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点下的对峙

怎样隐蔽?天安门城楼上的毛主席和其它领导人，怎样才能安全地进入地下通道?
  周恩来反复抻量警报后的五分种。
  如果留有余地，或许只有四分钟、三分钟。
  周恩来苦思苦求着万全之策。
  毛泽东笑笑，解意地说：“如果实在不放心，可不可以放两颗原子弹吓唬吓唬他们呀?让他们也紧张两天，等明白过来，我们的节也过完了。”
  周恩来心头略松，会意地：“放完后，咱们再来个秘而不宣。”
  “对嘛!这就叫‘兵不厌诈’嘛?”
  “主席，您看安排在什么时间比较好?”
  “我看不能早，也不能晚，28、29两天就可以。这事还要和荣臻、爱萍同志商量一下。”
  公元1969年9月28日和29日，美国地震监测站，苏联地震监测中心，以及两国的卫星，几乎同时收到了能量巨大的震动信号。
  他们马上做出了判断：中国成功地进行了第一次地下核试验和高爆核试验。这是有史以来中国进行的第八次、第九次核试验。
  世界上许多国家，特别是美、苏两国，都在焦急地等待着中国公布核试验的消息和有关资料。
  奇怪的是，同前七次试验连篇累牍、热烈庆贺的情形相左，一连几天，中国所有的新闻媒介都悄无声息，对这两次核试验连一条简短的新闻都没有播发，好像这事根本没有发生过。
  外电对此议论纷纷、猜测颇多。其中美联社播发的一篇评论具有广泛的认同性。即：“中国最近进行的两次核试验，不是为了获取某项成果，而是临战前的一种检测手段。”
  10月1日，毛泽东和其它国家领导人登上天安门，检阅了游行队伍。
  当晚，毛泽东、林彪、周恩来等到天安门广场，在人民群众中间席地而坐，兴致勃勃地观看了节日的礼花和五彩缤纷的焰火。
  毛泽东，真乃神人也。
  第十八章
  胡志明临终感叹中苏分裂。周恩来北京机场痛斥柯西金。陈妈妈送三子当
  兵，使肖全夫想起了美国南北战争中的英雄母亲
  一
  北京，中南海西华厅。
  B月23日深夜，周恩来服用了安眠药，正准备入睡。驻越南大使王幼平突然打来紧急电话：越南劳动党主席胡志明心脏病和支气管炎突然加重，卡在噪子眼里的浓痰难以咳出，呼吸极度困难，如今已出现休克现象。
  周恩来立即要通了卫生部长的电话，指示他们马上组派专家医疗组飞赴越南，抢救胡志明。
  安排完后，周恩来放下电话，定定地沉默了好长时间。
  周恩来与胡志明的关系，不仅仅是中、越两国、两党的关系，个人的私交和友情也很深。周恩来年轻时在法国勤工俭学，住在巴黎城南郊意大利广场附近的戈德弗鲁旅馆，在雷诺汽车厂做工认识了胡志明。那时两人志趣相投，危难共度，结下了深厚的友谊。第一次大革命期间，周恩来回国后在广州黄埔军校任职，胡志明也相随来到中国，做了许多工作，还担任过孙中山的苏联顾问鲍罗廷的翻译。周恩来与邓颖超的婚礼，胡志明也参加了。……
  周恩来的忧虑，还有更深一层的原因。
  随着中苏矛盾冲突的不断升级，越南党内出现了两种对立的派别。有的主张倒向苏联，断绝同中国的关系。有的主张依靠中国，疏远苏联。还有的主张等距离外交，多方面的争取外援，等解决了国内酌问题再说。几种努力的对抗日益加剧。正是因为有了德高望重的胡志明的调整抚慰，这种种矛盾才没有激起。一旦胡志明不在了，越南会倒向何方?
  这是压在周恩来心头的又一块巨石。
  25日八时，由李邦琦、王叔成、岳美中等心血管病专家和护士王西明组成的医疗组，乘专机飞往河内。这是中国第二次派出医疗组。第一次是年初，胡志明病情严重，中国曾派出张孝、孙震环、黄挽等中西医专家和翻译张德维组成的医疗组。经过中越两国医务人员几个月的共同努力，到6月初，胡志明的病情明显好转。食欲转佳、体重也有增加。第一医疗组的同志舒了一口气，正欲报请中央批准回国，没想到8月15日，胡志明突患感冒，病情再次恶化。
  26日，第三急救医疗组的专机再次起航，机上五人；陶寿洪、胡旭东大夫，麻醉师高日新，化验员刘占利，护士孔繁英。专机抵河内后，急救组乘车直奔主席府，立即投入紧张的抢救工作。
  27日，胡志明病情继续恶化。专家们会诊后，决定给胡志明输液。然而，这个很普通的医疗意见，却使越南的党政领导人感到为难，这固然是因为病人极度虚弱，担心输液发生意外；其主要原因是因为胡志明怕打针。胡志明的一生几度出生入死，历经坎坷磨难，是一位久经考验的杰出的革命家，然而他却极怕打针。这也可称之谓领袖的弱点吧!
  越南政治局的几位常委在病榻之侧召开了会议；他们望着昏迷不醒的领袖，终于做出了输液的决定。
  护士孔繁英挂好药瓶，排出针管内的气泡，正要进针，胡志明突然睁开了眼睛，孔繁英顿时惊怔住了，几位在场的越南党政要人也屏住了呼吸。
  胡志明极轻的声音问：“你叫什么名字啊?”
  孔繁英望了周围的人一眼，嗫嚅着说：“我叫孔繁英。”
  “你拿着针要做什么呀?”
  孔繁英犹豫了片刻，大着胆子说：“胡主席，为了早些治好病，要给您打针。”
  胡志明眯着眼睛，嘴角挂着笑意：“你不知道我怕打针吗?你想趁我睡着，搞突然袭击呀!”
  在场的人心里都捏着一把汗。
  孔繁英窘迫地撅了撅嘴唇，索性爽快地说：
  “胡主席，这可是集体研究决定的啊!”
  胡志明迟缓的目光，扫视了在场的同志们一眼，他似乎明白了自己病情的严重程度，微微颔首说：“既然是大家决定的，少数服从多数吧!”
  在场的同志顿时松了一口气。
  孔繁英护士却紧张起来，持针的手不停的颤抖，比量了好久也未敢下针。
  “我不怕，你怕什么呀!一针不行，再来一针嘛!”胡志明鼓励着说。
  孔繁英屏住气息，一咬牙，猛然一针扎了下去。
  胡志明一皱眉。引管里见血，成功了。
  在场的几位党政领导人如释重负，纷纷走过来同孔繁英握手，祝贺成功。
  孔繁英只觉身子软软的，好一会儿，才觉出内衣都被汗水濡湿了，冰凉。
  9月1日夜，胡志明病情急转直下，生命恍如一线游丝。鉴于一国元首病危时，该国领导人应守护在侧，外国使节在场有所不便的常理，在此之前，周恩来便电嘱王幼平大使，胡主席病危期间，未经越方安排，不要前去探视。
  9月2日凌晨，中国又派出第四个医疗组，携带药品和器材前去抢救，他们尚在飞往河内的途中，胡志明主席的心脏已经停止了跳动。
  9点47分，黎笋下令停止抢救。12名中国医护人员失声痛哭，最后列队向胡志明鞠躬致哀，含泪退出。
  周恩来手执河内发来的胡志明逝世的电报，悲痛难抑地流下了泪水。
  周恩来失去了一位患难与共的知己。
  中国失去了一位亲如手足的朋友。
  这种失去在嗣后的岁月里益发显示出沉重和残酷。
  心细如丝的周恩来考虑到越方许多善后工作要做，强抑痛楚，给王幼平大使发去第二份署名指示电：不要与医疗组联系；在越方公布消息前不要去吊唁。
  周恩来的判断与越方的措施正好吻合，指示及时、准确。因为9月2日恰逢越南建国24周年国庆日。越南劳动党不愿把深受人民爱戴的胡主席的“逝世日”与共和国的“诞生日”放在同一天，否则今后的节日庆祝与忌日的纪念活动无法妥为安排。于是中央决定将胡志明主席的逝世时间延后一天，公布为9月3日。周恩来的电报使中国的工作人员未因过度悲痛而泄露秘密。
  二十多年后的今天，王幼平大使对此仍然记忆犹新，感慨良多。他说：“我当大使近30年，周总理署名直接给我发电报，只有这两次，这是我毕生难忘的两份电报。”
  飞机穿透云层，直向南飞。
  座舱里，周恩来停止了批阅文件，目光定定地透过舷窗，注视着白絮般绵软的云朵。
  9月4日，周恩来在叶剑英、韦国清陪同下，乘专机飞往河内，与胡志明主席的遗体告别。行前周恩来电告河内：不要求越南方面做任何接待，告别遗体后，当天即返回国。
  不能参加追悼会和越方正式举行的吊丧活动，周恩来的内心有着无可名状的苦痛。但是，参加正式吊丧活动，不可避免的要同苏联的高级领导人会面。鉴于中苏大战一触即发的严重局势。此时会面，对国内的备战、对国际舆论的影响，都是不利的。
  河内到了。
  周恩来下榻在河内范老五宾馆。
  范文同，武元甲、长征、黄国越、裴光造等越南党政领导人先后来到周恩来住处。一见到周总理，好像见到了最可信赖的兄长，顿时泪飞如雨、大放悲声。
  周恩来轻抚着范文同、武元甲的肩膀，强抑着盈眶的泪水，悲痛地自责着说：“我来晚了，我来晚了，我早些来，也许他不会走得……那么快。”
  周恩来的话似乎开启了泪水的闸门，在场的人顿时大声恸哭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