艳阳天下

    我们每天谈着主义真理，想必讨论这些东西的人，他首先是吃饱了肚子。如果每天饿着肚子，他一定会说，吃饱饭就是最好的主义，最大的真理。除此之外的一切都是浮云，一切都是吃饱了撑的。无聊的人的主观意识，胡思乱想和胡说八道。生存就是最大的主义和最大的真理。
    我半夜三更回到家里，心惊胆战地站到父母面前，把在怀里抱着的猪饲料拿出来放到他们面前，心怀恐惧地望着他们。在昏黄的油灯下，等着一声声最粗暴的日吷，最严厉的斥责。
    但他们看着那一包足以让大家活命的东西，谁也没有说话。大家都心照不宣地，默默地接受了这一切，接受了我这个第一次当小偷偷来的赃物。母亲甚至下意识地咂着嘴巴，嘴里的涎水似乎都要流出来了。
    因为铁制的水瓢都被收走了，父亲就用瓢葫芦做了一个水瓢。我先把猪饲料倒出来，倒在洗脸盆里，用水瓢舀了几瓢水，倒在盆子里泡着。父亲无力地靠在被垛上，耐心地等待着。我自己跑了好几里的山路，又冷又饿，也实在没有力气了，坐在炕沿上，静静地等待着。
    到了后半夜，母亲到外边看了看，整个村子都黑灯瞎火的，人们都睡着觉了。她让我到窑洞的对面，这样能看到整个村里的情况。因为只要谁家烟囱里冒烟，队干部就会抓起来，拉到会上批斗的：不允许自家做饭，所有的人也没有粮食。所以，凡是做饭的人，他们家的粮食一定是偷来的。被抓被罚被斗争，一点问题都没有，一抓一个准。
    我站在村子对面的山坡上，担心看不到整个村子的情况，费力地趴到一棵大树上，像一只信鵩一样，警惕地观察着各家各户的情况。只要谁家的灯亮了，我就马上学猫叫，通知母亲赶紧灭火，要不然被人举报了，我们全家就会被抓起来的。
    好在人们早就饿得爬不起来了，晚上没有任何活动。很多人连灯也不点，早早就睡下了，没有人半夜三更起来的。所以母亲就很放心地把那包猪饲料给煮好了。等猪饲料煮熟后，母亲端着油灯从屋里走出来。我就知道火灭了，我也不用放哨了，赶紧三步并作两步地跑回家里。全家人就围着洗脸盆，用木头做的勺子，一勺一勺地轮流喝着猪吃的饲料，真比现在的过油肉还香还好吃。
    鼓励是一个人成功或者失败的一个最强大的推动力。好的鼓励，可以让人进步，让人向上，最终成为一个成功者；坏的鼓励，可以让人倒退，让人堕落，最终成为一个失败者。但有的时候，鼓励也是人生存的一个不二法则。给炼钢务工的社员毓猪的哥哥，他掌管的资源，给了我最大的鼓励，也得到了父母的默许。我也知道，这种违规违法的东西，是犯罪的，是被人不齿的，是缺德的。但生存的法则就是最大的法则。当我们面临的生存受到威胁的时候，道德法律，礼义廉耻，一切的一切都不复存在了，只有三个字：活下去。而当活下去成为人最重要的人生砝码到时候，强有力的动力也就在其中了。哥哥的资源，我的偷拿偷用，成了大家活命的唯一的源泉。尽管父母口头上也责怪我，不能这样做，不能拿公家的东西，这是犯法的。但当他们吃饱饭以后，就再也不会反对我这样做了。
    母亲担心我遇到狼，把家中唯一含铁头的苗子给了我。那尖尖的铁翅，足以让狼感到害怕，也足以给我壮胆。尽管这样母亲还是不放心。她一直要陪同着我走到村口，一直到路的岔道口，还要远远地望着我。直到我消失在茫茫的月色中，她才摇晃着虚弱的身子，缓缓地回到家里，等待着我给他们偷回来活命的猪饲料。
    现在我稍微长大一点，村里的狼也不多了。要是在小时候，我就是饿死也不敢一个人黑天半夜出去的。那时候狼非常多，有小孩经常被叼走。人们都不敢直接叫狼的名字，而是叫它“怕怕”。我一直不知道人们为什么要把狼叫做怕怕。等我读了书以后才知道那叫讳名，跟皇帝的名字一样让人敬畏。足见小老百姓是多么的弱小，只要比自己强大的力量，都要战战兢兢，连名字都不敢称呼的，尽管它们是凶残的狼。那时候，只要听见村子里人匹马虎，呜儿嘶叫，一定是有了狼了。狗在这个时候才敢去躖狼，直到把狼躖得出了村子，才能得到一点安宁。好狗死到狼手里，还真不是随便说的。我伯伯家的狗，就因为躖狼，跟狼结下了仇，它们联手用计，把它引诱到一个山崾子里，中了埋伏，活活的被咬死吃了，只剩下了几根骨头和皮，非常惨烈。
    哥哥担心我到工地去的多了，引起别人的怀疑。
    尽管我还是一个孩子，他让我在黑天半夜里，等人们都睡了觉以后，才让我去。而且也不敢把猪饲料放在他那里。他也是在半夜里偷偷地包好，放到村子下边的一棵大树的树洞里。他知道我拿着苗子，那树很粗，不借助工具是爬不上去的。他就用一根长长的棍子，把东西挑起来，放到树洞里去；在皮子上捆绑了一根铁丝，可以用棍子的斜叉挂住。我也在苗子的头上用粗铁丝做了一个钩子，借着月光，把苗子的头探进树洞里，慢慢地把那包东西勾起来，抱在怀里。鬼鬼祟祟地看看四周无人，便沿着沟里边的小路，深一脚踩一脚地回到家里，给饿着肚子的父母一点活命的粮食。最大的担心是被人发现而抓起来，如果那样抓起来的，可就不是我一个人，而是我们全家老小。而我就是全家的罪魁祸首，把全家带进地狱里的首要分子，罪恶昭彰，罪大恶极。
    我们做得都很诡秘，一切都在后半夜进行，没有被人发觉。但每次都不敢多拿，偷的多了怕人家发现。我自己年龄也小，走的又是山路，也拿不了多少。父母也不敢吃得多了。每天偷偷地煮上一点，只要饿不死就行。把没有吃完的猪饲料，在后边毓过猪的猪圐圙里，挖了一个坑，放在里面，再把猪食槽子放在上边，盖得严严实实地，周围都是猪粪，没有人发现里边的秘密。
    但这样的好事并没有持续多久。哥哥因为表现良好，领导把他调离毓猪场，让他到工地上管理炼好的钢。他本来不想去，因为他毓猪，也能把家里人给顺便填饱肚子。但他又不敢不去。照看炼好的钢，当然是件好差事，不必干活，实际上也不用担心别人偷走。那一块块掺杂着泥土和杂质的所谓钢，就是一些铁疙瘩，什么用也没有，不会有人偷盗的。
    这样就断了我们家的粮食，全家人重新陷入到饥饿之中。饿得头脑发昏，眼花缭乱。好在天无绝人之路，那几年风调雨顺，粮食产量其实是很高的，主要是浪费了，没有颗粒归仓，全烂到地里了。如果自己去收，当然不能叫收，应该叫偷，粮食还是很多的。地里的玉米长势良好，但看田的人看得很紧，没人敢随便去偷的。但是到地里挖野菜，照看庄稼的人是不会管的。
    家庭主妇们纷纷挎着竹篮子，到地里去挖野菜，专门走到玉米地的深处，顺便掰下几株嫩玉米藏在野菜下边。照看庄稼的人其实是知道的。因为他的家人也要活命，他家的婆娘也是这样干的，所以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装作不知道。大家在他的眼皮子底下，就把集体的玉米棒子拿回家里去了。
    我和母亲也常常这样做，大家都心照不宣，只是这也是一个技术活，人不能集中到一起，毕竟是偷盗，谁也不会让谁看见。另外，不能在一块地里掰得多了，更不能把一株玉米上的棒子全掰掉，离得很远才会掰上一颗。而且要捡玉米棒子多的玉米秸秆，只掰其中的一株，这样就不容易被发现。还有被狗啃掉剩下一半的，这样的玉米棒子，即使被抓住，也不会受到太大的处理的。因为掉在地上，很快就会被烂掉了。
    干部们实际上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因为大家都要活命，只要上面不催得太紧，不抓得太严，也不会较真儿的：在活命这一点上，官方和民间往往能达成共识。
    我跟着母亲和村里的妇女们，偷盗队里的玉米棒子，完全没有偷拿猪饲料时候的胆怯和恐惧。有这么多人壮胆，我似乎比他们更勇敢胆大，往往筐子里偷拿的玉米棒子更多，只要在上面盖一层野菜就行。
    外国有个加拿大，中国有个大家拿。这句著名的谚语就是在那个时代产生的，风靡全国：不管是农民，还有工厂的工人。只要厂里有的东西，他们家里也有，并不像现在人们常说的那样，那个时代的人就是那么纯正廉洁。但这其实不是什么好事，我只有12岁，正是个性形成，思想形成，长知识和长见识的时候，而在我的人生哲学里边，最成功的就是偷东西：只要把别人的东西偷偷地装进自己的口袋里，就能给自己带来好处，带来利益，就能够享受它的成果。
    这种强烈的意识灌输到我的脑子里，之后慢慢地就变了，变得在我的眼睛里，别人的一切都是好的，都是优美的，都是值得攫取和占有的。尽管有些东西我家里也是有的，比如一个破盆，一把斧子，一只杯子，但我总觉得别人的总比我们的好。只要我拿到手里，我就有一种强烈的成就感，就好像我得到一张奖状，一枚奖章；就像学生考上了大学，当官的得到了提升和任命，甚至像影星获得了奥斯卡奖一样。
    渐渐地完全背离了物质本身，而是一种需要，一种追求，甚至就是一种荣耀。尽管结果往往是受到谴责，甚至是殴打，但我只要这种得到，不管一切，不计后果，得到的过程就是我最大的享受。偷窃已经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偷盗了，而是为了得到我的心理需求，有一种强烈的满足感。为了这种满足感，我不光是偷别人的东西，甚至还偷自家人的东西，自己亲戚的东西。
    有一次，我跟着母亲到了我的姨姨家。
    那时候，生活条件也有些好转，社员们有了猪饲料地，也分得一定数量的自留地，大家可以种一些小杂粮。
    她家种的是荞麦，给我们做的吃了羊肉荞面圪饦。这是我们当地一种最好吃的饭食。但临别的时候，我偷偷地把她家的一把梳子装进口袋里拿回了家，害得我大姨在梳头的时候找不到梳子，只得用手指头来梳理。而我们家却多出了一把梳子，谁也没有在意，以为是谁捡来的。因为没有人怀疑谁会偷一把梳子的。我甚至还趁她不注意的时候，把她刚用桄子桄好的一桄线也偷偷地拿走了。可这么多的线对我们是没有用的。因为没有布，既不能做衣服，又不能做被褥，也不是我们男人们用的东西，可我还是把它偷了回来。
    直到有一次大姨来到我家，而我正巧又不在，她发现了她的梳子和线，才知道是被我偷走了。我回到家后，为此，母亲狠狠地揍了我一顿。
    我长这么大，第一次被母亲暴打，她的眼睛里喷着火，嘴角吐着白沫子，边打边闂，闂我是个贱骨头，是个贼，偷东西偷到自家大姨家里去了，全家人的脸都让我丢尽了。父亲也在旁边大声闂，说全家人从来都是清正廉洁的，清清白白的，怎么就出了这样一个贼娃子？
    我从来没有见他们这么暴怒过，对我这么愤怒。我记得当我偷偷地把猪饲料拿到家的时候，他们只是表现得担心和害怕，而不是愤怒和谴责。而现在为什么会对我这么痛恨？现在想起来，偷猪饲料是为了活着，虽然政府和队干部绝不会原谅，但自己对自己是可以原谅的；可偷别人的梳子，而且是偷自己亲戚家的梳子，关键是偷来也没用，因为自己家也有梳子，这就难以理解，无法原谅了。
    连我自己也不明白，我为什么要偷这把梳子？我留的是光头，根本用不着梳子，父亲和哥哥也是光头，只有母亲能用得着梳子。但她连年操劳，头发脱得也没有多少了，自己的梳子也用不着多少，还要偷别人的梳子呢？我为什么要偷这没用的东西？连我自己也不知道。
    我无法为自己辩解，不能祈求原谅，只能闭着眼睛，听任母亲的拳头打在我的背上，打在我的屁股上。我能做的只是亲自把梳子还给大姨，请求她们原谅。好在大姨一家也没有责怪我，只是觉得不可思议，我为什么要这样做？为什么要做损人不利己的事？因为梳子对我没有任何用处，甚至对我家人也没有任何用处，完全就是匪夷所思。
    但我好像不吸取教训，在以后的日子里，用我们村里人的话说，我是越活越倒流了。年龄越大，身体越壮，品德越坏。因为大家一定要把我当成贼，我也确实是个贼：只要看到我，就要保护好他们家里所有财产，一块肥皂，一双破鞋，一只烂脸盆，甚至一个掏大粪的大粪桶，也可能一个不留神就给我拿走了。
    一开始，人们只要发现丢了东西，就能到我家找到，一找一个准。因为我从来不会把偷来的东西藏起来，偷回去就随便扔到哪里。
    火气大的人把我揍一顿，把东西拿走，火气小的把我闂一顿。也有那没火气的，只拿东西不打不闂，让我心存感激。
    时间一长，我自己好像也已经麻木了，我觉得偷窃别人的东西不是个丢脸的事情，甚至不觉得被人闂辱也是个丢脸的事情。村里的人好像也麻木了，因为对我无可奈何，再加上都是一个村的人，抬头不见低头见，好多人都是亲戚，好在东西根本丢不了，只要发现东西不在了，就到我家里去找去，我并没有藏起来。他们把东西再拿回去，顶多表达一下对我的不满，反正也没有什么损失。
    这样偷的和被偷的，好像就是一种游戏似的。但到了外村就不一样了，只要把我抓住，简直能打个半死。
    我的名气也渐渐地大了起来，甚至全县的人都知道我是个著名的小偷。很多人只要丢了东西，就怀疑是我偷的，到我家里到处乱找，甚至无缘无故地把我打一顿。
    我知道自己是冤枉的，但面对着认识和不认识的，几乎所有的人都对我充满着仇恨。我完全就是这个县里边的民贼，我是百口难辩。到最后，我就是想改过自新，重新做人也不可能了。因为我太出名了，完全就像古代的那些犯人一样，脸上刻着字，打着标签。反正那个时候，也不讲什么法制，对付我这样的人，也用不着公安和警察，民众可以随便打闂，即使交到公社里边，也是由办公室来处置的，有专门关押坏人的学习班，强迫劳动改造。不必审判，也没有什么时间限制，说抓就抓，说放就放。
    更多的时候是在生产大队和地富反坏一起挨批斗。这个时候我倒反而不怕了，因为批斗还算是文明的：喊上一段口号，有积极分子带头把几十年来的所谓罪恶，讲上一遍又一遍，听的人差不多都会背了。在这种高压之下，我的毛病好像也改正了一些，看到别人的东西，也不一定心痒难耐，非得去偷不可了。
    然而，没过多久，身体一向健康的父亲突然病倒了，大口大口地吐着酸水，脸色蜡黄，肚子疼得在炕上打滚。
    哥哥已经成了家，他的孩子众多，根本拿不出钱来，而我自己别看是著名的小偷，其实从来没有偷到过一毛钱。一来因为当时大家都没有钱，二来就是有点钱，也隐藏得极为隐蔽，我根本就偷不到。只能偷一些没有用的破烂的日常用品。全家人看着我，虽然口里没有说，但心里会闂我，白当了一回小偷的名字，却没给家里偷回来一毛钱，完全就是个废物。
    我也知道自己是个废物，但这个时候自己是不能作为废物存在的。父母养我生我，我不能不管，我这次下定决心，一定要去救自己的父亲。我看了他们两眼，默默地走出了村子。
    我知道我们村是最穷的村子，就算我能偷到，也不可能偷到多少钱的。在农村，家家穷得连肚子也填不饱，每个人都想当小偷，都想偷别人家的东西，但谁家也没有东西让你偷。这就是为什么我成为著名的小偷，但并没有偷到多少钱的根本原因。而在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口号下，工农差别越来越大；工人的待遇要比农民不知道要高出多少倍。而工厂里边的厂长，恐怕是那个时候最富裕的人。
    我想了半天，决定到城里去，到工厂去，到工厂最有钱的人那里去。无论如何要偷到钱，不能再像以前一样偷一些毫无价值的破盆烂家具了。我把目标选定在汽车配件厂。
    那个工厂离我们只有30多里地。吃过晚饭以后，看着躺在炕上痛苦呻吟着的父亲，我没有犹豫，悄悄地走出了村子。等走到城里，已经到了半夜时分，正是我们这种昼伏夜出的人进行行动的绝佳时机。我以前办事到过这个厂里，知道厂长在后院住着，靠东边的一个独院，三间平房。
    我躲在厂子对面的一棵大树后边，静静地看着厂里边的电灯一盏一盏地熄灭了。已经到了后半夜了，我才蹑手蹑脚地走到的厂长家的院墙跟前，轻轻地从墙上翻到院子里，借着朦胧的月色，走到门跟前，这才注意到门上挂着一把大铁锁。原来屋里没有人。
    我心中暗喜，在院子里四处张望着，看到窗台前放着一根火箸，便用那根铁火箸插到门关上，用力一撬，那门关便从里边抽出来了。
    我轻轻地打开门走进去，摸到箱子跟前，箱子居然不锁着。
    我打开箱子。箱子里边放着两只包袱，一只新的，一只旧的。我把包袱拿到窗台跟前的桌子上，打开一只旧的，里边有一些旧衣服。我照原样包好。又打开另一只包袱，也是一些旧衣服。我一件一件地翻着，直到放到最底部，发现下边有三张大团结！
    我惊喜的心怦怦地跳着，赶紧拿起揣在口袋里，把包袱包好，又放进去，把箱子关上，走出门。我又从墙上翻出去，紧紧地攥着三张大团结，像疯了一样朝我们村子里跑去。
    但我不敢马上给父母送过去。我在窗户上听着，好像父母都睡去了，我自己另外住一孔土窑洞。我紧紧地攥着那三张大团结，当时面值最大的钱睡了一夜。直到第二天天亮，我才给了我哥，让他带着父亲去看病。我哥看着我手里的钱，足足看了半分钟，也没问我这钱是哪里来的，便用生产队的小平车，推着父亲到公社医院，给父亲去治病。
    我是做贼心虚，也没敢跟着去，担心他们问我昨天晚上干什么去了，问钱的来历，我是没法说清楚的。好在父亲的病也不重要，是胃溃疡，输了一些液体，买了一些药，便回到家里了。
    那是我第一次成功偷到一笔巨款，我不知道该高兴还是该惭愧。总算自己尽了一点孝道，尽管这样非常不光彩，但也只能这样了，只是觉得对不起那个厂长。当然也担心事情败露，如果那样可真的让我吃不了兜着走。我不知道什么样的下场在等着我。尽管我已不是第一次偷东西了，但这么大的钱，我还是第一次偷到。我常常因此而坐卧不安，心怀忐忑，好像一颗定时炸弹，说不定哪天就要爆炸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