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制度与大革命

这个词之所以原封不动地保存下来，原因在于种姓本身仍被保留，仍和以往一样与所有其他社会等级分离。    
  但是我想更进一步，我敢说，同这词产生之际相比，种姓与其他等级的分离更变本加厉，而且在我们中间出现了一种与英国方向相反的运动。    
  如果说资产者与贵族更加相似，那么同时他们彼此更加隔离：这两方面不能混在一起，一方不仅未能减轻另一方，反而常常使之加重。    
  在中世纪，只要封建制度还保留着统治权，经管领主土地的一切人（封建时代的语言严格地称之为附庸）——其中很多不是贵族——经常与领主合伙治理领地；这甚至成为领地转让的首要条件。他们不仅必须跟随领主作战，而且按照特许权，他们每年有一段时间得在领主法庭中渡过，帮助领主进行审判，治理居民。领主法庭是封建政府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出现在欧洲所有古老法律中，而且至今在德国许多地方，还可见到极为明显的遗迹。法国革命前30年，博学的封建法学家艾德姆·德·弗雷曼维尔曾想到写一部巨著，研究封建法与领主的土地赋税簿籍革新。弗雷曼维尔告诉我们，他在“许多领地的名目下，看到附庸每15天必须去领主法庭，他们聚齐之后，便和领主或他的普通法官一起审理居民中发生的刑事案和纠纷。”他还说：“他在一个领地上，有时能发现80、150乃至200个这类附庸。他们当中多数是平民”。我在此引用原话不是当作一种证据，因为证据不胜枚举，而是当作一个例子，说明在最初和在长时期内，农村的阶级如何与贵族接近、如何与贵族混合以处理同样的事务。领主法庭为农村小所有者所作的事情，省三级会议与更晚些的全国三级会议也为城市资产者作了。    
  研究14世纪三级会议留下来的资料，特别是同时期省三级会议的资料，使我们不能不为第三等级在这些会议中所占的地位以及所发挥的力量感到惊异。    
  作为个人，14世纪的资产者无疑远不及18世纪的资产者；但是资产阶级作为整体，在当时的政治社会中，却占据更有保障的、更高的地位。资产阶级参加政府的权利是无可争辩的；资产阶级在政治议会中起的作用始终是重要的，常常举足轻重。其他阶级每天都感到需要重视资产阶级。    
  但是特别令人惊异的，是贵族和第三等级当时如此轻而易举地——而后来就不行了——共同管理事务，共同进行抵抗。不仅在14世纪三级会议中是如此：那时由于天灾人祸，三级会议带有非正规的革命的性质，而且在同时期的、按正规的惯例办事的省三级会议中也是如此。奥弗涅省的情况就是这样，三个等级共同制订出最重要的措施，并由三个等级中均等选出的特派员监督实行。同一时期，在香槟省也有同样景象。14世纪初，在大量城市中贵族与资产者为了保卫国民自由和各省特权，反对王权的侵害而联合起来，这一著名的运动是大家所熟悉的。在那个时期，我们的历史中有许多这类插曲，就像是从英国历史中抽出来的一样。在以后的世纪中，这样的景象再也见不到了。    
  实际上，随着领地统治的瓦解，三级会议越来越少召开甚或停止，普遍自由权利最后死亡，地方自由随之毁灭，资产者与贵族在公共生活中再也没有联系。他们再也感觉不到有彼此接近、和衷共济的需要；他们一天天彼此各行其事，也更加陌生。到18世纪，这场革命完成了：这两种人只是在私生活中偶而相遇。这两个阶级不仅是竞争对手，他们已成了敌人。    
  法国的特殊点在于，在贵族等级丧失政治权力的同时，贵族作为个人，却获得许多他从未享有过的特权，或增加了他已经享有的特权。可以说，肢体靠死亡的躯体致富。贵族阶级的统治权越来越少，但是贵族却越来越多地享有充当主人第一奴仆的专有特权；路易十四时期较之路易十六时期，平民更易为官。当这种情况在法国还很少见时，在普鲁士已是司空见惯了。这些特权一旦取得，便世袭相传，不可分离。这个贵族阶级越是不再成为掌权阶级，就越变为种姓。    
  让我们看看所有这类特权中最令人厌恶的特权——免税特权吧：显而易见，自15世纪到法国革命，免税特权一直不断增长。它随着国家开支的迅速增长而增长。查理七世统治时期所征军役税仅120万里佛，因此，免交军役税的特权很小；而路易十六统治时期所征军役税8000万里佛，免税特权就很大。当军役税是平民交纳的唯一税时，贵族免税还不大明显：但是，当这类捐税以各种名目、各种形式成倍增加，其他四种捐税也被化作军役税，中世纪闻所未闻的各种负担，如用于一切工程或公共事业的各种徭役，以及自卫队等等，所有这些负担都添加到军役税和它的附加税中，并且征税亦不平等，这时，贵族的免税量就显得庞大起来。当然，不平等尽管很明显，其外表却大于实际；因为贵族本人免税，却得替佃户交税；但在这方面，人们看到的不平等比起人们感受到的不平等，更为有害。    
  路易十四末期，迫于财政需要，确定两项普遍税，人头税和二十分之一税。但是，就像免税本身是某种可尊敬的特权，即便触犯它也得奉若神明，人们小心翼翼，凡共同交税的地方，征收时也有所区别。对一些人来说，捐税严厉而有损名誉；对另一些人来说，则宽容而且荣耀。    
  尽管在捐税问题上，整个欧洲大陆都存在着不平等，可是很少有哪个国家，这种不平等变得像在法国那样明显，那样让人经常有所感受。在德国一大部分地区，大多数捐税是间接税。就直接税本身而言，贵族特权常常在于承担较小的共同捐税负担。另外，贵族还得缴纳某些特别税，旨在保住无偿服兵役的地位，实际上已不要求贵族无偿服役。    
  然而，所有这些将人和阶级加以区别的措施中，捐税不平等危害最大，最易在不平等之外再制造孤立，并且，可以说，使不平等与孤立二者变得无可救药。因为，请看后果：当资产者和贵族不再缴纳同样的捐税时，每年，捐税摊派征收都重新在他们中间划出一条清楚明确的线——阶级的界限。    
  每年，每一个特权者都感到一种现实的、迫切的利害，即不让自己再与民众混同，并作出新的努力与之分离。    
  公共事务几乎没有一项不是产生于捐税，或导致捐税，因此，自从这两个阶级不再平等地缴纳捐税之后，他们便几乎再没有任何理由在一起商议问题，再没有任何原因使他们感受共同的需要和感情；用不着费事去将他们分开：人们已用某种方式，剥夺了他们共同行动的机会与愿望。    
  伯克曾为法国旧政体勾画了一幅肖像，对之加以美化，他赞成我们的贵族制度，尤其看重资产者轻易便能获取官职跻身贵族这一点：他觉得这同英国开放的贵族制相似。的确，路易十一曾经成倍增加封爵人数：这是贬抑贵族的一个手段；路易十一的后继者为获取金钱更是毫不吝惜地授封晋爵。内克告诉我们，在他那个时代，为晋升贵族提供的官职数量已达4000个。任何欧洲其他地方尚未出现类似现象：而伯克试图证明法国与英国类同，这只能是大错特错。    
  如果说英国中产阶级不仅没有对贵族进行战争，反而如此紧密地与贵族联合在一起，这绝不是因为英国贵族具有开放性，而是因为像人们所说的那样，英国贵族的外形模糊，界限不清；不是因为人们能够进入贵族阶级，而是因为人们从不知道什么时候他们进入了贵族阶级；因此所有接近贵族的人都自以为是贵族的一部分，都能与贵族政府相结合，并从贵族的权势中分享某些光彩和好处。    
  但是法国贵族与其他阶级之间的障碍，尽管非常容易跨越，却始终是固定明显的，它带有光彩夺目的标志，易于辩认，而且为非贵族所憎恶。一旦越过这道障碍，这些非贵族就以享受特权同他们原先的阶层分开了，这些特权对原阶层的人来说是难于忍受和可耻的。    
  贵族授封制度丝毫没有减少，反而无限地增加了平民对贵族的仇恨。新贵族引起了从前和他地位平等的人的嫉妒，从而加剧了仇恨。因此第三等级在他们的陈情书中对敕封贵族的愤怒一直大于对世袭贵族的愤怒，而且不仅不要求扩大，反而要求将平民通向贵族的门径缩小。    
  在法国历史上，没有哪一个时代，贵族爵位能像在1789年那样容易获得，资产者和贵族也从未像1789年那样彼此分离。不仅贵族无法容忍在他们的选举团中有带资产阶级气味的东西，资产者也同样将所有带有贵族外貌的人逐开。在某些省份，新封贵族被世袭贵族排斥，因为后者认为他们不够高贵，他们也被资产阶级排斥，因为人们认为他们贵族气太重。据说有名的拉瓦锡就是这种情况。    
  假如我们撇开贵族阶级来考察这个资产阶级，我们会看到完全相同的景象，资产者与人民相互分离，几乎同贵族与资产者相互分离一样。    
  在旧制度下，中产阶级几乎全部住在城市。导致这一后果的原因有两个：贵族特权与军役税。在自己土地上居住的领主平常对农民亲密和气；但是他对自己的邻人——资产者——却十分蛮横无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