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继刚终于接到军委会命他返回重庆的通知,他和沈光亚从西安搭乘运输机回到重庆。下了飞机后,他们还没来得及喘口气,就被徐永昌派车接回机关开会。
蔡继刚走进会场才被告知,这是一场高级别的战略研讨会,讨论的题目是《国军敌后战场的成败与得失》,由军令部长徐永昌主持会议。
蔡继刚心说,都什么时候了,还有心思开研讨会?这位徐长官倒真是坐得住。
徐永昌是位老资格军人,无论从年龄或资历上都算是蔡继刚的长辈。在20世纪40年代的中国军界,凡是重量级的人物,大部分都有拖着辫子在清朝军队中服役的资历。徐永昌也不例外,他1898年进入武卫左军随营学堂读书时,蔡继刚还没有出生。武卫军的随营学堂相当于现代的初级军校,徐永昌在宣统三年毕业时,授副军校衔,相当于中尉军衔,他见习后被派往武卫左军左路前营左哨做副哨长,这个职务相当于副连长,那年蔡继刚才八岁。凡在军中服役,最重要的是资历,哪个国家的军队都是如此,但中国军队的特点是,只要有了资历,哪怕没有能力也没关系,资历就是一切。
以蔡继刚的眼光看,大清国的军队简直不算军队,一百多年来就没打过任何漂亮仗。它的随营学堂更是个不伦不类的东西,哪里算得上是军校?这种落后的军事教育是时代造成的,对老一代军人当然不可苛求。但可怕的是,在战争中,与我们作战的对象是一支现代化军队,他们的作战能力超过我们几十倍,面对这样的强敌,我们的国力和军人素质本来就处于下风,这还不算,最要命的是,中国军队的指挥权却掌握在这些老军人手里,他们没有受过现代军事教育,头脑僵化,固步自封,完全不懂现代化战争。这些将军有可能人品正派,甚至德高望重,但这些优良品质不应是可以统帅军队的理由。所以,中国军队的指挥体系除了打败仗,不可能有任何作为。
徐永昌对蔡继刚一直很客气,他当着别人的面总是称蔡继刚的字“云鹤”,而单独相处时,则亲切地称他为“小蔡”,这很能表现出老一代军人虚怀若谷的气度。
徐永昌一见蔡继刚就大声说:“云鹤,你来得正好,都说你有战略思维,又有美国军校的背景,大家都等着听你的高见呢。”
蔡继刚发现,与会者多数都认识,这些人虽然都佩着将官军衔,但大部分不是独当一面的军事主官,而是各战区司令部的高参、高级幕僚之类的将官,这类人从没带过兵,更无实战经验,但纸上谈兵却都头头是道。
蔡继刚站起来向大家敬礼道:“对不起,各位长官,我刚从前线回来,没有准备,只是看了看今天讨论的题目,既然徐长官点了我的将,那就恭敬不如从命,我就这个题目简单谈谈看法。另外,也希望各位长官能和我一起探讨,形成互动,就算观点不能统一也无妨。”
徐永昌插话道:“刚才大家讨论到,此次豫中会战的失利,虽然有敌人力量过于强大,我战区主官指挥失当等原因,但也暴露了我统帅部对广大敌后战场重视不够,只关注正面战场的失误。云鹤,你以为如何?”
蔡继刚坐下说:“我同意这种看法,但需要更正一下,应该说我统帅部在抗战初期,对开辟敌后战场还是相当重视的。1938年第一次南岳军事会议召开时,委座就提出:‘政治重于军事,游击战重于正规战,变敌后方为其前方,用三分之一力量于敌后方。’当时我军滞留在敌后的兵力已达30个师,主要活动在豫北、冀南、冀中、山西太行山和冀察等地;华东的鲁西北、鲁南的泰沂山区、苏北和苏浙赣交界靠近交通线的山区。南岳会议后,我统帅部又向敌后战场陆续增派了30个师,如果加上地方部队,我军在抗战中、前期,留在敌后战场的部队共计超过100万人,这怎么能说不重视呢?”
二战区少将高参彭述桐立刻表示赞同:“我同意云鹤兄的观点,至少我们二战区一直在坚持敌后作战。太原失守后,阎长官将原行政区划分为七个游击区,后调整为六个,分别以卫立煌第14集团军、中共第18集团军和晋绥军为核心,组成南、东、北三路军,分别建立起中条山及吕梁山、太行山、晋西北山区三个战略游击根据地。当时第18集团军只占据了太行山晋冀豫三省交界的一部分,而太行山东南部一直在我们手里。另外,卫立煌部的中条山、太岳山根据地虽属一战区直辖,但也在山西境内。从作战效果上看,战争中、前期我敌后部队的战绩相当突出,中条山根据地曾连续13次抵御住日军的重兵围攻,直到1941年5月才失守。而太行山东南部根据地则一直坚持到1943年才被迫放弃。除此之外,我军控制的还有吕梁山、恒山等根据地……不过,1943年以后,除吕梁山还在坚守外,我军其余的根据地都基本失守。”
来自九战区的少将高参石敬源也发言:“我九战区以大云山、九宫山、岷山、庐山为根据地,在前后三次长沙会战中,协助国军主力将汨罗河南北公路及湖南境内公路全部破坏,使敌人重炮、坦克、卡车等皆不能通行,应该说,九战区的敌后将士在三次长沙会战中功不可没。”
徐永昌插言道:“诸位,我看还是多听听云鹤的分析吧。云鹤啊,我有个问题,现在有这么种说法,到目前为止,整个抗战分为两个战场,我军在正面战场作战抗敌,而敌后战场是中共武装在苦苦支撑,你同意这个观点吗?”
蔡继刚有些踌躇,这个问题比较敏感,鉴于国共两党的紧张关系,怎样说也不会使所有人都满意。政治上的歧见一旦遇到军事问题,就会出现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局面,很少有人会跳出本身的政治立场去考虑问题。
蔡继刚斟酌着词句说:“现在的事实是,在抗战中、前期,国共两党都在敌后致力于建设抗日根据地,但很遗憾,结果却很不一样:我军的敌后根据地,到1943年左右基本上都丧失了,一百万的敌后游击武装也差不多损失殆尽;而共产党的抗日根据地,却扩展到十余省,其武装力量也从最初的几万人,发展到近百万人。这就带来一个问题,同样是开展敌后游击战,同样是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这两者的结局为什么会如此不同?我觉得……这倒是一个可以探讨的话题,如果搞清楚这一点,会对我军当前制订战略战术方案起到一个不错的警示作用。”
“哦,你可以先谈谈自己的看法嘛,对共产党的问题,不要有什么顾虑,我们只谈军事,不谈政治,今天的会议不过是学术性的探讨嘛。”徐永昌鼓励道。
蔡继刚下了决心:“好,那我就斗胆谈谈我的看法。我认为,在坚持敌后游击战方面,我军的战略指导思想有一些失误,虽然蒋委员长在抗战初期就提出过‘游击战高于正规战’的口号,但我各根据地的部队,其主导思想仍然是为正面战场服务,这样必然导致其作战自由度的降低。而与此相反,中共军队却一直在进行‘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他们没有条条框框,也不用执行战区长官部和军委会的命令,所以从策略上就灵活得多,他们拥有很大的作战自由度。”
石敬源说:“云鹤兄,你能不能举几个例子说明一下?”
“好,首先是我军根据地占据的战略位置都很重要,比如第一、二战区的太行山、吕梁山、中条山等,第三战区的天目山,第五战区的大别山,第九战区的大云山、九宫山、岷山、庐山等根据地,都是可攻可守,而且能直接威胁日军交通要道,迫使日军不得不以重兵防守的敏感地区。事实上,日军在占领武汉、广州后就被迫停止了战略进攻,究其原因,与敌后游击战和敌后根据地的牵制作用,有很大关系。”
彭述桐插言道:“这个观点应该没有异议,我战区中条山根据地坚守了四年,长期牵制日军三个师团的兵力,使其无法南下,这是事实。”
蔡继刚继续说:“可话又说回来了,既然我军在敌后的战略布局使敌人很不舒服,如芒在背,那么必然要引来敌人的凶狠报复,加大对我根据地的扫荡力度。这已经形成一种规律,我敌后作战与正面战场配合越多,主动出击的次数越多,招致日军的扫荡也就越多,扫荡的力度也就越大,敌人每报复一次,根据地的面积就缩小一些。这种情况不只是我军,八路军也一样,他们的百团大战也招致了相同的结果。另外,我军在敌后战场的失利,也有其战术不当的原因。以中条山之战为例,日军六个师团、两个混成旅、一个骑兵旅团总计十余万兵力,三面围攻我根据地,而我军是如何迎敌呢?很遗憾,整整七个军被配置在宽170公里、纵深50公里的狭窄区域内,依托天险和工事与敌硬拼,硬是把游击战变成了阵地战,这种打法,不败才怪。我看八路军就吃不了这个亏,人家的战术灵活多变,通常是在敌人重兵围攻下,留少量部队牵制敌人,其主力则跳到外线作战,攻击敌人防守薄弱地区,使敌人主力不得不回援,这种四两拨千斤的战法很有效,敌人的攻势自然会瓦解。中共军队的战术原则是不以一城一地为得失,先是避其锋芒,保存自己,然后是以消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这种战术值得我们借鉴。大家都清楚,日军的兵力有限,他们只能占据主要城镇和铁路沿线,而不可能在广大偏僻乡村派驻部队建立牢固的秩序,所以,只要八路军保存住自己,等日军结束扫荡,返回驻地后,就会卷土重来,这是他们能够坚持下来的重要原因。”
石敬源表示同意:“云鹤兄的分析非常精辟,我认为我军虽然在战略上重视敌后战场,也相应作出了军事部署,但我们对游击战的理解还很不成熟,我想听听云鹤兄对游击战的理解。”
蔡继刚点点头说:“日军的战略是先发制人,以一个工业强国率先进攻一个农业弱国,以图迅速占领大片国土,这样就可以把占领区内的资源转变为正向的战力,以达到以战养战之效果。而游击战的精髓在于阻止敌方利用占领区内的资源,不仅如此,还要最大限度地拖住及消耗敌方的力量,使其正向战力转化为负向战力,把被占领地区变成敌方的巨大负担。因此,在敌后战场上,我军应在战略战术上树立一个原则,首先是保存自己,其次才是消灭敌人,不要在乎歼敌数字的多少,因为歼敌不是目的,只要能达到使敌方战力由正向转为负向之效果,就算是成功的游击战。”
徐永昌问:“云鹤啊,你认为这是共产党在敌后战场成功的原因,那么还有其他原因吗?”
蔡继刚谨慎地回答:“当然还有很多,有些是政治方面的原因,比如共产党在根据地内实行减租减息政策,这应该很受民众拥护,对于农民来说,谁不愿意少交一些租子呢?其实任何政治纲领,都不如多给民众一点好处来得实在,我们的政策在这方面的确是有缺陷,此次豫中会战,河南一些百姓的表现就证实了这个问题。还有一点我本来不想说,但既然是长官问到了,我就谈谈个人看法。我认为,国共两军在敌后的摩擦、交战也是导致敌后战场失利的重要原因。我是个军人,无意评论国共两党在政治方面孰是孰非,因为政治方面的事很难以对错来讨论,不像非黑即白这么简单,若是真想搞清楚,恐怕还得要跳出政治立场的圈子,从传统文化中去寻找答案。我要说的是,如果仅从军事角度看,这种同室操戈的内斗严重损耗了中国的国防资源,将本来就很有限的国防力量,投入到无穷无尽的内斗之中,这无疑加大了战争成本,最大的受益者应该是日本人。”
徐永昌同意道:“是啊,这个问题就不能再深入讨论了,在与共产党的关系上,蒋委员长将来自有打算。”
沈光亚坐在旁听席上写笔记,他对这类军事研讨会非常感兴趣,尤其喜欢听蔡继刚讲战略问题,他的观点通俗易懂,一下子就能抓住事物的本质,他从来不与人辩论,也不强迫别人接受自己的观点,但他却有能力让别人在不知不觉中被征服,这就是蔡继刚的魅力。
散会时,蔡继刚站起来,正准备叫沈副官去安排汽车,却被徐永昌叫住:“云鹤,你留一下,我们单独聊聊。”
“是!”蔡继刚只好又坐下。
下午四点,沈星云搭乘运输机降落在重庆白市驿机场,当她走出机舱时,发现机场上的气氛高度紧张,在跑道、滑行道的两侧,停机坪的周围,到处是用沙包垒成的高射炮炮位,战斗机机群在跑道上频繁起降……
沈星云听同机来的一位空军军官说,最近日本人又加大了对重庆的轰炸力度,有时一天要来两三次,幸亏我们的空军渐渐强大起来,日本轰炸机大部分都被拦截在几百公里以外。
这些情况对沈星云来说不是什么秘密,她甚至知道一些更为机密的事,由于日军增加了空袭次数,陈纳德重新调整了空军兵力的部署,把保卫重庆上空作为一个重点,这几天,中美联合空军会有大批的战斗机被调到重庆附近的几个机场。
其实这才是沈星云到重庆来的目的,自从与蔡继恒在羊街机场分手后,两人就再也没有见过面,只能靠电话和书信联系。战时的电话线路最靠不住,按照战时规定,私人之间的通话是被严格禁止的,但沈星云不管这些,她总是能找到机会,把电话打到衡阳机场和蔡继恒说上几句话。由于两人的恋人关系大家都知道,所以两边机场的通讯兵都给予这对恋人最大照顾,常常违反规定,让他们谈上几分钟。就算如此,靠打电话也很少能联系上,有时沈星云为了找到蔡继恒,需要在电话机旁等一两个小时。对沈星云来说,这段日子太难熬了,她工作之余的全部时间都用在这方面,那种铭心刻骨的思念真让她要发疯了。
沈星云这次来重庆是出公差,这当然是上级长官的照顾。两天以前,罗伯特上校就偷偷向她透露:“密斯沈,鳄鱼所在的中队马上要调往白市驿机场,你去找一下你们的主管,看看有没有需要去重庆办的事,随便什么理由都可以,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沈星云对罗伯特上校千恩万谢,这位上校平时不苟言笑,接人待物一副公事公办的样子,似乎很难接近。其实他是个非常善良的长官,总是能在不经意间给下级很多温暖和帮助。
沈星云工作上的主管比尔医生也表示支持:“密斯沈,我这里有一些学术方面的资料,需要专人送到重庆联合医院,你去一下吧,资料送到以后不必马上回来,你可以休息几天,我会安排人暂时接替你的工作。”
沈星云被感动得几乎流泪,这个集体中充满了友爱和温情,长官们、同事们即使在帮助你、关爱你的时候,也要小心翼翼地给你的自尊心留出足够的空间,对这种关爱,沈星云感到无以回报。
蔡继恒明天才能到重庆,沈星云特地提前了一天,她想和哥哥沈光亚单独谈一谈,他是沈星云唯一的亲人,按照中国传统,长兄如父。她交男友的事不可能瞒着哥哥,而且还要取得哥哥的同意和支持,毕竟这里还有蔡继刚这一层关系。
沈光亚比沈星云大七岁,今年28岁,他们兄妹都是在教会办的孤儿院里长大的。当年他们的父母在一年内先后病故时,沈光亚刚满九岁,妹妹沈星云才两岁,由于父母生前就是虔诚的基督徒,兄妹俩便顺理成章地被教会所领养。
沈光亚在1931年他17岁时报考了中央军校,虽然那时陆军军官学校已从广州黄埔岛迁至南京,正式改称为中央陆军军官学校,但从习惯上,仍然被称作黄埔九期生。沈光亚军校毕业后被分配到陆军第88师任少尉排长。陆军第88师是抗战前中国军队仅有的三个德械师之一,其装备和战斗力强于一般中央军部队。在1937年底的南京保卫战中,88师坚守雨花台与中华门附近城垣,沈光亚当时已升任连长,他在防守雨花台阵地时左臂中弹,被及时送往后方医院。后来他听说,第88师几乎全军覆没,从下关码头渡江突围的仅有四五百人。
沈光亚伤愈后落了残疾,他的左臂虽然保住了,但只能略微弯曲,而无法用力,他的身体状况已经不适合在作战部队服役。在老师长孙元良的关照下,沈光亚被调到军委会当了个坐机关的参谋。
1942年,蔡继刚被调到军委会任少将督战官,按照他的级别,应该配一名副官跟随其左右,于是军委会办公厅推荐了沈光亚。
蔡继刚第一次见到沈光亚时,一眼就发现他左臂有残疾,去前线督战是个苦差事,怎么能带个残疾人呢?于是蔡继刚便打算让办公厅换人。但沈光亚不想放过这个机会,他对蔡继刚说:“长官,你需要的不是带兵打仗的军官,而是一个合格的副官,我可以向你保证,我正是你需要的人。”
蔡继刚上下打量着他,奇怪地问:“为什么?说说你的理由。”
沈光亚不卑不亢地回答:“因为我忠诚,如果你给我机会,我会证明给你看。”
“你在哪里负的伤?”
“南京保卫战,雨花台阵地。”
“哦,是孙元良的88师?”
“是88师,长官。我伤愈后是孙长官安排我进的军委会,但我不喜欢坐机关,做梦都想去前线,请长官考虑我的要求。”
这句话打动了蔡继刚,谁不知道坐机关舒服还没有危险?可沈光亚自愿放弃舒适的工作,主动要求去前线,冲这一点就赢得了蔡继刚的好感和信任,他改了主意,留下了沈光亚。
沈星云找到军委会机关时,徐永昌和蔡继刚正在办公室里谈话,沈光亚照例在外边的会议室里一边等候,一边和徐永昌的副官闲扯。
一个中尉走进会议室,在沈光亚耳边小声说:“沈副官,会客室有人等你。”
“谁会找我呢?”沈光亚嘀咕着来到会客室。“哥!”只见沈星云兴奋地向他扑过来,她用双臂环住哥哥的脖子,整个身子吊在哥哥身上。
沈光亚也很高兴,他拍拍沈星云的后背,慈爱地说:“行了,行了,吊一会儿就行了,我脖子快受不了啦,快下来!”
“哥,我到重庆出差,下飞机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你,所以就来了。你说,你想不想我?”沈星云一见到哥哥就变成了孩子,话也多了起来。
“我也刚从前线回来,下飞机还不到两个小时呢。小云,在前线的日子,我常常想起你,这没办法,我就你一个亲人嘛。”
沈星云四下看看,见会客室里没有别人,便小声说:“哥,有件事要向你汇报,我……我交男朋友了。”
沈光亚不动声色地说:“哦,这是好事啊,这位小伙子是哪里人?”
“哥,你认识他,他是蔡长官的弟弟,叫蔡继恒。”
“什么,蔡继恒?”沈光亚大为惊讶,蔡继恒每次到重庆都要来看望哥哥,沈光亚自然少不了要打交道,因此和蔡继恒也很熟。
“小云,你说的是中美混合团那个飞行员蔡继恒吗?他不是在衡阳机场吗?你怎么会和他认识?”
“就是他,前些日子他暂时调到羊街机场,我们就这么认识了。哥,你不会不同意吧?”沈星云小心翼翼地看着哥哥。
沈光亚摇摇头:“不,怎么会不同意呢?我相信你的眼力。我只是觉得突然,这件事恐怕蔡长官还不知道吧?在前线时我一直和他在一起,他要是知道,会和我提起的。”
“继恒和他哥哥也是很久没见了,再说,他也没觉得这件事有多重要,继恒说,这是我们自己的事,犯不着和别人说。”
沈光亚皱起了眉头:“他是这么说的吗?小云,实话说,这才是我最担心的。在我印象里,这小伙子和他哥哥很不一样,他好像什么都不在乎,有些玩世不恭。你想一想,一个什么都不在乎的人,他会在乎你吗?”
“哥,我们俩好了,这说明他现在很在乎我,这就够了。”
沈光亚瞪起了眼:“什么话?现在在乎你,那将来呢?恋爱结婚是一辈子的事,不是儿戏。”
沈星云低下头,小声说:“我们讨论过这个问题,他说,现在正在打仗,他说不定哪天就……所以,他想不了那么远。哥,我觉得……他说得有道理。”
沈光亚沉默了,他何尝不知道飞行员这一行的危险,可一旦涉及自己妹妹,就难免有些私心,他希望自己的妹夫最好不是军人,比较理想的工作是后方**部门的职员,这样,妹妹的一生才有保障。
沈星云不想使哥哥生气,她鼓足勇气说:“哥,其实爱情没有这么复杂,只要有爱就够了,你不能指望一个人对你说,20年以后我还爱你。这种话恐怕信不得,因为谁也没法把握20年以后的事,包括我自己,我真的不知道,20年后我是否还爱他,这20年中会发生多少事?现在的承诺未必是真诚的。哥,要是连自己都做不到的事,为什么要要求别人做呢?”
沈光亚苦笑道:“你说得有道理,我只是一时转不过弯来。当然了,你自己的事,还是要你自己做主。这个蔡继恒,我虽然不是很了解,但我想应该错不了,因为我那位蔡长官是我非常佩服的人。”
沈星云眉开眼笑地说:“你知道我为什么爱他吗?因为你妹妹眼皮浅,没见过更好的男人,蔡继恒是我所见过的最优秀的男人,所以我不想放过他。”
沈光亚站起来说:“这件事我还是要向蔡长官汇报一下,他还不知道呢。”
“小蔡,此次豫中会战,你从头到尾都经历了,而且还亲自参加了战斗。所以,你应该是最有发言权的人,咱们随便聊一聊,我现在最需要的是真实的、来自第一线的报告。”徐永昌坐在办公桌前,直视着蔡继刚说。
蔡继刚直言不讳道:“长官,我认为前线的情况非常糟糕,这次豫中会战可以说是兵败如山倒。我想,一战区长官指挥不当,他应该承担全部责任!”
“嗯,这些情况我知道,委座不是已经把蒋鼎文撤职了吗?这些就不用说了。小蔡,我只是很奇怪,战争打了快七年了,我们的部队比起民国二十六年战争初期,应该说条件要改善多了,可是,为什么战斗力越来越弱?有的部队和敌人刚一接火就垮了,完全放弃了抵抗。还有的部队甚至出现士兵打死长官,一哄而散的情况。你认为,为什么会出现这些现象?”
“长官,这个问题很复杂,无法一下子说清楚,原因无非是几个方面:首先,黄河防线上几十万部队,与敌对峙三年而无战事,安逸则懈怠,官兵全无斗志,一些长官骄奢淫逸,腐败至极,克扣军饷,盘剥士兵,官兵关系紧张到这种程度,一旦开战,必然会出现士兵调转枪口之事;另外,各部队军纪废弛,在驻地与民争粮,乱派捐税,无偿征用地方劳动力、车辆和牲畜,这样势必造成民怨鼎沸,军民关系紧张,民众仇恨国军甚于日军的局面。长官,军队一旦到了这种地步,就算不是蒋鼎文指挥,换上任何人指挥,结果都一样。”蔡继刚悲愤难平。
徐永昌沉吟道:“军队的腐败不是从今天才开始的,委座对此也是深恶痛绝,为此没少杀人啊。可有什么办法呢?我想起当年朱元璋整治贪官,手段之恐怖,令人不寒而栗。官员一旦被指控贪污,无需审判即剥皮揎草[1]
,悬皮于亭中,以示警戒。朱元璋才不管什么法不责众,对贪官是有一个杀一个,决不姑息,直杀得人头滚滚,血流成河,可贪官们照样如长江之浪,前仆后继。小蔡,我们是满身伤痕从五千年历史中走过来的民族,回首历史,我们没有退路;展望未来,则前路茫茫,风雨如磐啊!国家的命运、民族的未来究竟在何方?谁都知道,战争终归要结束,可战后我们又该如何治理这个国家?说真的,我不知道,我看蒋公心里也未必清楚,中国的事,真的很难办啊。”
蔡继刚索性一吐为快:“长官,的确很难办,可是我们总要做点什么,有些事情并不是不可逆转的,我们完全可以通过运作去改善。譬如国家和民众的关系,就很能说明问题,**要求民众爱国,却只是要求民众单方面付出,很少会考虑民众的诉求。关键在于,你要民众去流血牺牲保卫国家,就必须给民众一个理由,我为什么要这样做?”
徐永昌打断他的话:“好,那么现在假定你有权代表国家讲话,你会给民众什么样的理由?”
蔡继刚苦笑道:“尽管这种假定不可能成立,但我仍然愿意模拟一下,我会告诉民众:如果你保卫了这个国家,那么国家将给你如下承诺,你会在这块土地上安居乐业,愉快地生活。你将不受欺凌,免除饥寒,享受一个公民应有的权利,那就是自由、平等、尊严和公正……”
徐永昌大笑:“小蔡,你还真是个理想主义者,这种乌托邦我当然也很喜欢,可惜啊,离现实太远,至少在中国是行不通的。咱们举个例子吧,拿征兵这件事来说,如果我们给民众以选择,完全凭自愿当兵,你觉得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
蔡继刚想了想,承认道:“恐怕自愿当兵的人不会太多。”
“是啊,指望民众自愿是不可能的,可国家确实需要兵员,否则就会亡国,那怎么办?看来也只好强迫了,不管你愿意不愿意,你必须去!就是抓也要把你抓去,这么大一个国家,这么多的人口,想让每一个人都自觉自愿,心情舒畅,那是不可能的。所以说,独裁也罢,集权也罢,这是中国现阶段历史的必然产物,即使是蒋委员长也无法超越历史。”
蔡继刚叹了口气:“长官说得有道理,但这只是站在**的角度看问题,其实你说中国的事难办,难在哪里?我看难就难在**和民众都站在各自的角度考虑问题,哪一方也不肯妥协,结果**和民众完全对立,真成了两股道上跑的车,永远合不到一起。于是中国的一切悲剧都由此产生,这是个死结啊。”
徐永昌突然改变了话题:“小蔡,现在是我和你私下谈话,有些话可以直说,不要有顾虑,以你的判断,目前日军的战力是否有衰竭之势?是否还会继续进攻?”
蔡继刚肯定地说:“长官,目前战场态势已经非常清楚了,日军一定会继续进攻,而且战场形势也会进一步恶化,我们应该有所准备。”
“小蔡,你的这个判断根据是什么?”
“豫中会战不过是日军整个计划的第一阶段,其目的是打通平汉线,他们已经做到了。下一步就是打通粤汉线,这毫无疑问。目前驻武汉的日本第11军已得到空前的补充,战力十分强大,完全具备一个方面军的实力,是个令人生畏的战略集团,他们有能力进行大纵深突击。”
徐永昌注视着巨大的中国地图,沉思道:“敌人打通大陆交通线的意图已经是确定无疑了,但这未必是他们的唯一目的。当然,我西南地区的空军基地也是他们的心腹大患。我的问题是,敌人的胃口就这么大吗?这里面是否还隐藏着更为重大的战略意图?”
蔡继刚神色严峻地回答:“长官,卑职认为,他们一定会向重庆出击,以达到一箭三雕之目的,其攻击线是长沙、衡阳、永州、桂林、柳州,然后兵锋转向贵州境内,如果日军主力还有这个力量的话,他们会沿黔桂公路和黔桂铁路向重庆进攻。”
徐永昌猛地回过头问:“你说的‘日军主力还有这个力量的话’,是什么意思?”
“我指的是,就算他们顺利打到贵州境内,很可能进攻势头会出现衰竭迹象,横山勇的第11军虽战力强大,但毕竟兵力有限,攻击线过长,后勤补给一定会出现问题。所以我判断,敌人有可能会在贵州境内的某一个点上停止进攻。”
徐永昌穷追不舍地问:“为什么说‘有可能’?是不是还有另外一种可能?他们的攻势没有出现衰竭?”
“我认为也有这种可能,这取决于我军在每一个防守点上是否竭尽全力抵抗,是否能最大限度地消耗敌人的战力,如果没有这个前提,则结局很难预料。”
徐永昌把手里的红蓝铅笔扔在桌上,目光直视蔡继刚:“小蔡,你是个悲观主义者。当然,我们应该往最坏的可能预测,但我认为,我们可以在湖南境内挡住敌人,我们有三次长沙会战的经验,而且都取得了很大的战果,为什么不能有第四次长沙大捷呢?”
蔡继刚迎住徐永昌的目光,并不退缩:“长官,恕我直言,卑职并不认为有什么三次长沙大捷,那不过是宣传部门夸张的说法,除了鼓舞士气的效果,其他并无意义。事实上,前三次长沙会战,日军之战略意图并非占领长沙,而是守住已占领地区,作有限度进攻,以实现消耗我有生力量,迫使国民**与其和谈之目的。可以这样说,这三次长沙会战,日军的政治目的大于军事目的,但这次就不一样了,从战略意义上,这次日军对长沙是志在必得,也完全有能力拿下长沙,而且最坏的可能是对长沙和衡阳同时展开进攻,我们应该早作准备呀。”
这就是蔡继刚不得志的原因,他从来不会考虑长官的心情,总是直率表达自己的判断,虽然他的判断在事后被多次证实是正确的,但仍然不招长官喜欢。
徐永昌有些不悦:“好了,今天就到这里,你抓紧时间休息几天,然后去九战区长官部报到,至于开战后到哪里督战,先听听薛伯陵的意见。”
“是!”蔡继刚立正道。
几天前,赵湘竹结束采访后回到重庆,当时蔡继刚还在西安,她与蔡继刚通电话时,简单地把蔡继恒交女友的事告诉了他,这时蔡继刚的心思全在战事方面,哪会关注这些小事?蔡继刚心说弟弟交女朋友又不止一个了,这点小事轮不上他操心。
下午,蔡继刚听了沈光亚的汇报才想起这件事,他没想到这么巧,弟弟的女友居然是沈光亚的妹妹。沈副官跟随自己两年了,蔡继刚对他印象很好,他是个忠于职守的军官,不光有实战经验,对参谋业务也很精通,更难得的是,沈光亚一向沉默寡言,为人处世从不张扬,而且口风很紧,是个严加保守秘密的人。军委会是最高军事指挥机关,在这里工作的年轻军官都应该有这种素质。蔡继刚很庆幸当初选择了沈光亚,他没有让自己失望。
赵湘竹也真是个马大哈,这么重要的信息,她在电话里居然没有提起,若不是沈副官主动汇报此事,那就有些失礼了。
回到家,蔡继刚对赵湘竹说:“你安排一下,叫上沈光亚兄妹,大家聚一聚,我这个当大哥的,总要表示关心一下。”
赵湘竹想了想说:“沙坪坝有一家新开张的徽菜馆,据说还不错,我看可以把聚会地点安排在那里。”
蔡继刚立刻否决了她的建议:“湘竹,这样不妥,倒不是钱的问题。你想想,现在还在打仗,后方物资匮乏,大家都在勒紧裤带过日子,**对老百姓实行战时配给政策,连大学教授都在挨饿,我们是不是也要节俭一些?”
赵湘竹有些不以为然:“不至于这么谨慎吧,战争归战争,饭总是要吃的,**的战时配给不过是平价米按人头少量供应,不是也允许市民购买高价的黑市米吗?至于其他的消费,**也没有什么规定,我们去餐馆吃顿饭又违了哪家的法?”
“唉,你怎么不明白我的意思?去餐馆吃顿饭当然不违法,可我们做事最好不要让老百姓戳脊梁骨。你也经常在前方跑新闻,难道就没听过这种说法,‘前方吃紧,后方紧吃’?前方将士在流血牺牲,后方的贪官却在奢华享乐,这就是中国的现实。我蔡继刚虽位卑言轻,惩治不了这些浑蛋,可我洁身自好总能做到吧?”
赵湘竹揶揄道:“嗯,知道啦!蔡继刚先生位卑未敢忘忧国,我这当太太的又岂敢不追随?”
蔡继刚叹了口气说:“我想起几个月前,在街上遇到张恨水先生,他扛着小半袋糙米从《新民报》社里出来,老先生快50岁了,走路一摇三晃,我扶住他问,是不是生病了?张先生说,没事,就是肚里没食,身子有些发软,**配给的平价米不够吃,黑市米又买不起,如今读书人也是斯文扫地啊。湘竹,张先生也是著名的大作家了,连这样的社会名流都在挨饿,我们去餐馆大吃大喝,这好意思吗?”
蔡继刚的一番话,使赵湘竹也有些不好意思了,丈夫的观点她完全认可,当初她之所以爱上蔡继刚,正是因为蔡继刚身上的那种正义感。
赵湘竹温柔地笑了笑:“好了,好了,我的夫君,我听你的还不行吗?我只不过是有些别扭,怎么我们每次争论,都是我认输呢?虽然事实证明你是对的,但我仍然觉得不服气。”
蔡继刚拉过她的手,合在自己的掌中轻轻说:“湘竹,这是你的优点,你这个人虽然心高气傲,但不管多么不情愿,最终还是会服从真理。”
赵湘竹抽回了手道:“呸!没这么夸自己的,难道你就代表真理?”
重庆人很喜欢泡茶馆,战前重庆的大街小巷到处都是星罗棋布的各色茶馆,几个铜板沏一壶茶就可以在茶馆里泡上一天,这是有闲人最好的去处。可自从战争开始后,重庆遭到多次毁灭性轰炸,市区近一半的建筑被夷为平地,再加上经济恶化,市面萧条,因此大部分的茶馆都倒闭了。
1941年美国参战后,随着美军高级顾问团的进驻,很多美国军事人员或准军事人员也涌进重庆,这其中有美国陆军第14航空队的空、地勤人员,代表美国**负责分配管理《租借法案》物资的工作人员,军火工厂的工程技术人员,以及大量美国和盟国的新闻记者、独立撰稿人、专栏作家……这些高鼻子、白皮肤的洋人大量涌入,使重庆传统的生活方式及消费方式发生了很大变化,于是街上出现了许多西餐厅、咖啡馆、酒吧和舞厅,每到夜晚便是一片熙熙攘攘、灯红酒绿的繁荣景象,这些表面的繁荣倒也符合重庆作为陪都的形象。
赵湘竹由于职业关系,对重庆的茶馆和咖啡馆都很熟悉,新闻记者为了抓新闻,需要和各色人等打交道,一般都选择在茶馆或咖啡馆见面,这个叫作“比弗利山庄”的咖啡馆是赵湘竹经常来的地方。
咖啡馆的老板是个上海人,他很懂得生意经,根本不屑做本地人的生意,本地人连饭都吃不饱,哪还有钱进咖啡馆?只有做美国人的生意才有钱赚,那些远离家乡的美国男人总要有个地方打发闲余时间,他们需要的是女人、美酒和咖啡。
赵湘竹带着一行人走进“比弗利山庄”时,营业厅的座位上已经坐满了顾客,幸亏赵湘竹提前打电话预订了座位,不然还需要排队等座位。
蔡继刚兄弟和沈光亚都特意换了便装,赵湘竹和沈星云略施粉黛,穿着朴素的裙子和平底鞋,五个人坐在营业厅的一个角落里,不太引人注意。
蔡继刚一坐下就皱起了眉头,他从来没进过这类场所,所以对这种环境缺乏了解,这家咖啡馆的内装修显得富丽堂皇,地板、护壁板和桌椅是樱桃木的,吧台的台面是大理石的,处处都显出一种奢华气。蔡继刚在美国生活多年,他知道这种木材的主要产地,是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弗吉尼亚及纽约州,这位老板可真是神通广大,他是从哪里搞到的这些木材?不仅是室内装潢,就连餐具、酒具以及各种品牌、各种窖藏年代的酒也全部是外国货。蔡继刚想,在海路和陆路被封锁的情况下,这些奢侈品唯一可能的通道,就是从那条充满凶险的“驼峰航线”运抵重庆的。
蔡继刚有些后悔,早知如此,他无论如何不会来这里。赵湘竹看出了他的心思,便安慰道:“继刚,咱们既然来了,也不好马上就走,还是坐一坐,我们早点走就是了。”
蔡继恒是下午才在白市驿机场落地,然后请了假赶到这里。他从羊街机场返回衡阳后,被提升为第五大队八中队的中队长,这些天的作战任务很繁重,有时每天要起飞两三次,每当机群落地,飞行员们只在停机坪旁的休息室里歇口气,地勤人员争分夺秒地给飞机加油载弹,这些工作一旦完成后,机群又立即起飞。就在昨天夜里,蔡继恒还带领八中队飞了一次夜航,去袭击武汉的一座日军机场,他们把18架零式机摧毁在地面上,还击中了机场油库,引起熊熊大火。全中队返航时已经是黎明了,飞行员们只休息了几个小时,今天下午又转场到了重庆,实在是太辛苦,蔡继恒疲倦得连话都不想说,他只想睡觉。
蔡继刚为每个人要了咖啡,便进入开场白:“诸位,今天是我提议大家聚一聚,首先要祝贺一下我弟弟继恒与沈小姐结成一种新的关系,这仅仅是个开始,至于将来两人能否走到一起,这还需要双方的努力。我认为,一对恋人的结合,双方的地位、家庭、经济状况都不重要,最最重要的是什么?我看是缘分。缘分这种东西说不清,道不明,你无法用语言把它表达清楚,但它确实是存在的。缘分往往与命运紧密相连,它看似偶然,实际上却是一种必然,是命里固有的东西,西方有句谚语说得好,是你的,早晚是你的,不是你的,得到了也会失去。这就是对命运、对缘分最好的解释。男女之间由于缘分走到一起,有了感情后,还需要努力经营这段感情,至于如何经营才能修成正果,这需要考验男女双方的智慧,幸福终归会眷顾那些有智慧的人。”
赵湘竹笑道:“继恒啊,你听听,你哥在变相夸自己,他把我娶到手就是修成正果,这证明他很有智慧。”
蔡继恒回答:“姐,应该说你有智慧,能不动声色地把我哥这条大鱼钓到手的人,一定是个高手。”
“呸!他算什么大鱼?那是我一时糊涂,当时他就是个小中校,连个团长还没混上。继恒啊,姐当时一定是鬼迷心窍了。”
沈星云轻声对蔡继刚说:“大哥,我喜欢你的祝福,很别开生面,我会牢牢记住的,谢谢大哥。”
沈光亚也表示:“谢谢长官,我妹妹的事有长官做主,我很放心。我跟随长官两年了,长官的言传身教,使我受益匪浅,这是我的心里话。你不仅是我的长官,也是我的兄长和最佩服的人,我沈光亚愿意永远追随长官!”
“沈副官,你就不想对我说点什么吗?”蔡继恒微笑着望着沈光亚。
“我当然有话说。”沈光亚直率地说,“继恒,虽然你哥哥是我的长官,我尊重他,但是对你,我并不是很了解。我只知道你是个优秀的飞行员,其余的譬如性格、人品、生活习惯、个人爱好,尤其是对婚姻的态度,对家庭的责任,这些我都不清楚。我只想告诉你一句话,希望你能善待我妹妹,她是我唯一的亲人,我对妹妹永远负有保护的责任。”
沈星云不满地说:“哥,你干吗这么严肃?就像是在谈判。”
蔡继恒笑笑回答:“沈副官,我听懂了,你是在警告我,永远也不要欺负你妹妹,因为她身后有一个强有力的保护者,是这样吧?”
沈光亚郑重地点点头:“你可以这么理解,我是说话算话的。”
蔡继恒对沈星云开玩笑地说:“星云,你哥好吓人啊,他大概认为感情都是吓出来的……好吧,沈副官,我可以作出承诺,你听好,我,蔡继恒,会像一个正派人那样,以一种平等的关系去处理感情问题,我会用行动去解除你对妹妹的保护之责,因为保护自己的女友或妻子,本来就是我的责任,我不需要别人插手,哪怕是我女友的哥哥也不行!”
沈光亚的脸上露出一丝笑容:“好,这句话尽管有些不客气,但我基本认可,我会一直关注你的。继恒,咖啡这东西不是咱们军人喝的,我们来瓶酒怎么样?”
“此话正合我意,那就来瓶爱尔兰威士忌,我付账!”
赵湘竹急了:“继恒,你怎么说着说着就要喝酒?还是烈性酒,这是什么地方?不行……”
蔡继刚慢悠悠地说:“湘竹,让他们喝嘛,这是我第一次看沈副官主动要酒喝,好啊,今天我高兴,也陪你们喝一点。”
沈星云说:“哥哥,继恒,你们喝酒可以,但不许怄气,大家高高兴兴的,好吗?”
侍者送上一瓶爱尔兰威士忌,把酒依次斟入杯中。
蔡继恒举起酒杯说:“沈副官……不,你是星云的哥哥,我也该叫你大哥。来,大哥,咱们干一个!”
两人都把杯中酒一饮而尽。
沈星云这才松了一口气,这两个男人都极有个性,都是她生命中最重要的人,也是最亲近的人,她非常希望他们能和睦相处。
一阵喧闹声从邻桌那边传来,那是两个身材高大的美军中尉,从他们的军装和臂章上看,应该属于陆军航空队的军官,他们身边还有****陪酒女郎。这四个人酒喝得多了,那两个美国军官开始还比较斯文,说话时尽量控制着音量,对陪酒女郎也保持着彬彬有礼的风度,但随着酒精摄入量的增加,他们说话的声音越来越大,行为上也越加放肆,一个满脸雀斑的军官干脆把陪酒女郎抱上自己的大腿,一手拿酒杯往女人嘴里灌酒,另一只手在女人的胸部搓揉着……
赵湘竹和沈星云都有些难堪地扭过脸去。
赵湘竹叹了口气,对蔡继刚说:“唉,这两位军官闹得有些过分了,他们也是受过教育的人,在公共场合这么闹,也太不检点了。”
沈星云扭头看了看说:“这两个军官都是14航空队的飞行员,我见过他们,只是没有打过交道。这些美国飞行员大部分都是很好的人,他们有教养,对女人也很尊重。但也有少数人喜欢酗酒,平时也许很正常,一喝了酒就会闹事。姐,咱们不看他就是了。”
蔡继恒眯缝起眼睛注视着那两位军官,他一眼就能看出来,这两位军官都是轰炸机飞行员,因为他们的个子比较高。战斗机飞行员由于座舱空间有限,一般都挑选中等身高的人,而轰炸机乘员则没有身高问题。一般来说,凡是飞行员,身上总有一些特殊的东西,同行之间一眼就能认出来。
蔡继恒之所以关注,是因为他们正在大声用英语谈论黑格尔有关历史哲学的话题。
一个留着长鬓角、脸型很窄的军官在侃侃而谈:“黑格尔在《历史哲学》[2]
中提到,人类文化的发展是分阶段的,中亚文化代表了人类文化的少年时期,人类文明最早在那里发源。希腊文化则是青年,表现出生机勃勃的活力。罗马文化是壮年,而日耳曼文化是成熟理性的老年……”
他的同伴插话道:“那么,中国文化是什么呢?”
那个雀斑脸军官紧搂着陪酒女郎,伸出半截小拇指说:“是这个,黑格尔认为,中国文化是幼年。这是黑格尔仔细阅读了当时他所能搜集到的全部有关中国的文字,才得出的结论。他认为,造成中国落后的原因是中国人内在精神的黑暗,中国是一片还没有被人类精神之光照亮的土地。在中国,理性与自由的太阳还没有升起,人还没有摆脱原始的、自然的愚昧状态,凡属于精神的东西都离它很远。中国的历史从本质上看是没有历史的,它只是君主覆灭的一再重复而已,任何进步都不可能从中产生,千百年来在这片广阔的土地上重复着**的毁灭,而又在本质上毫无变化。”
蔡继恒轻轻对蔡继刚说:“哥,那俩小子在讨论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呢,你听见了吗?”
蔡继刚不动声色地说:“听到了,我读过《历史哲学》,依我看,黑格尔有关中国的论述虽然有偏见,但在很多方面倒也是事实。”
蔡继恒脸色变得阴沉起来:“这些问题在学术讨论时怎么谈论都不为过,可这两个小子在中国的土地上,一边搂着中国姑娘,一边说什么‘中国是一片还没有被人类精神之光照亮的土地’,这就有点挑衅的意味了。妈的,他一个开飞机的也要卖弄一下历史?我这学历史的还没说话呢。难道黑格尔的结论就是金科玉律?他根本没到过中国,手里的资料大部分来自马戛尔尼[3]
,这位勋爵1792年作为英国特使拜见过乾隆皇帝,顺便在中国走马观花看了看,于是就成了中国问题专家,可那是一百五十多年前的乾隆时代,拿十八世纪的中国社会作为论据,来证明今天中国社会的落后和愚昧,这不是胡说八道吗?”
沈星云说:“这是西方人的偏见,而且带有强烈的种族优越感,历史在发展,如果今天的中国还像黑格尔说的‘中国文化是人类文化的幼年时期’,那我们还有什么必要进行这场战争?大家都去当亡国奴好了。”
“嘘!别说话。”赵湘竹又犯了职业习惯,她在仔细听着那两位美国军官的议论。
“汤姆,黄猴子[4]
虽然可恶,但他们的战斗力还是令人称道的,相比之下,中国军队的表现就太糟糕了,他们唯一的长处,就是逃跑的速度令人惊讶,这是我亲眼看到的,就在上个月,当日本人突破黄河防线时,我在空中看到,中国的几十万大军就像雪崩一样令人震撼,他们几乎不作任何抵抗,只是像蚁群似的四处逃散,那些小甲虫一样的日本坦克在后面拼命追,可怎么也追不上……”
两个美国军官爆发出一阵大笑。
那个叫汤姆的窄脸中尉已经喝得口齿不清了,他大声喊道:“这哪里是什么军……军队?这是一……一群猪,一群任人……宰杀的猪……我们给的……战争物资……全他妈的喂了猪……上帝啊,这是我们美国……纳税人的钱啊,就……就这么喂猪了……”
蔡继恒的脸色铁青起来,他“砰”的一声把酒杯重重顿在桌上,猛地站起身,走到那位窄脸中尉面前低吼道:“浑蛋,你说谁是猪?你敢再说一遍!”
雀斑脸军官推开怀里的陪酒女郎,站起来打量着蔡继恒,挑衅地说:“哦,总算遇见个懂英语的中国人,小子,我不认识你,希望你滚得远远的,别让我再看见你!”
蔡继恒叉开双腿,双手自然下垂于腿侧,他冷冷地说:“中尉,你污辱了中国军人,同时也冒犯了我,现在你必须道歉!我给你一分钟考虑时间。”
窄脸中尉笑了起来:“小子,想打架?你行吗?中国人要是真有这份勇气,也不会在战场上一败涂地……”
他的话还没说完,下颚就挨了蔡继恒重重一记勾拳,窄脸中尉被打出两米远,仰面跌倒……蔡继恒转身想再对付那个雀斑脸,却没想到对方居然是个拳击老手,他被雀斑脸一个直拳击中脸部,蔡继恒身子向后腾空而起,砸在一张餐桌上,“哗啦”一声,餐桌被砸塌,桌上的酒具、餐具撒了一地。
沈光亚大怒,他扑过去,一个侧踢正中雀斑脸的下巴,这一脚踢得很重,雀斑脸一头扎在桌面上,把鼻子磕出了血……
这场斗殴惊动了坐在窗前的两个美军士兵,这两位喝得也有些过量,浑身精力无处发泄,正想寻点事干,一见美国军官吃了亏,他们立刻跳了起来,不问青红皂白也加入了打斗。
蔡继恒迎着一个下士虚晃一拳,下士连忙躲闪,哪知道蔡继恒做的是假动作,被他一脚踢在裆下,下士立刻捂住下身,疼得弯下了腰……
那雀斑脸刚刚爬起身来,又一次被沈光亚踹在脸上,雀斑脸的后脑勺再一次和地板接触,发出很大的声响。沈光亚正要转身,却被一个下士抡起椅子砸在后背上,他一头扎进雀斑脸的怀里,把雀斑脸砸得翻了白眼。
蔡继恒和沈光亚以二对四,渐渐有些难以招架……
蔡继刚本来没打算动手,以他的年龄早就没了打架的激情,况且以他将官的身份参加斗殴,这事要是传出去,就算不在乎军纪制裁,也是件很丢面子的事。可是现在情况发生了变化,对方一下子又多出了两个人,他再不出手自己人就要吃亏了。
蔡继刚一口干了杯中酒站了起来,赵湘竹惊恐地拉住他:“继刚,你要干什么?总不会也去打架吧?”
蔡继刚挽起了袖口:“好多年没打架了,我还真有点手痒,继恒和沈副官的格斗技术实在不怎么样,我去帮把手。湘竹,你带星云先走,我们一会儿就回去……”
蔡继刚话还没说完,人已经窜出去了,敏捷得像头豹子。只见他身形一闪,“砰!砰”几声闷响,两个美国人就被放倒在地板上……这一切发生得太快,使人来不及看清他的动作。但蔡继恒是看清楚了,他没想到平时斯文儒雅的大哥居然是个徒手搏击的高手,蔡继刚出拳起腿的动作幅度很小,但出手的爆发力惊人,看样子受过很专业的训练,以40岁的年龄,竟然有如此敏捷的身手,蔡继恒大为惊讶。
双方正打得不可开交,门外突然传来“嘟!嘟”的警哨声,几个戴着白色钢盔,手持警棍的美国宪兵冲进来……
蔡继恒心里暗暗叫苦,今天算是有麻烦了,让宪兵逮住可不是闹着玩的,无论如何要赶快脱身。
他正想着,只听身后“哗啦”一声传来玻璃的破碎声,蔡继恒回头一看,差点惊叫起来,原来是沈星云操起椅子砸碎了消防栓的玻璃,她一把拽出水龙带和高压水枪,很利索地打开开关,手持水枪迎头向宪兵们喷去,几个宪兵猝不及防,被强劲的水柱冲倒,大厅里顿时成了游泳池,几个宪兵挣扎着拼命想从水里爬起来,可还没站稳又被水柱击倒……
蔡继恒等人,包括那几个美国军人全都看傻了,竟呆呆地站在那里望着沈星云发愣。
沈星云一跺脚,用英语大声喊道:“看我干什么?还不快跑!”
雀斑脸最先醒悟过来,他喊了一声:“谢谢!”扭身窜出门去。
蔡继刚也习惯性地喊出一句军事术语:“快!交替掩护,撤!”
这时营业厅里人仰马翻,女人的尖叫声和玻璃器皿的破碎声交织成一片,肇事者混在顾客人群中向门外逃窜,斗殴双方一眨眼都消失得无影无踪。
[1]
“剥皮揎草”是朱元璋惩治贪官的独特手段,即活剥人皮,皮内填草,悬挂于高处示众。
[2]
《历史哲学》是黑格尔晚年于1822至1831年在柏林大学多次讲演的合辑,原题为《哲学的世界历史》。这些文稿集中反映了黑格尔的历史观和对世界历史的看法。《历史哲学》在事实陈述方面最易为人诟病的是他关于东方文明的描述。其原因是黑格尔并没有到过东方,他在准备有关材料时,对东方文化的阅读和消化都不够充分,他所处的那个时代,西方对东方文化还存在普遍偏见,黑格尔也未能免俗。
[3]
马戛尔尼,1792年作为英国访华全权特使,来中国拜见乾隆皇帝,曾著有《乾隆英使觐见记》,书中详细叙述了他在中国期间的见闻与感想,此书一度在西方国家流传,成为当时西方人研究中国社会的主要参考书。
[4]
“黄猴子”是二战中美国军人对日本军人的蔑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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