地走出来。
    现在我坐在这儿，好像已经平静下来了，其实我自己知道还没有。这种阴影一旦留下就很难抹掉。所以我特别希望你能有一天把我们这些人组织起来，或者我们这些人怎么能成立一个什么协会，我们互相帮助，因为从我的亲身经历来讲，我知道这部分人是社会的一个不安定因素，可是现在并没有人认识到这种破坏性有多大。而且，我自己就是通过一个痛苦的过程才产生今天这种认识，这种人的破坏性经过正确的引导是可以转变成一种同样大的建设性。我真的希望你能做这件事。
    面对文玉的热切，沉默的是我。他不是第一个提出这样的问题的受访者，我相信也不会是最后一个。然而我仅仅就是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记者，我深感自己的力不从心。我不可能告诉文玉，像他这样的一大批人，几乎永远没有可能成为媒体关注的主要部分，因为他们是一个不容质疑的“弱势群体”，尽管他们迫切地希冀或者说乞求社会的关心和帮助。没有受到过伤害的人永远认为受伤者的痛苦是不正常的，所以我才会听到有人说：“安顿采访的人都是有病的人。”甚至也由此认为我是一个心理不健康的女人。我从无从解释到现在终于不屑于去解释，同样经历了一个痛苦的过程。我不可能对文玉讲出这一切。我的眼泪聚合在眼里，心理充满了委屈。也许在采访过程中出现这样的感受太过于女性，在我，这是第一次。我们对视了很久，我告诉文玉，只要有一丝可能，我会坚持我现在正在做的这件事，会一直做下去，只要还有人需要我做。
    有时候，我们需要的就是一双倾听的耳朵、一双诚恳的眼睛和一颗善良的心。我一直觉得受过伤害的人比一直顺利的人更懂得贡献，因为他们从痛苦中走出来，他们曾经获得别人的帮助，所以他们更明白应该怎样帮助别人，我觉得我们可以比那些幸福的人做得更好。
    我不知道该对文玉讲些什么，采访的艰难、写作的辛苦以及周围的各式各样的嘲讽，都不可能告诉他。甚至久而久之我已经在享受由此带来的一系列感觉，好的、坏的，都使我的生命和内心世界变得饱满，饱满到没有语言可以表达。我岔开了话题，问到他前妻的近况。文玉又有些黯然。
    她已经结婚了，就是跟那个男孩。她没有办法，回到了她原来那个工厂，靠的是她父亲的关系。她家已经不跟她来往了，而且她家里拒绝接纳她现在的丈夫。他们收入不高，过得很拮据。她曾经来跟我要她冬天的衣服，我没有给，可能就是我狭隘吧。我总是想着十九岁那年她刚刚做完宫外孕手术、见到我就扑到我怀里，她一心一意地跟着我，满眼里只有我，那时候我就发誓要一辈子对她好，可是现在，我做不到了。
    我的屋子里还跟从前我们没曼离婚的时候一样，家具、照片、随手用的东西，都没有变。也许有一天我会改变，但是不是现在。
    文玉离开报社的时候，犹豫再三，终于给我留下一个呼机号。他说：“如果我的口述发表了，有人与我有同感，愿意跟我联系，你就告诉他这个呼机号，我非常希望能帮你做些什么，能帮别人做些什么。人在被需要的时候才会有幸福感。”
    我送他到楼梯口，他似乎想起了什么似的，深深地看我一眼，然后说：“你一定想办法别让人看出她是谁。”
 第十六章 什么都没有了还要替他还钱
    ——纯真是一份易逝的情怀
    采访时间：1998年1月13日9：00AM
    采访地点：《北京青年报·青年周未》办公室
    姓名：松雨
    性别：女
    年龄：3l岁
    北京某大学计算机专业本科毕业，结婚后供职于石家在某公司，93年到广州一家公司工作，曾旺该公司副总经理，97年回北京，现在一家工厂任厂长。
    到现在回忆起来，他到底哪一点吸引我连我自己都找不到——我问了一句平时想也不敢想的话：“你是不是在外面有别人了？”他说“是的”。我真的是五雷轰顶——我大概就是从这个时候才开始懂得要善待自己——说实话我也很失落，我怎么就会败给一个这样的女人？一一我怎么也不能相信，10年的感情怎么会变成这样急不可待地分手、喜形于色地等待离婚——两个人像演戏一样，就“一切符合法律程序，婚姻宣布结束”了——有一个人在旁边关心着我的时候，我才感觉到这些年我真的很孤单——我就这么走了。他从此就消失了
    1998年1月10日，我收到这样一封信：
    安顿：
    您好！
    压抑了大久，总想能找个人说说。从广州回到北京，却发现自己在故乡也是个陌生人。
    每次读您的采访，都助长了与您谈谈的欲望。
    在广州整整三年，经历了太多大多。本想回北京疗伤，谁知又添新创。我真看不懂、也想不明白现在这个世界及男人。
    从96年9月起，我的生活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在物质上，我一无所有，精神上更是伤痕累累。有时若不是看在年迈父母的份上，我真想离开这个世界。但我必须要活下去！
    希望您听听我的诉说。谢谢！
    松雨
    97.12.16
    我立即依照她留下的电话找了她。电话里她说她已经过了30岁，离婚了，没有孩子。在广州工作了一段时间，现在在一家眼镜店当“店长”，她不喜欢这份工作，但是为了生存不得不如此。
    1月13日上午，松雨很准时地来了。高个子，长相一般，皮肤非常白，笑的时候有一点羞涩。如果不是因为事先知道一些她的个人情况，我不会认为她是一个曾经“闯荡江湖”的女人。
    各自落座之后，她没有马上开口说话，而是迅速地站起来走向她放在另外一张椅子上的皮包，同时她的眼泪已经流了满险。她蒙出的是厚厚一叠纸巾。这时我才发现松雨的眼睛很红，绝对不是眼前的泪水留下的印迹。找没敢问她，前一天晚上我们放下电话之后，她是不是哭过。
    我想过好长时间，不知道说什么，因为我的这些事情简直是太多了。
    松雨的声音哽住了一会儿。
    我也奇怪我怎么会这样，挺没出息的啊。我看你的文章也很多了，我最看重的一点就是你从来不置可否，不说“是”和“不是”。
    刚一开始，我也跟别人一样，他是我的大学同学，是初恋。到现在回忆起来，他到底哪一点吸引我连我自己都找不到。但是这件事伤得我太深了……
    每一次面对一个才刚刚认识就在我面前哭泣的人，我都不知道该怎样安慰她。我只是一味他说我有的是耐心，请她慢慢地平静下来、慢慢他讲。我知道每一个哭泣的故事都会令人心痛、都绵延在心底，挥之不去。
    其实我一直在写一些东西，因为我不想太让别人了解我……
    当时那种感觉可能跟任何一个初恋的女孩子一样，什么也不顾，毕业的时候就舍弃了北京，到了石家在。他分配在公安厅的机要处做计算机，我在一个公司做管理。这样的生活过了几年，应该还算美好。他有一个弱点就是不能控制自己。别人说喝酒，他就一直喝到吐血；打牌，别人不说散，他就一直玩儿下去，一连两夜不回家。没有房子，随着他搬家……后来他单位分了一间很小的房子、他更多地去玩儿、我更多地一个人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