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的女儿

    我在北京非常想见的一个人是王光美。她的丈夫、国家主席刘少奇已经在“文革”中被迫害死了。我给王光美写了一封信，特别告诉她我在《斗争主题》中扮演她时没有丑化她。她于是约我去见她。
 
                      第十九章  《暴风雨》大获成功
    王光美出身于富裕人家，她父亲是天津的实业家。她上的是最好的学校，并且在美国资助的北京燕京大学取得了学位。以王光美的背景，她完全可以去美国享受舒适的生活。然而她是个理想主义者，很早就决定要投奔延安的共产党。二次大战后，当美国试图在国共两党间作协调时，王光美被中央军委外事部门派去当翻译，她就此认识了后来的丈夫。从她在“文革”中自始至终保护和捍卫她的丈夫来看，他们有一个美满的婚姻。她在磨难中增强了意志和尊严。尽管她在“文革”中备受磨难，但仍显得高贵而迷人。
    我猜王光美的英语一定很好，可是我一直没有机会证实。我用英语问她问题，她总是用中文回答我，我不知道她为什么这样做，或许她觉得在禁止了十年以后，她的英语已经生疏了，或许是出于经过整肃后的一种本能。批斗她的人甚至说她名字中的“美”是亲美的意思。我们从来也没有提起过“文化大革命”。
    她送给我一张她拍摄的她的丈夫和三岁小女儿的照片作纪念。父女两人在照片上笑着头碰头。她没有用一般中国人呆板的照法，而是抓住了一个快乐年华中的开心时刻。从王光美家回戏剧学院，我心久久不能平静。
    经过两个月的训练之后，似乎用排演莎士比亚的《暴风雨》来检验学习成果是个不错的选择。这将是《暴风雨》第一次在中国上演，也将是我的学生们第一次做公开演出。
    《暴风雨》中，普洛斯彼罗和女儿米兰达在政变后被流放在荒岛上。他征服了岛上的土人凯列班和精灵爱丽儿。普洛斯彼罗用了十二年的时间去完成他的复仇，然而他最后却懂得了宽恕。他在给予别人自由的同时，自己也获得了新生。
    我请了我的助教梁伯龙老师来当副导演。他能帮助我理解朱生豪对莎翁的中文翻译，并适当地做一些小修改使其更加易懂。中央戏剧学院同意了我的计划，他们希望借此能“让学生们接触更多样的文化”。我必须要给全班三十一个学生分配角色，这是让每个戏剧老师都头痛的事，好在剧中角色很多，每个人都能有事干。除了年迈的普洛斯彼罗以外，让学生们理解其他角色应该不会有困难。
    在某种程度上，这出悲喜剧交织的戏有点像传统京剧。米兰达和腓迪南这对恋人就像中国人理想中高雅纯洁的恋人一样，婚姻也要得到父母的赞同。我希望剧中强烈的不公正及复仇的悲剧色彩能在观众中引起共鸣，他们在“文革”后受到的教育应该能使他们理解宽恕的概述。从这一点上说，我希望排演这出戏也能帮助我正视发生在我家的悲剧。
    十二月的时候，为了鼓励我们的艰苦努力，系主任取得同意让我们在露天举行最后的一场排练。这是我的另一个新尝试。受了京剧演员在露天喊嗓的启发，我希望学生们能在露天把自己的嗓音推到极限，这样当他们回到剧院时就会对自己的声音有一种新的感觉。
    《暴风雨》在1982年1 月12日的首演是一场出乎意料的盛事。英国驻中国大使珀西。克拉多克爵士和领事基思。亨特等前来出席。令我大吃一惊的是，有好多高级干部也来看戏，我知道他们是来观看周信芳的女儿导演话剧，但我不知道他们都是谁，所以也没觉得紧张或不自在。我只认出了一个人，周扬。他曾经是在文艺界掌握大权的中央宣传部长，江青在“文革”中称他为“四条汉子”之一。他将近七十岁，是一个身材高大、仪表堂堂的人。演出开始之前，我和周扬有一小会儿工夫单独谈话。他用那双锐利而痛苦的眼睛看着我，直接了当地说：“是我给你的父亲惹了麻烦，是我说服他写了那出关于海瑞的戏。”
    我被他的自责所感动。他自己也在“文革”中受尽了折磨。“不，”我回答说，“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不管他写什么戏都会挨整的。”
    因为父亲的名声，很多父亲的同仁都来观看我在中国当导演的作品。如果真有天堂的话，我希望父母亲正在那里微笑地看着我。
 
                           第二十章  浪女回头
    一月底，一辆通宵列车载着我驶离干旱的北方大平原，奔向人口稠密的长江三角洲。一块块油绿的稻田在我身边掠过，我终于要回家了牎
    在两天的旅程中，我心里想着的是还活在世上的人，而不是已经死去的。我想着大大姐，丁老师，高个子的周炳华，富生和毛生。他们是和我的童年有紧密联系的仅剩的五个人。耳边又响起了那首唐诗，要是我已经“鬓毛衰”了的话，他们的可能就全白了。我不知道我以前的佣人现在会怎么称呼我，是叫我三小姐呢？还是同志？
    我选择了乘火车而不是飞机，因为我需要一个人好好想一想。这又是一个对将要到来的感情波澜的缓冲。
    当年离开上海的时候记不清是谁去车站送的我，这次回家也想不起是谁来接的我，因为我的心里很乱。我只记得第一眼看到的是丁老师，是她的满面笑容，她的不太多皱纹的脸，她的有些灰白的头发。我一下子觉得似乎什么都没有变。一种生命绵延不绝的感觉贯穿我的全身，好像时间倒流了，好像我的父母就站在丁老师的身后，好像生活中并不存在丑恶和残酷。
    我回家的消息很快传开了。还没等我放好行李，我过去的司机富生就已经到旅馆来坐在了我的对面。他的稳重和沉静代表了生活中所有的简单化和永久性，一切都是到后来才变复杂了。我又有了安全感。
    “富生，你记得吗？”我一见到他就说，“我们学骑自行车的时候你一直跟着我们跑。”他记得比我还清楚。他对我们比对他自己的孩子还了解，而我们接触他也比自己的父亲还多。
    没有人以流行的方式称呼我为“同志”。我现在成了“三小妹”，我听了很开心。可是当富生一不留神又叫了我“三小姐”时，我忍不住笑了起来。
    几个星期以前在北京遇到几个从英国来的朋友，他们问我北京和上海的区别。
我把手一挥：“北京相当于华盛顿，上海相当于纽约。”他们马上就明白了。
    我的第一个责任是去给父母亲扫墓。可是却没有墓，因为他们被火化了。作为一个爱国人士，父亲的骨灰属于国家。自从1978年被平反后，他的骨灰盒就存放在上海龙华革命公墓。妈妈的骨灰由菊傲出国时带到美国去了。想来心酸，父母的骨灰被分开了那么远。可是有人告诉我说，父亲去世以后，曾有好心的人把父母的骨灰混在了一起。我被安排去拜访城外的龙华公墓。丁老师及父亲的两个朋友陪我一同去。
    那是一个又大又安静的地方。入口处有一块大石头，上面刻着毛主席语录：“为人民的利益而死，重于泰山。”我走过它的时候心想，不知道父母死于“文革”会不会也算是有利于中国人民，也许是吧，只要以后的人能更自由幸福地生活，不要再像他们一样。
    我们四人肃穆地走过两边栽满青松的长长的甬道，甬道一直通到朴素的骨灰堂。
一排排靠墙存放骨灰盒的玻璃柜像书架一样。我被领到父亲的骨灰盒前，看到父亲的照片放在一个盖了红布的骨灰盒前。想到父亲至少是和他的朋友们在一起，让我感到一丝安慰。
    我终于可以亲自向父亲致祭了。这是一个试图在公开场合表达一种很私人的痛苦的时刻。我不打算哭，可是我的身体开始颤抖。我带来一首用英文写的小诗，告诉父亲我来看他和妈妈，献上不孝女儿的微不足道的敬意。我打开玻璃门，把诗放在他的照片旁边。这个简单的动作止住了我的颤抖。我摸了摸他的照片才把门关上，然后深深地鞠了三个躬。仅此而已。在我做这个短短的仪式期间，一直听见旁边厅里的一个女人在号啕大哭她死去的亲人。她也是在帮我哭。
    然后，我开始去寻找童年记忆中的人和地方。随着生命之河不息地流淌，很多都已经寻而不见了。
    我很想见到周炳华，我那个孩童时代的大朋友，当年是他带我第一次去了“的的夜总会”。他没有到我的旅馆来，于是我试着去找他。私人电话在“文革”中都被取消了，我就叫了一辆计程车去他的老住址。我明白他为什么没有来看我，他是怕我觉得他别有用心。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