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列茨科夫元帅战争回忆录

对得到空前传播的社会主义思想又怎么办呢？于是，美国反动派渐渐走上了恫吓的道路，开始挥舞“原子大棒”。反法西斯同盟的斗争年代已经过去，往后就是连年的“冷战”岁月。恐吓我们和全世界，这就是美国8 月初投原子弹的真正目的。不言而喻，美国反动派的这个企图没有得到任何结果。可是每当想到有成千上万的日本和平居民成了大洋彼岸那些鼓吹“冷战”、策动空袭广岛和长崎的人的首批牺牲品时，无不为之痛心。
  在日本开始投降后，炮声日渐稀疏。零星小股别动队虽然继续为害作乱。但他们不会构成严重威胁。而关东军正规分队，现在只有那些尚未接到投降命令的地方还在抵抗。这样的偏僻角落已越来越少了。
  从日本正式投降到签署投降书这两周（8 月底到9 月初）的时间内，我基本上是忙于无休止的外出。出发路线通向四面八方。既去华西列夫斯基元帅大本营所在地哈巴罗夫斯克，也去8 月28日我把方面军指挥所转移该处的牡丹江地区；既去我们方面军的“基地”伏罗希洛夫市，也去暂时成为方面军驻满洲特别军事管制中心的哈尔滨。有时要去检查战利品（我不只是过问一下，而要提出军事和经济方面的意见），有时又要去参加审讯高级战俘，有时还要出席方面军胜利阅兵式，有时又要接见我国滨海地区或满洲当地的劳动者代表团（此事我感到特别愉快）。
  8 月25日，第25集团军所属兵团在朝鲜的细阳城释放了被日本人关押在集中营里的犯人。他们中间有十六位在不同时间被俘的英国、荷兰和美国的军政要人。他们全都因为获释而欣喜若狂，并感谢苏联军官，但在原则上对待我们的态度不尽相同。一些人是不久前来到这里的，就其本人来说还称得上是正直的老军人，他们根据自己的才干履行了所担负的职务。另一些人从战前起就侨居东南亚或远东，是典型的殖民地买卖人和行政人员。他们那面黄肌瘦的脸色说明了许多问题。当然，问题不仅在于体力上的疲劳或多病。被俘使人精神上感受压抑，不禁思绪万千，自问自答。唯独想到“你是俘虏”时最令人伤心。
  当我同一些苏联人，比如说从德国法西斯那里回来的苏联被俘人员谈话时，曾不止一次地听到他们类似的意见。你看，现在我正监管一些人，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他们是从另外一种被俘状况下，而且是从另外一种社会获释的，我在他们身上也可看到某些相似之处，虽说人生观各不相同。看来，在这个令人难堪而痛苦的“被俘”现象中，暗含着一种作为人所共同理解的可耻和郁闷的意义。然而，一切都取决于落入敌手后表现如何。即使被俘者陷于绝境，也不能使他们丧失抵抗的能力。凡在生死关头毫不动摇并作为战士勇于面对现实者，以及誓志不屈而继续同敌斗争者，祖国都不会忘记他们，并视为自己忠于伟大社会主义思想的忠实儿女（当然，我这里所指的苏联人）。
  看着上面提到的被我军指战员解放的十六名被俘要人，我想了这一切。说实在的，我很想从纯心理学观点，在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两相对照方面来了解他们。可是再没有机会和他们谈这个话题，需要尽快解决把盟国的被俘公民移交给负责遣返他们回国的机构。尽管处理这件事的各种细节使我很费周折，但这个问题解决得很利落。
  为了对比，说一说我在8 月底是怎样接待日本被俘将领的。他们被送到杜霍夫斯卡亚西南八公里远东第1 方面军野战指挥部所在地，当时仍穿一身军服，佩带所有勋章和各种冷兵器。起初将军们畏葸不前，尔后请他们入坐并同他们谈起话来时，他们才敢冒昧陈词。
  他们开始谈的第一件事就提到了给全部日俘提供医疗救护和向他们发放服装和食品。这项请求使我产生了极好的印象。我们向将领们保证说，他们士兵的供应不会比在关东军差。于是他们又把话题转到自己家眷的命运。主要是请求不要把家眷留在满洲，因为当地居民对他们恨之入骨。苏军统帅部能否把他们遣送回日本？万一不行时，可否让他们陪伴被俘的将领、考虑到家眷问题整个说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道主义问题，我们尽力设法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总之，俘虏问题是极其复杂的。从8 月9 日到31日，远东第1 方面军共俘敌官兵二十五万七千人，有四十三名将军。到9 月10日，战俘总数增至三十万人，其中包括七十名将军，内有十三名伪满军将领。这么多人都需要给他们提供粮食（他们自身携带的只够短期食用）、高水平的医疗保障和服装，解决他们临时安置及其它许多问题。重大的问题，我们都按上级指示解决，而其余的所有问题都要由我们自行解决。
  在给俘虏治过病的那些苏联军医中间，值的特别提到的是阿尔卡季・阿列克谢那维奇・博恰罗夫。在整个战争期间，他都在前线当外科医生，而且大部分时间担任第5 集团军外科主治军医。在1945年5 月第5 集团军东调滨海地区并编入远东第1方面军时，卫生勤务中校博恰罗夫便成了我的部属之一。他的名声在第5集团军不胫而走。需动外科手术的伤员，都渴望碰上博恰罗夫亲手给他们做。
  然而我想在这里强调的是，可能而且应该感谢博恰罗夫和他的助手们的，不光是我军指战员，而且还有关东军的官兵。苏联的军医们无论在战场上，在后方，还是在关押着日本人在内的战俘收容所里，都光荣地履行了自己的人道主义职责。成千上万的战俘在那几周里得到了高明的治疗，他们对此表示衷心感谢。
  哈尔滨为庆祝胜利而召开的一次群众大会，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9 月3 日，我飞抵该市，以便就地解决一系列现时摆在我们面前的经济和行政问题。不久莅临的有华西列夫斯基元帅、空军主帅诺维科夫、空军元帅胡佳科夫、炮兵元帅奇斯佳科夫及其他军事首长。前来迎接我们的是率领部下维持哈尔滨地区治安的别洛博罗多夫。我们到路马场去看缴获关东军的战利品。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几门长管远射程炮。日本人原想用它们扫平符拉迪沃斯托克、哈巴罗夫斯克、布拉戈维申斯克及其它苏联城市。
  大会在第二天举行。哈尔滨的一个广场上彩旗招展，人山人海。此处约有两万俄罗斯市民，以及许多满人和汉人。什特科夫宣布开会后，请苏军代表奥斯特罗格拉佐夫少将讲话，他讲到了关东军的覆灭，还讲了苏联及其人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所起的伟大作用。大家对每一句话都如饥似渴地听着，不是吗，我们早已知道的事，对他们来说却好像是意外的新发现。在战争年代传到哈尔滨人这里来的真实消息少得可怜。日本宣传报导歪曲一切真相。而今他们亲耳听到了原先只能是云遮雾罩的消息。当地居民自己的见解和期望，都在热情洋溢和兴奋已极的发言里吐露出来。法学家别尔佳科夫代表全市知识界，柳德米拉・扎哈罗娃- 片茹科娃代表青年，大主教涅斯托尔代表宗教界讲了话。然后是科学工作者、艺术家和商界代表发言。最后由当地演员和我们远东第1 方面军红军歌舞团联合举行盛大音乐会。当晚，又成功地在哈尔滨俄罗斯剧院举办了音乐会。
  9 月5 日，华西列夫斯基元帅一行飞往长春，去会见马利诺夫斯基元帅。我在随同他们出发前，自己拟定了一个赴满洲和朝鲜各解放地区的现地勘察计划。这是一项刻不容缓的工作，要求效率高、周到细致和有长远打算，因为我军必须在一段时间内留在它所解放的地方，而各方面军无疑必定改编为几个军队集群，或编入原有各军区。
  9 月6 日，我们视察了长春和沈阳。在长春，外贝加尔方面军司令部设在原关东军大本营办公大楼内。
  长春市给人的印像是双重的。市中心大街宽敞豁亮，楼房建筑颇有欧洲风味，一切掩映在万绿丛中，令人赏心悦目。可是一离开市中心，刚走不远，就开始看到蛛网般的小巷，狭窄拥挤、弯弯曲曲，异常肮脏，住满了中国贫民。胡同的交通被大车堵塞，车上兜售着当地手艺人制作的粗糙物品。沿墙停放着一排排洋车。做小买卖的借间小屋存身，雇工和苦力们则寄居在大杂院里。叫化子举目可见。
  在沈阳，我们看到了同样景象。我们住进了坦克军司令部。这所房子是1902年由几个俄国工程师设计建造的。我们到来之前，那里本是满铁旅馆。去看兵工厂时，我们跑遍了全城。和长春一样，市中心较好，其余一切部留下了令人不快的印像。大风把厚厚的尘土一团团地卷到高楼上空，满街灰尘滚滚。在房屋之间堆放着废物和拉权，处处散发着令人恶心的臭味。我们是多么怜悯和同情地望看沈阳的贫民啊！只有他们那惹人注目的微笑使愁苦的脸上焕发容光。如今在这些曾被日本军阀变成奴隶的劳动者面前已开辟了一个新天地，这是尽人皆知的。日本人尽量避免在街上露面。而中国人，只要我们车子一停，就热烈地鼓起掌来，欢呼“山高！
  这当然不是偶然现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更加蓬勃展开的中国人民革命解放斗争中，我们站在中国人民一边寄予同情。这一点他们很明白。同样明白的是，美国积极援助蒋介石分子，但后者未能向满洲调运多少国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