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1976

不能再拖了，北京队业务组副组长张国民就直接给主管华北震情的国家地震局分析预报室副主任梅世蓉打了电话，请求立即听取汇报，但梅世蓉把汇报时间推迟到了26日。”耿庆国说。
  “26日那天，国家局来了15个人，梅世蓉没到。国家局的同志听取了整整一天的汇报后，传达了梅世蓉的意见。”耿庆国回忆说，当时梅世蓉的意见是：“四川北部为搞防震已经闹得不可收拾，京津唐地区再乱一下可怎么得了？北京是首都，预报要慎重！”
  “国家地震分析预报室是一个决策部门，大震迫在眉睫，但我们过不了那道关。”耿庆国说，“事实上唐山地震前6个小时就出现了地声、地光，如果给老百姓打个招呼，减轻人员伤亡是可能的。”
  听取北京市地震队汇报的国家地震局分析预报室京津组组长汪成民，也高度关注着华北震情的发展。汪成民说，以他为代表的国家地震局一批年轻同志坚持认为唐山、滦县一带会有大震，但他们的意见始终得不到重视。
  7月14日，全国地震群测群防工作经验交流会在唐山召开。汪成民要求在大会上做震情发言。当时主持会议的国家地震局副局长查志远没同意，让他在晚间座谈时说，但强调不能代表地震局。就这样，汪成民利用17日、18日晚间座谈时间，通报了“7月22日到8月5日，唐山、滦县一带可能发生5级以上地震”的预测。
  青龙县科委主管地震工作的王春青听到通报后，火速赶回县里。县领导冉广岐拍板，7月25日，青龙县向县内三级干部800多人作了震情报告，要求必须在26日之前将震情通知到每一个人。当晚，近百名干部十万火急地奔向各自所在的公社。
  1976年7月28日3时42分53.8秒，唐山发生里氏7.8级大地震，超过24万人在地震中遇难。青龙县的县城距唐山市仅115公里，但无一人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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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君宜：想当青天大老爷，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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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韦君宜
  韦君宜，原名魏蓁一，1935年在清华大学读书时投身“一二·九”运动，并参加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期从事新闻宣传及青年工作，解放初期曾在共青团中央、北京市委担任宣传部长和市文委主任。1954年调中国作家协会，曾任《文艺学习》、《人民文学》杂志主编、人民文学出版社总编辑、社长。著有长篇回忆录《思痛录》，长篇小说《母与子》、《露沙的路》，中短篇小说集《老干部别传》，《旧梦难温》、《女人集》，散文集《似水流年》、《故国情》、《海上繁华梦》、《我对年轻人说》等近200万字的作品。本文摘自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思痛录》。
  “四人帮”垮台了，十年的黑暗结束了。
  严冬过去，寒风不再吹了，最后终于吹来了温暖的风，吹开了夭桃秾李。群众为了这迟到的春天，在天安门前拍手欢歌，中国有救了。
  多么好啊！青年说：把十年来的不公平、冤狱，把拿人不当人的思想和行为，一下子清除吧。中年知识分子说：把解放以来，1957年以后，把人不当人的规章都解除掉，让人们真的解放吧。还有人则想得更多更远：我们这个辛苦创建，身上还带着不少旧痕的国家，要彻底变革，行吗……
  人们一面欢呼歌舞，一面没有从前那么天真、容易放心了。
  “四人帮”垮台之后，我碰见的第一件别扭的事，是诗人郭小川之死。
  小川之死这件事本身还查不清楚——他好好地睡在招待所被窝里，怎么会被自己抽剩的香烟头点着了自身而活活烧死？——只说我们这些刚刚得到“解放”消息，还没有“安排”的文艺界朋友，听到了无不惊讶，痛心。应该追悼他呀！可是这时候，既没有作家协会，也没有任何文艺团体（除了那些样板团）出面来召集追悼会，奔走来奔走去都不成。后来听说办成了，凭通知到八宝山入场。我收到这么一张油印的小条，问我们社其他与他熟悉的人，都说不知道。开会头一天，我接到冯牧一个电话，说：“人家通知的范围非常小，只好这样，咱们分别口头通知大家，你也通知一些人吧。”我说好。于是见人便讲，动员了一车。赶到八宝山一看，满满地站着一院子人。不管是作家还是名人，全都站在院子里，我忙挤进里边休息室去看，才知原来只开了一间第六休息室（按八宝山的规矩，一般要开六、七、八三间，给吊客休息，规格再高点的，增开一、二、三三间）。今天如此，吊客只好都站在院子里，在悲哀之上又加了气愤。
  我听见站着的吊客们窃窃私议，今天的规格不知怎么样，据说特别高，由中央主持……什么中央人物，当非文艺界所能够得上。等了一会儿，叫我们排队进去，站好之后，奏哀乐，然后上去了主持并致悼词的人。我眯眼看了半天，既看不出是哪位作家，更认不出是哪位首长。是一位30多岁的妇女，手拿悼词，结结巴巴在那里念。
  谁呀！
  直到会散了，人们往外走了，我这才打听清楚，原来这位主持会的人，是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原长辛店铁路工厂的一位女工。想必是造反成就极大，才能占据这样的高位。但是她和郭小川有什么关系？和诗又有什么关系呢？“四人帮”垮台了，她还在做她的官（不过，后来她下台了），她又着实与文艺及政治方面都联不上，所以至今我也说不清这位为逝去的小川做结论的女部长的名字。
  如此对待文艺界对一位著名诗人的追悼，这就是1976年“四人帮”刚垮台时对待我们的姿态。这自然已经比开口就骂黑帮强了很多。但是，不能不使人感到，我们依然比别人矮一截。
  许多还活着的人被放出来了，但是他们的问题还解决不了，有的去山东，有的去山西。中央专案组还掌握大权，说一声“不解放”就不解放。
  我到清华去看望老校长蒋南翔，结果只找到一间单人宿舍。门锁着，隔钥匙孔看见两只满是泥的布鞋扔在地上。后来他算是解放了，却没有工作，住在万寿路招待所。我又去了一趟，这次是事先电话联系好的，我和老同学魏东明同去。进屋一看，一间空屋，四张床，住他一个人，就算优待了。到吃饭时候，他到食堂去打了饭来，又说：“这里还有肉，我们烧了吃吧。”说着便取出一个塑料口袋。我一看，竟是一个生的猪蹄子！问他哪里来，答曰是今早他自己到菜市场排队买的。真亏了从来不会买菜、做饭的老蒋。现在三个人吃饭，只我一个多少知道点烹调，我只能当仁不让。我就问：“你的锅呢？”他指指自己吃饭打菜用的小搪瓷饭盒。“刀呢？”他取出一把削水果的小刀。“炉子呢？”他领我到里面盥洗间，那里有一个小酒精炉。看了他这些炊具和那个大猪蹄，我不由得笑了起来，你就是马上到饭馆请大师傅，也做不出这个菜来。何况是我？但是老蒋盛情可感，我不能不动手。于是我用那水果刀把猪蹄子稍微削下几丝，没有油，就加上打来的菜，放在搪瓷饭盒里炒了一阵，火又太小，哪里炒得熟？我一边炒，他们二位一边蹲在旁边吹火。这顿饭吃得实在狼狈，自然也别有风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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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君宜：想当青天大老爷，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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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临走我告诉老蒋：“下回可别这样招待我们了。”下回，他自然也不敢这么办了。这是我们的大学校长在“四人帮”初垮时的状况！当然，这在群众中间得算水平很高的了。书呆子闹笑话，只可算作运动结束后茶余饭后的轶闻，说着玩的。真正运动的尾声可没有这么轻松。
  好些初得“解放”而无处安身的人，免不了东跑西走，看看朋友。记得有一回，我刚下班回家，见老同学李昌和老同事王汉斌都在我们家里，他们都是还没安排工作的。见面自然要打招呼，我说：“刚回来，忙啊！”李昌忽然笑着用手点着我说：“你啊，你现在是当权派，是忙哩。”我说：“那你们是什么？”杨述说：“我是走资派兼叛徒，到现在帽子还没有摘哩。”
  的确如此，许多人虽然已是人所共知没有什么问题了，但是头上那顶“帽子”就是摘不下来。为了杨述的摘帽子问题，我找过当时新成立的中央，跑过中组部，求见邓大姐，都没有办法。后来，甚至中组部新上来的同志已经跟我推心置腹到这种程度：“他没有问题我们知道。可是，他和另外一位×××同志，是过去中央画过圈子的，现在的中央专案组就不许我们推翻。这事怎么解决？我们得慢慢想办法。”
  过去的“中央”（主要是“四人帮”）圈过圈子的人，就不许动，依然铁案如山，只能慢慢想办法。我还在不停地奔走。后来，有人告诉我说：“你去求新组织部长胡耀邦同志。”我认识他，但是我没好意思去求。再后来．又有人告诉我：“杨述和那位×××的事大约快了。胡耀邦对别人说了，对于这些事，他比当事人还着急。”果然，对这些被圈过圈子而没有什么结论的人，逐渐松动了。我又听人家说：“快了，中组部正在和他们顶。”我们等到1978年11月，杨述果然算是比较快的“解放”了。
  还有比他的“案子”更重得多的人：“三家村”、“四条汉子”、彭、罗、陆、杨……这些经“御笔亲点”过，而人人都知道并没有什么罪的大罪人，也陆续获得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