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王朝1630

    3、对老档中“是夜，乃过蓟州五里外驻营”的分析和真相推测
    老档中数字的不精确，屡见不鲜，这应当是一个共识。老档的价值，通常在于细节的记录而非数字。但是此处“五里”这个数字和一般我们所说的兵力数字不同，是个地理数字，老档在这个数字的记录是否精确呢？以下分析。
    让我们暂时放下这句，先看前面的一句“十三日，大军至蓟州”。《老档》是这样记载的，那么，事实上，大军有没有到蓟州呢？“并不件贼大兵”，“竟日无一骑复至”，足以表明，在蓟州东南城下列阵的袁军是肯定没有见到皇太极大军的，皇太极可能到达的距离蓟州最近的地方，也只会是蓟州东南五里外袁军没有精确侦察的山林中。即，“至蓟州”这个记载，相对于蓟州城来说至少存在五里的误差，也就是说，十三日的“至蓟州”，实际表达的是后金大军到达蓟州五里之外的一个附近的地方，究竟是五里外的山林内还是更远的地方？后面讨论。
    由此可知，“至蓟州”的表述是不精确的，至少相对于蓟州城来说，是不精确的（事实上《老档》写的就不是“蓟州城”，“蓟州城”只是现在某些人的理解）。如此，紧随其后的“是夜，乃过蓟州五里外驻营”就肯定是相对于蓟州城的一个精确度量？存疑。且按照最一般的理解方式，“是夜，乃过蓟州五里外驻营”存在误差是十分有可能的。这个误差能有多大？如果这个误差等同于“至蓟州”的误差程度的话，那么就是五里以上的误差。“乃过蓟州五里外驻营”究竟是哪个位置？后面的分析会有一个比较大胆的可能推测。但是，在此段，我们至少可以有这样的一个初步结论：《老档》前文内对蓟州的定义并非精确的蓟州城，误差程度至少五里，因此，后文“过蓟州五里”也不宜草率下结论为蓟州城外五里的相对精确地点。
    对皇太极大军十三日至蓟州城下，以及当夜扎营在蓟州城外五里这两个标定点的非常确信，就是capo1234提出后金“从蓟州鼻子底下走的”的主意出发点。而我第2点的分析已经证明，第一个标定点的不确，此处又证明，第二个标定点也不见得精确，由此，capo1234比较大胆的推测就有点站不住脚了。必须指出的是，对这段细节的分析，无论是我还是capo1234的解释，都只是推测，区别在于对史料的不同解读。最后的结论，无论是我认为的绕路，还是capo1234认为的直过，都是没有直接的史料佐证的。所不同的，是capo1234的推论需要基于周文郁说谎、且这个谎言成为明末主流、且谈迁记录这段历史没有经过严谨的考究，而我的推论是基于《老档》对地理方位记载的不精确～～无需推翻细节。
    4、对老档中皇太极两次遣人劝降的分析
    《满文老档》：十三日，大军至蓟州。获一生员，令持书往谕驻城道员、军官及庶民降。又获明兵之一人，遂令持书往谕爱塔，桑阿尔寨来降。将行，谕之曰：“将书与彼，事若成，则授以职。”
    首先看遣生员招降“道员、军官及庶民”，显然，此时皇太极还不知道袁崇焕在蓟州，因此，招降的第一对象就还是“驻城道员＂。之后“又获明兵之一人，遂令持书往谕爱塔，桑阿尔寨来降”，显然，从这个明兵嘴里，皇太极知道了蓟州驻防的有关宁军，爱塔即刘兴柞，原驻皮岛，己巳之变前调到宁远，袁崇焕出援前将其留在山海关。这里皇太极应当是误以为刘兴柞随军。
    这些，都是发生在十三日白天的事，当晚，后金就“乃过蓟州五里外驻营”，显然，至少后一次遣人劝降后，皇太极就没有过要打蓟州的心思。后一次的劝降，是出于真心，还是出于反间，还是仅仅是为自己不打蓟州潜越作掩护，我们不得而知，应当说三种目的皆有可能。我这里想分析的，却是这两个被遣送劝降人的身份。
    首先，明兵是什么身份？是逃兵吗？如果不是地理方向搞错的话，逃兵应该是往西逃，而非直奔敌军前来的方向。是蓟州城放出的一支军队吗？仅获一人就不太象了，而且也没有类似记录。因此，这个明兵最可能的身份就是袁军派出的侦哨。如果这个假设成立，那么可以又两个推论：1、袁崇焕并非一个侦哨都没派（其实马伸桥、十三日侵晨都已经可以证明了袁崇焕有派侦哨了，但是某些人却还会得出袁崇焕一个侦哨没派的猜测，实在是有点过头了），2、不管皇太极的真正动机是什么，这个侦哨如果返回的话，带给袁军的信息就是皇太极要往蓟州城来，或者直接报告皇太极要打蓟州城也不是可能。
    其次，这个生员是在哪里抓到的？生员不像农夫、樵夫，兵荒马乱侵略者随时都会到来的时候，不太可能还在荒郊野外乱跑。因此，后金军抓到这个生员的地方，比较可能的是在一个人口聚居点，而非程本直记述中提到的“林木茂密，山谷崎岖”之处。从目前的地图来看，最靠近蓟州的九百户（约十里）是比较可能的一个地点。符合后金军的行军大方向，也能解释《老档》将到达这样一个靠近蓟州的小地方记录成“至蓟州”。袁军将侦哨派到这个附近，也符合常理。
    皇太极在此处先抓到生员一名，按照之前一路的惯例，令其带书给蓟州城内军民劝降。之后又抓到袁军派出的侦哨一名，得知蓟州驻防兵力较雄厚，因此决定不攻蓟州。而九百户山口恰好可以让大军勉强同行，于是，“是夜，乃过蓟州五里外驻营”——九百户山口的距离恰好就差不多是五里。
    5、对蓟州防卫战的整体推断结论
    十二日，两军前哨在马伸桥遭遇战，辽军三战三胜，袁崇焕据此判断：“奴既来马伸桥，离蓟城二十里耳，此必系前哨。大队定在后，我当速为之计”，“遂同诸镇将宿城东楼以待”。
    十三日，侵晨，报奴全军过石门驿，袁崇焕由此判断敌军当来蓟州。因此“令马步兵尽出城外列营”，准备迎战。注意这里是袁崇焕十三日清晨在蓟州收到哨探的报告，因此，后金大军过石门驿，应当是这个哨探从石门驿出发之前，而非十三日清晨，即后金大军过石门驿是在十三日清晨之前的某个时候。这一点，似乎有很多人都没注意到或者弄混了。
    接着，后金两百骑到达，扎于蓟州东南角（此处的扎应该是列队的意思，第一类信度史料都是如此记载，只有石匮书后集才出来一个扎营，但是也可以解释为记载的是袁军对敌大军的误判）。此时，东南五里外，“林木茂密，山谷崎岖”，鉴于十二日的判断，十三日清晨得报后的判断，或许再加上皇太极遣送的两个劝降人的报告，袁军误判敌军大队就在“林木茂密，山谷崎岖”之处，因此时一旦对二百骑出击，则追击不利，因此“两兵对垒，相持半日”。而最终的结果是，“并不件贼大兵。公令我发炮，贼闻炮即四队排为一字，忽退去。竟日无一骑复至，使我欲战而无可战。”之后，“十四日，乃探奴大队潜越蓟西矣”，一个“乃”字，充分表明，十三日清晨到十四日探得敌军到达身后这段时间里，袁军对敌军大队动向是完全失去掌握的。侦哨不力，判断失误，这就是袁崇焕在蓟州防卫战内犯下的两个主要错误。
    皇太极大队的行动是怎样的呢？十三日到达比较靠近蓟州城的某处（推断为九百户可能较大），抓到一名生员后按照惯例遣往蓟州城劝降，此后又抓到明兵一名（推断为侦哨可能较大），得知蓟州驻防军队兵力雄厚，因此决定放弃攻城，如此，蓟州城十里外的九百户山口为地理上最为可行的路线，结合辽军直到十四日才掌握敌军动向来看，皇太极采取了这样的行军路线可能性较大。（如采纳capo1234推测的几万人从蓟州城下过的结论话，怎么看怎么都觉得这种推测更为匪夷所思，且如此公然的行动史料全无痕迹？）“是夜，乃过蓟州五里外驻营”，此处的定标很大可能不是蓟州城外五里的精确定标（按照老档前句定标的粗略程度看，误差可达到五里以上），有一种可能就是，后金大军通过五里长的九百户山口扎营。
    6、对几个相关问题的回答
    a、何为侦哨不力？没有派遣足够的侦哨，或者派出的侦哨被清除以致无法传回信息，结果都是侦哨不力。由皇太极抓获明兵遣其投送劝降书来看，侦哨是有的（马伸桥，十三日清晨的记录都表明有侦哨），而侦哨被清除的事实也可能存在，过蓟州后皇太极歼灭五百人的明军小分队或许也是同样的情况。无论袁崇焕事先对侦哨是否充分布置，但是结果就是侦哨不力，无可推讳。但是非要推论出袁崇焕肯定没有布哨（违背史料），或者袁崇焕布哨的安排就有疏漏，证据不足，也无必要。事实上，最终结果证明袁崇焕存在侦哨不力和判断失误就行了。非要强行判定主观畏战，或者主观掉以轻心，实属不必。好像也已经有一篇文章阐述了历史研究中唯“动机”论的要不得。要说袁崇焕在此战中的主观问题，判断失误才是真正的主观失误。前有对后金必定攻城的战术方向判断失误（明朝上下都有这种误判，我之前已经分析论述过），后有对后金必定攻打蓟州的实时性误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