扶桑镜梦

    就在新门辰五郎向庆喜告警的时候，直秀正笑嘻嘻地带兵进入大坂——辰五郎口中的大坂已经陷落，其实根本就是误传。
    庆应三年（1867年）十月二十四日黎明，尊王军才登陆界港，当日兵临大坂的，不过是前锋数百人而已。就这点人，别说进入百万人口的大坂，其实根本连大坂定番、大坂加番的阻挡都没冲破。
    可当时大坂商人们组建的内应蜂起，市井混乱、人心浮动之下，这才有了大坂已经陷落的谣言。
    当然，当辰五郎向他告警的时候，大坂城代确实已经倒戈了。这样说起来的话，在误打误撞之下，其实庆喜得到的消息也没错。
    可怎么大坂幕兵一日就降服了呢？
    这说起来就话长了。
    因为直秀的乱入，文久三年（1863年）第一次公武合体时，将军家茂、政事总裁庆永并未完全低头。
    当时对外开埠搞得天怒人怨，群情汹涌之下，将军家茂不得不宣布攘夷。可后来他感觉不太对劲，因此在白主强兵的护卫下，他就冲破阻挡跑回江户了。
    实际上，这就表明，德川幕府对攘夷不看好，至于朝廷及诸侯想激进攘夷，那你们就自己玩去吧。
    果然，长州在下关炮击洋船，结果四国联军水师反击，导致毛利家自己反被闹了个灰头土脸。
    之后八月十八日之变发生，朝廷和庆喜一系也跟着放弃了激进攘夷的奢望。
    所以，到了元治元年（1864年）三月，一桥庆喜虽然也就任了“禁里御守卫总督”，但因为江户的强势，“一会桑”其实并不能操控近畿。
    而当年四月“葵祭之变”发生，随着激进攘夷派垂死挣扎的失败，江户幕府再次占据了公武合体的主导地位。
    之后维新派大展拳脚，直到庆应元年（1865年）春，在小栗忠顺提出旗本“原领奉还”，这才导致了幕府内部对维新派的大举反制。
    可即使这样，维新派也是到了今年庆应三年（1867年）才彻底失势：
    当年二月，“一会桑”的首领一桥庆喜，统和御三家中水户、尾张两德川的势力，联络京都公卿和倾向武力攘夷的诸侯，携手幕府老中首座酒井忠绩等保守幕臣发难,一举扳倒了维新派。
    四月初，返回江户的国内事务总裁酒井忠绩，因将军家茂滞留京都而代理幕政，这时他才开始大肆清理维新派幕臣。
    结果，九月十六日，西洋四国联合水军威逼摄海，当时又是一番鸡飞狗跳。
    算起来，如今才十月，离维新派彻底失势不到半年，期间各种破事缠身，因此庆喜的“一会桑”也好，幕府的酒井忠绩一派也罢，哪里有时间彻底整理局势。
    于是，如今的大坂城代就还是常陆国笠间藩主牧野贞利。
    其实牧野这个人选算不错了：
    对庆喜来说，水户和笠间都在常陆国，牧野家坐镇笠间藩也超过百年，因此两边怎么也能套上交情；
    而对酒井忠绩一系来说，元治元年（1864年）牧野家参与围攻了水户天狗党，期间表现积极，这倾向幕府、排斥水户也是理所当然。
    因此，在两边都手忙脚乱的同时，牧野这个大坂城代看着还行，因此居然没被替换。
    可尊王军威逼大坂之后，隐患就暴露了：
    九月西洋四国联合水军威逼，虽然走了，可牧野早就精疲力竭、肝胆俱裂。
    因此他仔细一盘算，觉得还是尊王军赢面大。
    于是他就略作抵
    抗，表示自己也不是干吃饭的，可等到一看直秀开出的条件真不错，牧野就爽快地倒戈了。
    别的不说，牧野的老家，关东笠间藩上下都被勤王军劝的附义了，那他自己还挣扎啥呀。
    当然了，大坂作为商人的城市，各家豪商武装起大量町民起来响应尊王军，这也给牧野带来了极大的压力。
    前有江户无血开城，今有传檄而定大坂！
    两相叠加，于是尊王军的声势一时无两。
    可让京都小朝廷、庆喜一会桑乃至天下诸侯惊讶的是，尊王军底定大坂后，并未乘胜追击。
    在封锁伏见、鸟羽街道后，在直秀带领之下，尊王军竟然开始不务正业起来。
    到底直秀等人在忙于什么呢？
    其实就是两件事：
    一是广邀诸侯上洛共议大政；
    二嘛，则是开船放粮。
    如今尊王军声威赫赫，近畿诸侯早就跑来巴结了，见到直秀如此行事，大家不禁纷纷进言：
    “宜将余勇追穷寇，馆样这是有何深思熟虑啊？
    如果担心手下儿郎折损过多，我们各家可以集兵相助。”
    对此，直秀都是以微微一笑回应：
    “如今全力大举发粮，难道这不好吗？”
    当然好了，之前维新派倒台不过半年，这庆应凶作就闹腾起来。现在勤王军肯大举放粮，这当然再好不过了。
    如果不是这样，近畿诸侯都奸得能骗鬼，如何肯早早站队。
    其实如果不是维新派得力，庆应凶作早在去年就酿成大祸了。可压制了一年后的爆发，这次粮食危机显得更加凶恶。
    而勤王军放粮，那是狡猾的很：
    大坂是定量按人头分配，凭票供应；
    至于商人想倒卖，可以啊，不过你要说清楚，准备卖到哪去？
    如果是近畿御领，那对不起，需要当地代官前来接洽，算好份额之后才能委托商人运输；
    至于是诸侯领地，那空口无凭，得大名亲自出面啊。
    什么信纸，这玩意根本显示不出诚意，正好勤王军运来的粮食不多，等有诚意的买购了再谈好了。
    啥叫凶作，就是大饥荒啊。
    有粮才能救命，因此就算诸侯自己能吃饱，只要不是傻的，那也得乖乖到大坂来低头巴结。
    可到了大坂后，还不肯合签勤王书的诸侯，那肯定是白来一趟啊。
    因此上了贼船后，诸侯那是比直秀“勤王”还着急，尽催着直秀赶紧上洛，别大意之下被对手翻盘。
    翻盘？
    怎么可能！
    直秀胸有成竹，当然不肯鲁莽行事。
    如今马上是席卷天下的底定时刻，手握必胜之法，那还不得可劲地营造声势。
    俗话说的好，过了这个村可就没了这个店！
    诸侯们看劝不动，还慌了一阵，觉得勤王军得意忘形吃枣药丸。可他们随后发现，到大坂的粮船络绎不绝，这才纷纷转而称赞直秀高瞻远瞩：
    只要粮食管够，那还担心啥有的没的。
    就凭能让人吃饱饭，在庆应凶作这个时候，根本就无敌了啊！
    别说勤王军出动了，只要给够粮食，光凭近畿诸侯就能嗷嗷叫地攻下京都！
    虽然奉承听的爽，不过直秀可没昏头，他停留在大坂，除了尽量分化对手和造势外，其实也是在等各方盟
    友上洛。
    说到底，直秀根本不是真的为了中兴幕府，他想搞的是扶桑近代化，因此何必抢这个风头呢。
    于是，尊王军不肯主动进攻，而庆喜派的兵马，在伏见、鸟羽几次被击溃后，京都也老老实实起来——打不过还能怎样？！
    尊王军传檄天下，小朝廷和庆喜一系也玩命地发敕旨请诸侯上洛护驾，因此，愿意蹚浑水的，都陆续上洛。
    直秀的态度很坦然：
    愿意留在大坂的，欢迎；愿意去京都的，也可以，甚至途径大坂附近也成。
    至于可以带多少兵上洛？
    没关系，多少随意。
    可世上哪有傻子，只要是从伏见、鸟羽街道上洛的，都老老实实地把随行兵马控制在两百以内。
    这个是因为，一个是庆应凶作，大家就算想折腾也没那个力气；而另一个的原因，则不说自明：
    别人说啥你都信啊，允许上洛就够可以的了，还敢带大兵走伏见、鸟羽，这不是没事找揍么！
    十一月二十日，名义上的幕臣第一人，政事总裁庆永一行终于到达大坂。
    他这个政事总裁，还真不是维新派自封的，因为大御所家定复出，庆永的役职那是正大光明得来的。
    至于家定，他也跟来了。
    本来，家定这些年过得舒舒服服的，根本不想出面折腾——当将军时他就怠政，后来又轻易让位给家茂，人家根本就不管什么江山社稷，只要自己爽就完了。
    但庆永一席话说服了他出面。
    庆永是怎么说的呢？
    “如今扶桑巨变。大御所您不出面，那风头尽为愚者所得，如此日后恐怕有不忍言之事发生。”
    这句话说的合情合理，庆永说的是，“我没异心，可你不出面，我还风光无限，最后这天下是谁的，那可就不好说了。”
    家定虽然混账，可混账也有个限度啊，因此他就御驾亲征了。
    说起来，勤王军十月二日在水户那珂凑登陆，到当月二十日维新派得到江户臣服，这短短期间就大获全胜，和庆永、家定的关系也很大：
    庆永这人呢，在治政上有些天真，说起来不是枭雄之资。
    但问题是，只要有的选，谁愿意给枭雄当手下啊，不怕狡兔死走狗烹么。
    因此，庆永十月五日入江户城，不久之后幕臣就降服了。
    当时他严辞质问酒井忠绩等人，要求其解释：
    为啥维新派一倒，庆应凶作就爆发了？
    还有为啥同意洋人改税，甚至还要以虾夷地矿产为抵押向洋人大借款。
    这些干的都是什么烂事？！
    说实话，光凭义正言辞，酒井等人怎么肯束手待毙。
    实际上，因为庆永和维新派幕臣的风评不错，所以酒井等人在发现自己亦然众叛亲离后，这才相信了维新派的宽大条件。
    不是庆永这样的老实孩子，恐怕换个人来，酒井就会怀疑诚意，而事情也就不会这么顺利。
    之后，维新派又把大御所家定抬出来作名头，还大肆运粮入江户，这才迅速稳定了人心。
    当然，就算酒井等人挣扎，直秀等人也不在意。
    今年维新派的退让，根本就是挖了坑给对手，通过这次尝试，相信以后都没人敢正面阻挡维新派革新了。
    筹划了这么久，还能让对面的冢中枯骨们起而复生，这不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