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1976

原来神圣不可侵犯的“中央专案组”竟被解散，这真是天大的事！当时轰动九城，大门口排了长队的地方，不是像后来这样的百货公司、食品店，而是中央组织部。各色各样受冤几十载的人写血书上告，城里传说着“胡青天”的故事。我的一个老同事李兴华，早被划成右派，告过多少次状，不曾有过结果。这一回，他得了癌症，把申诉书赶写出来，委托妻子去中组部门口排队。照理该是十分迫切的，但是他却不，居然躺在家里和朋友聊聊文坛近况，自己还想写一点文章。对于交上去的申诉书，他挺放心地说：“会有结果的。”果然，后来在他去世之前，接到了平反的通知，使他得以安然瞑目。中央负责干部能得到党员群众这样的信任，在我的经验中，是除抗日初期投奔革命那时之外，后来再也没见过的。
  先是这些受冤的“右派”分子，后来平反到“胡风分子”，然后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再然后是无根据的“特嫌”，最后甚至到了死后也不得翻身的“地主阶级孝子贤孙”。这种局面真是自从开国以来甚至开国以前所从来没有过的。随手给人扣帽子，搞运动，早已经成了我们的习惯。
  能这样改变吗？一个出身定为“国民”，无资格在祖国之内自称“人民”的人，也能获得“人民”的普通身份吗？人们将信将疑。就在我们出版社里，有好几个从解放以来一直表现极好，要求入党的人，却外调十几年不能批准，只因为家庭出身是地主。几本写得很好的小说，军代表不让出版，只因为作者的爸爸有“历史问题”。好几家我们眼看着长大的孩子上不了重点中学，因为孩子爸爸的“结论”没有做。连小孩们都说：“我念书有什么用？现在爸爸是纲，纲举目张，纲坏了目怎么张嘛！”这些还稀奇吗？到了这时，我头脑才稍稍清醒，才觉悟到，原来我也只是在出书这一点业务上，比军代表们稍微明白一点，其他，我的思想不也是一样无知吗？首先得把人当人，然后才谈得到研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例如开口说阶级，怎样废除阶级？没大想过。
  这点“新思想”，我们还不习惯。
  我开始想到了，我应该去认真看看这些年人们是怎样在生活的。特别是农民。
  我曾遇见一件案子：
  一个亲戚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农村造反派揪回农村去，打死了，罪名是地主分子。而此人早在抗日战争期间已经弃土地从商，进入城市。他的现已50多岁的儿子。已经根本不认识那个农村的“家”了。他不是地主，其实很明白。而我们那时奇怪的法律（或者是不成文法），凡属地主，就没有人权，犯有天生的死罪，而打死他的人无罪。因此，直到“四人帮”垮台后，他家出头来打官司，还不敢堂堂正正提出无故打死人命案，而只敢提出“成分”划错了，还向我打听，是否认识该县老干部彭书记。请帮忙讲一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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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君宜：想当青天大老爷，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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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下去了工作组，临走以前，我曾拜访过工作组长，请为清查。结果回来之后，既未查出他确是地主的根据，也没有相反的任何资料，只是一句话：“当地县委说，已经问过当地支部了，支部坚持不能改。”然后就是工作组长同志的一大串苦经：下去就得先声明服从他们的领导，想当青天大老爷，难！
  我作为记者下去了一趟，去的就是这个县。正是农村开始改革的时候，我看到了一个办法虽然有点乱，但是劲头很大的农村改革家，也听他毫无顾忌地讲了县里好几个冤案，包括他本人处理的，明知张冠李戴冤枉了好人，他写了报告，而县里硬不给平反的案子。于是我们谈得非常投机。他说：“来吧！多住一阵吧，多住一阵你才知道我们这里的事多难办。”我也动了心，我觉得我需要下去认真地体验一次生活。不是作家为写作去体验生活，而是作为党的干部（“干部”是这些年来真实生活的主宰）去认真再生活一次，如同解放前下乡土改时一样。于是我去找中央办公厅冯文彬同志，他是跟胡耀邦同志一起上台的。我要求下去当工作组员，首先再体验一下我们这些年给老百姓戴帽子搞运动，究竟搞到了何等程度。我也是党员，搞运动的也有我，现在我本人也吃过一回苦头了，在我的头脑开始清楚之后，我要去看一看我们过去对人民干的事究竟是些什么，想想怎样才改得了这种习惯，如何才能把这种对待老百姓的习惯翻过来。
  冯文彬同志答应了我，而且说如有什么值得反映的情况，可以直接向他通气。
  这个工作组是中央派的，系国务院各部出一两个人组成，基本上是各部的处长。我跟他们到了刚经过地震尚未恢复的唐山，有间房子住就是好的，但是地委还是对我们极其客气，开会就称“汇报”，要听什么就把谈话对象叫来，而且说：“你们要叫谁就叫谁。”
  在我作为新闻记者来的那次，已经查清了那个成分案。连支部所属公社的公安委员也说：“我在这里工作了20年，档案捣过来捣过去查了多少次，从来没听说过有这么一个外逃地主，怪！”我还听说了一点这里县委彭书记的情况：农民，抗日民兵出身，文化很低，却忠心耿耿地执行上边的一切指示。抗震中有功，登报成了模范，现已升任了地区副专员。在这种情况下，我想暂可不过问该案，先去听听别的案子。
  我们住在招待所里，晚上就有老百姓来访，谈一些案子，其中谈得最多的是邻县（就是我去过的那个县）的一个命案。一个种菜的农民因小菜窖被挖，用刀子自杀了，闹得全村老百姓给他送葬。县里意见也不同，为此还撤了些干部。现在县里说，这是“那时候执行政策执行得死一点，农民想不通，自己抹脖子死了。已经由公家发了抚恤费了，还怎么样？”的确是不能再怎么样，他是自杀的，能叫谁给他偿命？工作组也拿不出什么办法。
  但是老百姓还是议论纷纷。有一天晚上，我在屋里听招待所的工作人员聊这件事，说那个农民苦是真苦，老婆在天津住院，交不上医药费，小孩才一岁多，全仗这窖菜手艺挣点钱。彭书记一下去，下令各村菜窖全挖，谁留下就是资本主义尾巴。那人跪下嗑头，最后掏出刀子来，说是砍菜先砍我。彭书记还是一个字：“砍！”这么着，一个人，硬被逼死在菜窖跟前了。
  这时，听见了更多的关于彭书记的轶事：他如何坐着个吉普车下乡，一看见一群小孩用水桶浇菜，就下车来赶；如何在农村里召开“拔钉子会议”，各村汇报那些种菜的“钉子”，一个个拔，到最后剩下这个持刀自刎的，当然非拔不可。说到最后，这是中央下来的政策，彭书记执行了，你能把人家怎么样？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听了原县委副书记和原县公安局局长的汇报。他们都挺委屈，声明自己原来都很服从彭书记的领导，都是尽量按他的指示办的，但是事情实在没有办法，当他们到村里时，话刚出口，已经被当地老百姓包围起来了，老百姓不干呀！他们尽量解释，到菜主家去听人家哭，听本村支部书记诉苦，说他也活不下去了，见不得那家人！死者的妻子在天津急死了，家里剩下一个瞎眼老太太和那一岁半的孩子……真是没办法，他二位才在群众面前认了错，也没有干别的，可是这两个干部都被撤下来了。公安局长说，彭书记升了地区副专员，我现在幸亏调到了市里，不归地区管，要不，今天我也不敢来说这些话。原县委副书记现在穿一身军装，很详细地把自己当年如何下乡照彭书记的意思开会，如何因为老百姓有意见不能不调查，如何自己回去汇报，在县委会上提改正的意思，如何一次在县里好容易说通了，自己去跟老百姓也说过了，可是二次又翻案……细讲了一遍，底下他就不说该怎么办了，只说了一句：“关于彭副专员的事，我听地委的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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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君宜：想当青天大老爷，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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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显然，原副书记和原公安局长都有意见没有说出来。会散之后，我想了一想，便拉着同来的一个编辑，一起到本地部队系统，去找那位县委副书记。
  我们找到他家里。这位政委见我们来，已知道我们实际上是记者，非常高兴，他自己倒茶，抓花生招待我们。重新细谈这个案子，他讲了他从乡下回县，如何突然知道县里要开会批判他，说他包庇了资本主义道路，又如何在全县的广播大会上批他，不通知他会议内容，而叫他去出席……没等他讲完，我已经知道，他所受的这些委屈正是过去我们常受的，但是现在还要他受。帽子还在人家手里，还可以随手扣下来。
  他又对我讲了这位彭副专员是怎样当上模范的。地震了，他毫无办法，陈永贵来视察，他拍胸辅表示全县自力更生，一点支援也不要。于是得到上级赏识……
  这些材料，我不能写进工作组的报告。农民为什么被逼自杀？不能写上由县委书记负责。那个并非地主的人，被错划为地主而遭打死，也只能写他成分划错的冤情。假如原来成分没有错，本来就是地主呢？其内含便是：打死人者无罪，被打死活该。
  我们的农村这些年就是这么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