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是深圳一个贼

    
  乔大羽的表演搏得一片叫好声。他哈哈一笑，抱拳拱手，退到后台……    
  第二天早晨，乔大羽一梦醒来，心里咯噔一声：说漏嘴了！这是他的第一个反应。酒醒之后，他一品味昨天的话，汗珠子立刻从脊梁骨冒了出来。他是个老江湖，人家放个闷屁都能嗅出腥膻。    
  来了，嘴巴痛快，报应也来得快。    
  乔大羽的脑子飞快地转动。此时他躺在自己的秘密别墅里。这儿是他的快活林，只有他和司机以及新搞上的漂亮秘书知道。司机早就回家睡觉了，小秘被他折腾半宿，这会还在梦里呻吟呢。    
  可是，他卧室的门大敞着，客厅中灯火辉煌，飘来一股股燥人的旱烟味。    
  来了，报应来了。乔大羽的心像小鼓一般，咚咚敲得皮肉胀痛。他反复琢磨半天，没有一丝头绪；最后，索性心一横，跳下床，抓起衣服冲到门口。    
  乔大羽露出光秃的脑袋。客厅里静得吓人，只听见墙角的仿古座钟来回摆动的声音。    
  没有人？    
  不！在宽大的意大利沙发中，蹲着一位干瘪的独臂老头。他的身体就像透明一般，丝毫不起眼；若不是手里端着细长的烟袋锅，差点从乔大羽的眼中滑过去。    
  是他？！乔大羽的头倏地缩了回去。    
  过了一盏茶功夫，乔大羽西装革履从卧室里冒了出来；他一溜小跑，腰弓得如同南澳的龙虾仔。    
  “哎哟！这是哪阵风，惊了您老人家的驾。”他说。    
  小老头不说话，只顾眯着眼睛吸烟。仿佛他到这儿，就是为了抽他的旱烟。    
  乔大羽轻咳一声，从卧室里走出一位穿长裙的女孩，白嫩的手托着带盘的紫砂小壶。    
  她半跪在玻璃茶几旁边，端起壶冲了盏茶，递到乔大羽手里。    
  乔大羽摆摆手，那女孩退了回去。乔大羽见没了旁人，双手捧杯盏，躬身相敬。    
  “七爷爷。”他叫道。老头斜睨了一眼，不说话。    
  “七爷爷。” 乔大羽嬉皮笑脸地说：“弄这事还不是卖的糊弄买的，做广告当不得真！” 老头依然不说话。    
  乔大羽沉不住气了，双膝跪倒道：“七爷爷，都怨小的贪了几盅酒，口没遮拦，犯了您老的忌讳。”    
  “都是为了吃饭嘛！”他抬高声音，又为自己辩护。    
  小老头轻声一笑，说：“大羽，我知道这是市场经济，讲竞争，我也是为了吃口饭，来领赏的。”    
  乔大羽的脸胀得通红道：“瞧您老说的，我这点道行，在您眼里屁钱不值。”    
  老头道：“不说谎，都是手艺人，靠本事吃饭哩。”    
  乔大羽沉默了一会儿，咬咬牙，起身快步走进卧室，眨眼间从里面拎出个枕头大小的包袱。    
  “就这么点现金，要不您老交代个数，改日小的登门拜访。”    
  小老头在鞋跟上磕磕烟锅，搭在肩上，将唯一的手探进包袱，抽出一张百元大钞，道：“不值这么多，没走空就好。”说着，一闪身没了踪影。    
  “记住，路别总往绝处走。”人没影了，话兀自在客厅盘旋。    
  乔大羽站在厅中间，楞了半晌，丢下手中的包袱，一屁股蹲在上面。    
  那小秘书手扶门框，探出头，问道：“这小老头是谁？”    
  乔大羽仰面躺在地板上，扑哧一笑，自语道：“小老头？在深圳敢叫七爷小老头？”    
  突然，他一骨碌爬起来，指着小秘书的鼻子：“马上停了报纸广告，撤掉华强北的场子！”    
  是的。在深圳，没人敢把神偷小七叫做“老头”。                                   
第二章  我是个诗人，却成了小偷      
  “神偷小七”是我师父，他的名字早就没人记得，尊敬他的人都叫他“七爷”。“七爷”和我之间故事很多，他除了指导我技术之外，还是我两只手的主人——早在几年前，我的手就已经不属于自己，它们被“七爷”买走了。    
  几年前，我是一个诗人；在京城漂泊，趴在黑暗的地下室里写一些谁也看不懂的句子。像“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等诸如此类的玩意儿。    
  想当年，京城里有一大群像我这样自命不凡的人。    
  那时候，诗人都很穷，不象现在有地产商包养；用一句欠文雅的话形容，那时候我们穷得卵蛋叮当响。    
  尽管这样，我们毫不在乎，常常邀三、五知己，钻到胡同里的小酒馆乐呵。“一盘凉拌海带丝；一盘炒饼；二锅头随喝随上。”我们冲老板娘吆喝。因为经常来，老板娘也不见怪，诗人诗人的叫，透着亲热。    
  几杯酒下肚之后，哥们儿一个个活泛起来，筷子往桌上啪一搁，道：“今儿高兴，谁得了好句子，咱们切磋切磋。”    
  另一位就站起身，一脸的严肃，说：“今儿早晨我拉肚子，跑厕所的功夫来灵感啦，各位老师给批评批评。”    
  他是个少白头，不到三十岁，就成了“白毛男”，给人一种沧桑感，再加上长发齐肩，简直酷毙了。    
  “疯狂的鸡冠花。”那哥们干咳一声，喝口茶水，润润嗓子：“疯狂的鸡冠花。”    
  “是什么带着神秘的暗示    
  在战栗的高空盘旋尖叫？    
  是什么狂舞着如蝠的翅膀    
  在烈风中燃烧？”    
  “啊，鸡冠花    
  你这来自地狱的小火焰    
  就像一百个初夜中的少女    
  分张着饥渴的大腿    
  在痛苦中快乐地奔跑”    
  ……    
  那哥们是标准的男高音，比帕瓦罗尼差不多少。激昂处，泛白的长发舞动，给人一种飘逸的感觉，声波震得斑驳的墙皮簌簌直响，往往吓人一跳。    
  每到这个时候，喧闹的酒馆一片寂静；北京人毕竟是大都之民，处变不惊；等我们折腾完，他们附合地鼓鼓掌，继续聊他们的。    
  现在想起来，那会儿真是我生命中最闪亮的日子。    
  在北京当诗人的时候，我曾疯狂地爱上一位摇滚女歌手；她叫毛葳，是金太阳乐队的女主唱。    
  毛葳以前是一个书商家的小保姆，那书商曾在湖南电视台工作过，主持策划了中国第一套限量版金字《二十四史》,后来他把这套书折腾上市，坐庄家，玩股票，变成“亿万富豪”。据说因为这个，省里还给他一个政协委员的头衔。现在则一落千丈，还是因为这个，成了“诈骗在逃犯”，据说躲在北美洲一个印第安人的部落里。    
  书商和张俊似是亲戚。老张是我们当时的穷哥们之一，写诗，写歌词，当时还没成为“药业大亨”、“歌坛大鳄”。    
  那时候，我们都渴望出名；渴望缪斯女神抛来媚眼，引灵感之水，浇灌我们饥渴的心田。直截了当地说吧，就是一夜之间名扬天下，走到哪儿都有美女和饭局。    
  毛葳和我们一样，也想在北京混出个人模狗样儿，从湖南师院毕业之后，只身来到这个陌生的城市。    
  她是个彻底的女人，为了理想什么都肯干，包括当保姆。    
  跟张俊似去书商家的时候，我从没注意过这个单眼皮的小女孩。诗人的理想都是双眼皮的，比如晓庆姐那种类型。    
  书商是湖南人，却不喜欢吃辣椒，特爱喝五十六度的红星牌二锅头。这一点对脾气。本来他又有钱又有名，诗人们都有些歧视他，三杯酒一落肚，我们就成为亲朋好友。    
  “兄弟，以后你就是我哥们！” 三杯酒一落肚，他拍拍我的肩膀，叫得粘乎乎的。    
  那时候，北京刚流行卡拉OK，在酒店包房里面唱，要120块钱一小时。书商家的客厅里，一色原装日本进口的“健伍”牌音响，比星级酒店里的都高级。    
  于是，张俊似就说：“哥，您这音响，哎呀！”他竖起拇指。    
  为了充分满足书商的虚荣心，我也在一边夸：“大哥，您的音响是一流的，您也是。”    
  夸着夸着，书商就迷糊了，道：“来，唱两首，助助兴！”    
  “不了不了，还有事。”这时，大家就推辞。    
  书商的脸一板，道：“不把我当朋友了是不！”    
  “既然都是朋友了，就满足他一回吧。”我说。    
  书商一高兴，赶紧找话筒，将音乐弄到最大声量，我们一首接一首的唱，唱得不着调。《花儿为什么这样红》、《朋友》、《冬天里的一把火》……，把费翔、崔健、朱明瑛、彭丽媛、毛阿敏演绎得支离破碎。    
  当时我们没感觉，相互骂对方是驴叫；多年以后，有人造谣说，有一次我在深圳根据地酒吧寻开心，一时兴起，演唱了崔健的《一无所有》；刚唱半截，包房的门被踹开了，只见崔哥举着一把明晃晃的菜刀冲了进来。    
  “谁糟蹋我谁糟蹋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