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点下的对峙

在此之前，中美华沙会谈举行过134次，中国人不到美国使馆，美国人不入中国使馆。所有的会谈都是在中立地区进行的。
  然而这一次，请柬上清清楚楚地写着是到中国大使馆作客，远不仅在华沙是第―次，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个美国人按受到这种邀请。
  难怪斯托塞尔会大吃一惊。
  斯托塞尔惊喜地说：“我将小心地、高兴地从后门进入中国大使馆。”
  中国官员回答说：“没有那个必要，既然是正式邀请，您应该从正门进去”。
  斯托塞尔乘着骄车如约来到中国使馆门口，堂堂正正地从正门进去，然后在融洽的气氛中会见了上星期避他而去的雷阳代办。
  回到使馆，斯托塞尔马上起草了一份电报，将会见雷阳的前前后后大加渲染地描绘了一番。他对属下的官员说：“将这份电报一式两份发过去，一份给罗杰斯，一份给基辛格，记住，千万不能让罗杰斯代转。”
  1970年元月20日，中美大使级华沙会谈在中断两年之后，又继续开始了，这是第135次会谈。当天中午，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罗佰特・麦克洛斯基在新闻发布会上透露，会谈将在“中共大使馆”举行。这已经是一种突破了。更令人震惊的是，几小时之后，麦克洛斯基又奉白宫的指示，出来修正说；“会谈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举行。”
  麦克洛斯基将这句话重复了三次，其实只有一次就够了。这是新中国自1949年诞生以来，美国政府首次使用这个称谓。
  这个称谓就是一种强大的冲击波，它带着纷纭厄杀的多种信息量冲击着全世界。
  世界平衡的框架如何支撑?美国的外交政策如何调整?中、苏冲突、越南战争中东危机……所有的答案，几乎都被“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称呼包容了、诠释了。
  阿里巴巴在庄严地祈祷，“芝麻，开门吧!”
  1970年10月1日，毛泽东邀请埃德加・斯诺和夫人洛易斯・惠勒走上天安门城楼，共同观看了盛大的群众游行队伍，后来，毛泽东对斯诺说：“中美会谈，15年谈了136次，我不感兴趣了，尼克松也不感兴趣了，要当面谈。”
  “目前中美两国之间的问题，要跟尼克松解决。我愿跟他谈，谈得成也行，谈不成也行，吵架也行，不吵架也行。”
  “他如果想到北京来，你就捎个信，叫他悄悄地，不要公开，坐上一架飞机就可以来嘛。当作旅行者也行，当作总统来也行。我看我们不吵架，批评是要批评的。”
  1971年4月7日，毛泽东向美国乒乓球队发出了访华的邀请，他们作为美国第一个被邀请的团体，跨进了中国神秘而古老的红墙。
  大洋彼岸的尼克松和基辛格被强烈地震撼了，他们的震撼远比外界的惊呼、感叹更为深沉和复杂。他们隐隐约约地感到，中国让乒乓球队打头阵严实在是“一石三鸟?，妙到透顶的奇招。这里面既包含着投石问路的“谦恭”，又喻意着不触怒美国任何一派政治势力的“中庸”；既期待了中国各级领导和人民情感上的适应性转变，又向各社会主义国家和盟国传递了原则立场没有改变的信息。然而，这又分明是向中美建立新型关系的大踏步前进。
  尼克松和基辛格都朦胧地感觉到了，他们面对的是一个颇为不凡的外交巨擘。
  由此，他们也加快了步伐。
  7月9日，基辛格秘密访问了中国，为尼克松总统的中国之行，铺平了道路。
  10月26日，中美接近的冲击波使世界政治发生了巨大变化，在联合国大会上，表决结果，“接纳中国、驱逐台湾”的阿尔巴尼亚提案以“76票赞成，35票反对，17票弃权的”压倒多数获得通过。而尼克松苦心经营的“中国、台湾，双重代表权”提案，连付诸表决的机会都没有。
  中美接近的大裂变效应，连尼克松本人都始料不及。
  1972年2月21日，这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
  上午11点27分，尼克松总统乘坐的“空军一号”专机，越过浩瀚的太平洋，飞行了12000英里，降落在北京南苑机场。
  尼克松和夫人帕特走出舱门，沿着舷梯拾级而下。为了纠正1954年日内瓦会议时福斯特・杜勒斯拒绝同周恩来握手的失礼行为。待离地面还有三、四级舷梯时，尼克松就微笑着选远伸出了手臂。
  周恩来的手也伸了出来。
  两只丰紧紧地扳握，轻轻地摇晃。
  一个时代结束了，另一个时代开始了。
  如果说仅用握手来表示时代的更叠略显简单，仓促的话，那么宴会厅里，中国人民解放军管弦乐队演奏的美国歌曲《美丽的阿美利加》，则的酌确确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到来。欢悦、悠扬、富于感染力的优美旋律，从人民大会堂东大厅里缓缓流淌出来，向着祖国广袤的土地飘散开去。
  八亿人民在凝神缔听，这不是语录歌、样板戏。它有异国的情调，带着新鲜的气息。
  人们感到了贝多芬的执著，柴可夫斯基的恢宏，施特劳斯的舒缓，门德尔松的跳跃……
  在太平洋东岸，尼克松被茅台酒陶醉了。
  在太平洋西岸，美国人被周恩来赠送的两头大熊猫征服了。
  莫斯科的冬天是漫长的，已是早春时节，房屋、街道、树丛上依然积满厚厚的白雪。
  晚间的路灯亮了，行人在脚步匆匆的往家赶。食品店前，等候购买面包、火腿肠的顾客排起了长队，人们冻得袖手跺脚，在抱怒着天气、食品匮乏、买不到合脚的靴子等诸如此类的问题。
  克里姆林宫总书记办公室里，还亮着黝暗的灯光，勃列日涅夫坐在电视机前，呆呆地注视着屏幕。在刚刚播放的新闻消息里，有尼克松走下飞机，与周恩来长时间握手的镜头。
  如果说，自1969年以来，每一条有关中、美接近的消息都深深刺痛了他的话，那么刚才的一幕，犹如一把峰利的刀狠狠地戳进了他的心脏。使他原本有些麻木的神经，感受到了从未经历过的巨大痛楚和难言的苦涩。
  中、苏两国、两党曾有过亲如兄弟的蜜月时代，还有着相同的制度，同一的信仰，一国有难的时候，另一国都会伸出慷慨无私的手。从什么时候起，开始毒言恶语、相互指责了，又从什么时候起，兄弟间反目成仇、拔刀怒向了……最后演化成血腥的杀戳……
  终于，苏联将庞大的中国从身边推开了，推向了敌对的阵营。
  苏联从此少了一位兄弟，多了一个仇敌。
  这个仇敌还如此贴近，如此庞大，如此可怕……
  如果在最初的论战时少一点指责，多一点宽容，如果在达曼斯基岛冲突后冷静下来谈判而不是在铁里可提地区反咬一口，如果不是大军压境，欲动用核武器去一劳永逸的消除“威胁”。世界将会是今天的样子吗?
  …………
  1982年，78岁的勃列日涅夫病逝在职位上，一位历史学家说过：伟大的生命不等于寿命，有的伟人寿命只有几十年，但他的生命影响着几个世纪乃至整个人类的文明史。
  勃列日涅夫在苏联最高统治者的宝座上执政18年。然而他去世后，似乎生命只延续了半个月，国丧仪式结束后，他便消失了，甚至苏联人都不再谈论他，完全地被忘记了。
  这真是伟人的悲哀。
  也许他根本就不是伟人。
  三
  进人90年代的第一个初夏。一个由日本、英国、加拿大组成的旅游观光团在导游的带领下，乘船登上了珍宝岛。观光团中大多是教授学者，谁也不曾料到，这个世界教科文组织派出的旅游团，会对中国东北部的这个小岛感兴趣。
  7月，正是珍宝岛最美丽的时节，山榆、松、柏、白杨……各种灌叶乔木都冒出一片沁人的新绿，蒲公英、矢车菊、狗尾草、拉拉秧如绒毯般覆盖了一个个弹坑和一条条堑壕。涂着米黄色的砖墙，镶大玻璃窗的兵舍，透着改革开放的时代气息。绿丛中不时闪现的马鹿、狍子、山兔的身影，使人顿生回归大自然的静谧、恬淡的心绪。而不知何时，扑腾腾披着斑斓霞羽、从人们面前冲飞而过的野雉，又会擦拨起远行游子的诸多乡思。
  乌苏里江水平稳而迟缓地从岛子两侧挟持流过。如果说岛子像一块绿色的猫眼石，那么米黄色兵舍便是这眼中的炽热的瞳仁。乌苏里江则如蓝色的缎带，将它紧紧地系挂在中国的领结上。
  “各位女士、各位先生，这就是位于中国东北端的珍宝岛，它的面积为0．44平方公里……”导游开始了充满激情的介绍。
  美国历史学家米歇尔・维斯特登高眺望着这个一览无余的小岛，惊叹地自语：“噢，我踏上了达曼斯基岛，这儿就是那个险些触发一场世界大战的小岛。真不可思议，为了这么一个庭院大的岛子竟要毁灭地球……”
  他在岛上长久地绱绎着，细细地寻觅着。在绿荫覆盖的弹坑里，他拾到了锈蚀如褐石的弹片；在盘曲虬结的树干上，他摸到了枪弹穿擦的疤痕。在岛的东北角，他看到了两棵碗口粗细、并蒂生长的榆树。树上挂着一个牌子，牌上写着三个字――“英雄树”。
  “这是一个崇尚英雄的国家，虽然英雄时代早已结束，可是在这个国度里，英雄的魂灵无处不在。”
  两鬓染霜的米歇尔・维斯特在树前伫立了很久，
  转到树的另一面，他看到树杈上挂着一张镶在镜框里的结婚照，新郎西装领带，脸上漾着春风得意的神彩，新娘身披羽纱，嘴角抿着幸福、羞涩的微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