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烟云

才见花开春暖，又早寒冻腊月，转眼间，如白驹过隙般的时光，不觉就溜过了几个年头。这几个年头里，日出日落，风起云收，照样变化着许多人物，演历着不少事情。有的人在叱咤风云，意气风发，有的人却蹉跎岁月，度日如年；有的人发迹了，有的人沉沦了；有的人大难不死，劫后余生，有的人却一劫不复，甚至含冤逝世！尽管千变万化，但有一样没变的就是天下的农民仍然在忍饥挨饿的过着日子。生产队里，集体上下工的梆声每天照样响着，老老少少的社员们闻梆起舞，日出而作。在越来越贫瘠的土地上，他们为了分到半造的口粮，听从队长的排工，机械地去干着田里的各种活儿。他们并不知道除了上下工外，天地间竟发生了许多大大小小的事情。
    自“九大”召开之后，虽然上级提出响亮的口号，一再要求“安定团结”，但文化大革命搞了近四年，上下面的党政领导摊子都一团乱，旧人不去，新人便不能来。曾经被“红卫兵”和其它群众组织定为走资派的，被他们打翻在地，再踏上一脚，可是，却并没有通过合法的组织手续的任免，于是就必须搞“吐故纳新”。毛主席在九大会议上指示：“一个无产阶级的党也要吐故纳新，才能朝气蓬勃。”由此，全国各地就开展整党建党。一方面，开展新的“斗、批、改”运动，通过组织手续，把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揪出来的许多“叛徒”、“特务”、“内奸”、“走资派”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能清除的就清除出去，一时不能清除的就挂起来；另方面，吸收无产阶级的新鲜血液，把大批在文化大革命中造反的头头吸收到无产阶级的先锋组织里面来。
    可是，正在由上而下地进行这一项工作的时候，谁也没有想到，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被党章指定为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接班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副统帅，毛主席的最最亲密的战友，最最紧跟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的党中央副主席林彪，却叛逃出国，在蒙古温都尔汗折戟沉沙，竟成为叛徒。因此，一大批昨天还在文化大革命中紧跟伟大战略部署叱咤风云的“革命”人物，又一下子突然变成了叛徒、特务、修正主义分子和反党集团了。于是，全国上下，犹晴天霹雳，一时乱了方寸。许多每天都在高呼“林副主席永远健康”的造反头头，如遇一盆冷了的臭洗脚水当面泼来，便突然缄口，立即蒙头转向。他们赶快睁大眼睛，挪动脚步，划清界线，并且马上脱掉带湿的衣服，重新梳妆，又迅速把自己的“忠彪”、“敬彪”、“学彪”、“卫彪”等等名字也改了。刹那间，许多造反派的狂热的激情变成了迷惘的冷静，而那些正在清理阶级队伍工作中受到批判、斗争、审查的干部却开始觉得心平气顺。因为，原来这伟大的部署和英明的指挥里竟然也隐藏着阴谋，它被特大的大家预料不到的事件打乱了。最可靠的接班人原来竟是最可恨的敌人，“紧跟”在自己后面的最最亲密的战友，原来却是在背后拿刀随时准备刺杀自己的野心家、阴谋家。那些昨天还说是对的事情，今天突然又不对了。如此颠来倒去，眼前的打打杀杀的许多事情便会令人觉得是非难分而头昏眼花。于是，为清耳目，全国上下不得不立即开展压倒一切的“批林整风”运动。由此，曾经来势汹汹的整党建党的“斗、批、改”运动便中途戛然停止。大家都要“批林”，一时就没有人来批斗他们了！
    既然文化大革命的副统帅是叛徒，那么，这些年来，也就难免被这个副统帅和效忠副统帅学习副统帅的一些人搞乱了部署，制造了许多冤假错案。按照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那些过去曾经被“副统帅”他们要打倒的和打倒了的人便是好人。于是，就要考虑“解放”干部，重申党的干部政策。中央文件指示：“要相信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干部是好的和比较好的。”“要严格区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对一切犯错误的同志，除了极少数屡教不改不可救药的分子之外，不论老干部、新干部，党内的同志、党外的同志，都要按照‘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采取教育为主的方针。”毛主席又英明指示：“象这样只是执行了修正主义路线，犯了严重错误的同志，所在多有，都应解放，给予工作。”
    易志良在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成为公社的“走资派”，后又被检举隐瞒家庭出身，成了混进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曾经被抓起来批斗、管制了三四年之多。接着，在“一打三反”和结合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集团的运动中，又差点儿被公社贫宣队长许载迪诬为参与策划“叛国投敌”事件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受到公社文革领导小组的“通缉”而落魄亡命。一个朝气蓬勃的年青干部，一个什么坏事也没有做过的人，由于“斗争”的需要，竟然无端就变成了“阶级敌人”。一张白纸，被肆意涂上最肮脏的狗屎。此情此境，真是令人身心俱碎！但自“九大”之后，情况便开始有些变化。到了“九大”召开的时候，中国最大的“走资派”已经被打倒，文化大革命的主要目的已经达到，但全国上下却还在为此而狂乱着，并且，由于打击面太大，乱得大有一发不可收拾的趋势。于是，毛主席便在“九大”会上发出指示：“要安定团结，”“多团结一些人好”，“有些地方抓多了人，这个不好；至于犯走资派错误，那更不能抓”。由此，许多在过去“无非是跟着刘少奇那种路线走”的人，经过一场“脱胎换骨”的斗争之后，便不能当作“死不改悔的走资派”那样去对待了。有关组织认为，既然易志良是“跟着走”的人，便是错误路线的执行者，属于“受蒙蔽无罪”；而其它罪状又一时落实不了，就只能按照政策“挂起来”。故“九大”之后，他虽然仍在公社窑厂劳动，却长期没有人再去过问他。及至到了“九·一三”之后，按照“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他属于“犯了错误”的新干部，是团结的对象，应以教育为主。至此，历经五年半的无端磨折，他终于得到了“解放”。当一九七二年的元旦来临的时候，易志良离开了新兴公社窑厂，被安置到县的水库农场去任农场的会计。
    其时，张滔已不幸病逝。张滔因恶毒攻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林副主席，被逮捕后，判处无期徒刑，在监狱服役。那年十月的一天，他在劳动的时候突然感到肚子痛，但身上却没有带药，便坚持捱到放工休息。可是，回到监狱之后，喝了些水，肚子便开始剧疼，吃药也止不了。狱友见他疼得打滚，便连忙告知管教人员。管教人员立即报告值班领导。值班领导带了一个卫生员来看看，此时，只见张滔勾曲着两腿，脸色苍白，大汗淋漓，他正咬紧牙齿在忍受着疼痛。听他哼声低微，卫生员告知值班领导耽误不得，便决定先用三轮车把他送到附近的县人民医院去治疗。县人民医院经过检查，判断他患的是阑尾穿孔弥漫性腹膜炎，急需开刀。但因县医院外科开刀的老刀手是“反动的学术权威”，还在“靠边站”，造反派的新刀手又没有经验，不肯对犯人负此责任，便只得将他转送百多公里外的监狱医院。可不巧监狱仅有的一辆车子刚好又外出去了，于是，一拖就过了半天，张滔开始呕吐和发烧。待车子回来把他送到监狱医院时，他已经高烧休克，不省人事了。最后，因延误时间太长和身体太虚弱的关系，不能耐受手术治疗，终于不治而离开了人世。当陈兰英突然接到张滔的死亡通知书时，犹如一下子坠入了深渊。她没想到张滔一去竟成了永别，心里充满了无限的忧伤和悲哀，睹物思人，哭了几天几夜！
    此时，学校工宣队早已把陈兰英定为地主分子，把她清除出队。张滔死后，陈兰英只身一人，已不能留在学校，便要遣送回农村去。于是，那一年的年底，一个凄冷的上午，学校工宣队派人把她送回岭塘大队。
    腊月天气，日头虽已有半天高了，但仍然寒气飒飒袭人。这一天，社员们忙着给厕所里的粪坑担水。这福源楼的厕所在屋子的西侧另起一栋，一共有十个粪坑，但真正搭了桥板可用来做厕所的却只有一半，其余都空着，用来沤草积肥或堆放鸡粪猪粪。冬种作物就要全面施肥了，每个粪坑都要注满水来沤肥。门前的禾坪上，易凌胜正坐在凳子上，一边给挑水的社员发竹签子，一边翘着双腿在抽烟。太阳晒在他光溜溜的圆头上，闪闪发光。这些年来，他既当翻身楼生产队队长，又兼做记分员和会计，正是大权独揽，说一不二。每当社员集体挑担的时候，他都亲自负责发签。挑一担发一支签，这样，便没有人偷懒，否则，这几个粪坑十天八天也注不满水。别看这些小小的用红纸染过的签子是竹子做的，那些娘们可紧张了，她们当它就是纸币。收工的时候，他就可以收签登记入簿，日后再给她们计算工分。这本工分簿是那些娘们的命脉，只要他掌握了这本簿儿，她们就都象羊羔般的听话。当然，他发签儿既不辛苦，又同样可以拿到最高的工分，并且，有时他还可以坐在凳子上悠哉优哉的抽烟和喝茶。当他正抬起头，色迷迷地欣赏着那些娘们扭捏扭捏的挑担姿势的时候，忽见大队治保主任刘古泉带着陈兰英从田那边走来，便站起身来迎了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