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场春秋

    文学创作有了名气，市文联关注他了。文联刘主席有回开玩笑说：“愿意丢下乌纱帽到文联来吗？我看你若有兴趣，专门从事文学创作，注定要成大家的。当然，我也是随便讲的，首脑机关前途无量，谁愿到我那小小土地庙来呢？”
    刘主席确实只是随便讲讲，但汪凡真的动了心。我汪凡有什么乌纱帽？一个二十四级干部！就是当了市长，也是个七品芝麻官。全市人口一百多万，市长只有一个。当诗人可是没有名额限制的。他很当作一回事，对刘主席讲，可以可以，正合我的心意。
    汪凡决定调文联后，成天憧憬着新的理想。不，这早就是我的理想了。他想，调到文联之后，再也不受市府机关这繁文褥节的拘束，也不须那么正统了，可以关起门来神游八极，须发变成马克思那样也无人干涉。说不定发了有影响的作品之后，会有满脑子幻想的女孩子登门拜访的，见了自己蓬头垢面的样子一定很吃惊。他仿佛已看到一个美丽的少女的惊骇而疑惑的目光，那场面会很浪漫的。
    当他正做着诗人梦的时候，被提拔了，任副科级秘书。事先没有任何消息，汪凡自己也很感突然。他疑惑地问张大姐：“我汪凡何德何能，也当个副科级秘书？”
    张大姐笑着说：“你成熟了嘛，组织上自然要用你。”
    汪凡说：“大姐你就别打官腔了。”
    张大姐这才说了几句推心置腹的话：“你自己应明白，你现在的文字功夫已是公认的，办公室缺你不行。不提拔你，你会安心吗？前不久不是有人反映你有情绪，想调到文联去吗？但又考虑到你太年轻，提个副主任，怕难胜任，就提个副科级秘书。不过这也确实是重用你，你看同你一道分来的那几个大学生，不都还是一般干部吗？”
    汪凡这才知道组织上对他采取的是安抚政策。
    机关里的人们对干部的任免问题一向是最感兴趣的。大家一见汪凡，就拍着肩膀说，小伙子不错呀，年轻有为，以后当了市长，可别忘了兄弟们啦。
    汪凡只是极谦虚地玩笑道：别那么讲，李先念十八岁就当军长了，我今年二十六了，才是个副科级，也不是什么官，最本质的意义是每月加六块钱，只够买半只鸡。
    既然被提拔了，就不便再提调动的事。天天有人热情地道喜，心也安了许多。不久，因为马主任讲到一件事，他彻底打消了调动的念头。那是办公室政治学习时，马主任讲，他有位中学同学，后来当了作家，前几年到了德国，现在生活得并不自在，自己写的书自己摆摊子销。有人羡慕西方生活，中国如果“和平演变”了，生活的秩序就全乱了，我们当干部的干什么去？当作家的不也自己卖书去？同志们，要坚定信念哪！
    马主任的这番话为什么如此深刻地触动了汪凡，他自己也说不清。
    日子很平淡地过着。有时通宵达旦写材料，有时一连几天无事可干。人们见了汪凡总很客气地问：汪秘书，忙吗？汪凡照样回道，不忙不忙。然后匆匆走开，一副马不停蹄的样子。有回基层来的同志找他办事，问汪凡是哪一位，因为直呼其名，他内心竟微微不悦，但没有表露出来。事后想到这件事，在心里狠狠教育了自己：汪凡，简直是堕落哪！若有人看出这一心迹，不要戳断你的脊梁骨吗？尽管明知当时不愠不怒，但仍唯恐有人洞悉他的内心。
    那天晚饭后，汪凡很悠哉游哉地到河边散步，在几年前坐过的那棵樟树下坐下来。红日衔山，河面流金溢彩。汪凡心情极佳，不禁回想起几年来做过的事情，想起周围的许多人，马主任，张大姐，传达室老头，市长们。发现都是平常的自自然然的。人似乎就是人，任何奇怪的东西都没有。自己也不必把什么事看得那么认真，特别是不能计较小节。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该糊涂的就糊涂，该含混的就含混，该朦胧的就朦胧，这才是潇洒。张大姐就最潇洒，无怨无尤，不争不斗。回来时，走进市府机关对门的冷饮店，要了一杯冰牛奶，坐下慢慢的喝。市府门口，辉煌的路灯下人们进进出出，都很平常。几年前刚来时，不知为什么总觉得这里面的人很生硬，木偶一般。
    汪凡还准备要一盘冰淇淋，忽然想到今晚马主任约他打麻将，就起身回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