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王朝1630

要注意的是，这16,953个壮丁中有大部分是皇太极把林丹汗打得逃往青海，死于途中，完全获得了对漠南蒙古的宗主权之后才来投奔的，因此把他们分为新收编的外喀喇沁和旧投降的内喀喇沁，其中外喀喇沁占了大多数。天聪二年作为向导的，只能是内喀喇沁，或旧喀喇沁的一部分。按赵德贵《清前期蒙古旗分佐领研究》（《满学研究》第七辑）统计，在《八旗通志》里这些牛录前后达30多个。如果简单估计，旧喀喇沁占编制时全部丁数的30%，那应该共有5千丁左右，即约2千兵。
    这样说，完全是宽松的估计。事实上天聪二年入关之时，皇太极刚刚和林丹汗一场大战，打得火花四溅，还远远没有征服整个漠南蒙古。喀喇沁几个月之前还在跟明朝做生意，向袁崇焕买米，首鼠两端。事实上，只有到了天聪五年，把林丹汗打得逃往青海，死在途中，彻底消灭了他的势力之后，皇太极才完全获得对漠南蒙古的宗主权。这样，天聪二年蒙古联军的总数，如前所述，蒙古二旗2千加上科尔沁、奈曼、敖汉各部4千，加上喀喇沁部2千，总数当在8千左右。这已经是按宽松标准的计算，我想应该不会低估。事实上后来《太宗实录》说莽古尔泰等率左翼蒙古骑兵共2千攻击袁崇焕部，证明蒙古军的总数也就是数千左右，我们的估计并不离谱。
    有一个地方需要澄清。可能一些人会见到《太宗实录》天聪三年十月庚申有“大军次纳里特河，是日，察哈尔国五千人来归”的记录，认为蒙古人为数众多。《清史稿?太宗本纪》后来照抄了这段文字。但按《满文老档》：“初九日，驻纳里特。是日，有五名逃人骑马由察哈尔来归。”可见《实录》或是翻译错误，或是手抄错误，把5人记做了5千人！事实上，察哈尔当时还是林丹汗控制之下，哪可能有5千人来投！就算来投，也是平民为主啊。
    根据以上分析，我们把蒙古军总数计为8千。
    最后，还有人提到包衣家奴的问题。包衣分两种，一种是所谓的“户下”人，即户下奴仆壮丁。这些人不算入户籍，是私人的家奴。按照通常情况，户下人不准作官应试，也不准披甲当兵。曾有人让家奴代披甲而论罪的例子，只有在极为特殊的情况下家奴才得以随军出战。这种包衣是名副其实的奴隶，想要获得披甲的资格必须“开户”，正式登入牛录额丁的户口。就算出战，这些人也最多做做后勤管理杂务之类的工作，实际打仗极少，我们也没有看到这次入寇有相关的记录。而且“户下人”总数也不多，天聪七年，以所有的户下汉人中每十人披一绵甲，充实汉军，共得1,580人（《实录》天聪七年七月）。可知当时户下人总数共有1万5千人左右。天聪二年就算有人随军，其数量决不能超过1千，而且不会起到什么实质作用。
    另外还有一种包衣，即所谓的“旗鼓人”。简单来说，这是皇帝的直属包衣奴仆，但在法律权利上和户下人不同，享有和后来汉军旗人同等的权利。他们不但在旗籍，可以作官、应试，也同样负有披甲，纳粮的义务。严格来说，不算“包衣”的一种，而可视之为皇帝的私人侍卫队。曹雪芹的先人曹寅，就是旗鼓包衣，看他的权势，哪像是个奴仆！这在赵凯《清代旗鼓佐领考辨》一文中已经论述清楚。
    当时旗鼓佐领究竟有多少个，我还没有找到资料，不过应该不多。从其“旗鼓”的名称上看，大致是掌旗擂鼓一类的职责。而且他们应该是皇帝的亲兵，和我们论述袁崇焕广渠门之战没有影响。
    按以上讨论，把总数加在一起。满军作战甲兵5千加上蒙古军8千，披甲兵数当在1万3千左右，加上后勤、杂役、差夫、包衣、民工等等，我估计皇太极入关的军队总人数不会超过2万5千人。
    比较史料的记载，这个估计也是合情合理的。比方说，金兵打下遵化这样的大城市，这是退出长城的咽喉要道，为了不被明军重占，掐断退路，理应留重兵把守。事实上皇太极也的确很重视，他派了军师范文程留守这里。但所留的兵力只有“甲兵五百，无甲兵三百”，一共800人守这样一个要地（见《满文老档》19册）。可见金兵总数其实是捉襟见肘的。
    稍作简单的估计，金兵如果总数2万5千人入关，留一些守遵化，留一些守道路和交通要点，一些作为侦探，加上一些战斗损失。到北京城下恐怕最多有2万人，其中实际作战1万人。皇太极再次分兵，自己留两黄两红旗加上蒙古一旗为右翼，在德胜门和满桂交战，而莽古尔泰等率剩下的左翼军在广渠门和袁崇焕部交战（以上同见《满文老档》19册）。这样的话，恐怕袁部面对的至多有1万人，其中披甲兵至多5千人。
    如此看来，《太宗实录》说：“莽古尔泰等……止以护军及蒙古兵二千往。见宁远巡抚袁崇焕，锦州总兵祖大寿兵二万，屯沙窝门外。”应该不是人们通常认为的那样离谱！莽古尔泰对袁部三个阵地实行骑兵冲击，于是率蒙古部2000左右的骑兵出击，似乎是完全在我们的估计范围之内的！
    此文由战狼发表
    我提两点,供参考:
    1、根据历来北方游牧渔猎民族的作战特点，除了正兵外，有条件的人往往会携带家奴出战，充当后勤兵，帮助看管后勤物资，守大营或作为旗鼓兵，这一部分人往往是不列入统计的，但实际上很多情况下，他们在必要时也是参战的。拿八旗来说，打下沈阳和锦州后，大量明军士兵及家属和平民被抓作为包衣奴才，有的就会随军出征，比如曹雪琴的祖上就是多尔衮家的正白旗包衣，充当旗鼓亲兵。
    2、根据记载，除了满蒙八旗外，皇太极这次进关还联络了联姻和结盟的蒙古部落，特别是科尔沁人，由于人数最多，与后金关系最密切，这也是后金军骑兵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喀喇沁人则似乎在这次入侵中最为卖力，下面是清史稿的一些记载：
    “六月乙丑，议伐明，令科尔沁、喀尔喀、札鲁特、敖汉、奈曼诸部会兵，并令预采木造船以备转饷。丁卯，喀喇沁布尔噶都戴青、台吉卓尔毕，土默特台吉阿玉石等遣使朝贡。辛巳，土默特台吉卓尔毕泰等来朝贡。”
    “冬十月癸丑，上亲征明，徵蒙古诸部兵以次来会。庚申，次纳里特河，察哈尔五千人来归。壬戌，次辽河。丙寅，科尔沁奥巴以二十三贝勒来会。上集诸贝勒大臣议征明与征察哈尔孰利，皆言察哈尔远，于是征明。”
    “刘兴祚自我国逃归，匿崇焕所。至是，率所扌巂满洲兵十五人、蒙古兵五百欲往守沙河。闻大兵至，改趣永平之太平寨，袭杀喀喇沁兵于途。”
    “辛丑，喀喇沁布尔噶都为明兵所围，遣军往救，未至，布尔噶都自击败之。其帅明兵部尚书刘之纶领兵至，树栅。我军砲毁其栅。之纶屯山中。大贝勒代善围之，劝之纶降，不从。破其营，之纶被箭死。壬寅，移师马兰峪，毁其近城屯堡。丙午，喀喇沁苏布地上书明帝，论和好之利，且劝以爱养边民、优恤属国之道。”
    
作品相关 蓟州防卫战
    目前我个人对蓟州防卫战的史料解读和真相推测
   
    一、先列出目前掌握的有关史料，如有遗漏，欢迎补充：
    《满文老档》：十三日，大军至蓟州。获一生员，令持书往谕驻城道员、军官及庶民降。又获明兵之一人，遂令持书往谕爱塔，桑阿尔寨来降。将行，谕之曰：“将书与彼，事若成，则授以职。”是夜，乃过蓟州五里外驻营。十四日，大军至三河县…
    程本直《白冤疏》：……于十一月初十日驰至蓟州，计图背捍神京，面拒敌众。十二日即发前拨堵截于马升桥，十三日敌乃尽撤遵营，横扎于蓟之东南角，林木茂密，山谷崎岖，两兵对垒，相持半日。不意宵遁而西……
    周文郁《辽西入卫纪事》：十二日，辽卒哨至马伸桥，与奴遇，大败之，斩敌酋，军声大震。余极启曰：“奴既来马伸桥，离蓟城二十里耳。此必系前哨。大队定在后，我当速为之计。”公遂同诸镇将宿城东楼以待。
    十三日，侵晨，报奴全军过石门驿，公令马步兵尽出城外列营。营甫定，有奴骑二百余，分四队扎我军之东南，相持两时，并不件贼大兵。公令我发炮，贼闻炮即四队排为一字，忽退去。竟日无一骑复至，使我欲战而无可战。
    十四日，乃探奴大队潜越蓟西矣，公即督辽将士西追，镇将议从间道绕出贼前，余请必分兵为二，以一出其前，以蹑其后。镇将咸以兵寡不可分。
    《李朝实录》仁祖八年四月：军门入蓟门，贼到城外不攻，径赴西路。军门由间路驰进北京……
    《国槯》：癸巳，建虏晨陷石门驿，杀驿丞。袁崇焕移营城外。建虏以二百骑尝我，闻炮而退，竟日不见一骑。
    甲午，袁崇焕侦敌将潜越蓟州而西，即西追之。犯蓟州，经玉田三河香河顺义等县皆陷。
    《石匮书后集》：北骑至蓟镇，与崇焕兵遇，不战，离城数里扎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