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的女儿

红卫兵以针扎她们而取乐，被打耳光则是家常便饭。和这些折磨比起来，她们宁愿被勒令去扫大街，可是还要遭受围观人群的辱骂和嘲笑。
    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这么残忍，人群中也不乏在心中哭泣的人。有些红卫兵也并不为“打砸抢”感到自豪，他们为了自身的安全不得不随波逐流。有些人甚至还试图帮我父母的忙。有一次，妈妈被勒令用斧头去拆狗屋，她那时已经很虚弱了。一个红卫兵，也是朋友的女儿，一边骂着给别人听，一边拿着斧头来替妈妈拆了。还有一个素不相识的红卫兵，利用抄家时的混乱给我家人扔来一堆保暖的衣服。
    我们家和上海很多的人家一样被洗劫一空，瓷器被砸碎了，父亲多年积攒下来的丰富藏书被烧光了，他那些灿烂夺目的戏装和妈妈精心设计的家具都被迫廉价卖掉了。
    1969年，菊傲被抓去坐五年的牢没有几天，父亲被从监狱里放出来了。敏祯领他去了那间昏暗的、原来是他书房的房间，他一进门就用视力已经很差的眼睛四下里寻找我妈妈。她不在。父亲一言未发。他能说什么？敏祯知道，从那一时刻起，父亲便失去了生活的勇气。
 
                             第十七章  回家
    我曾经以为再也见不到中国，可现在我要回去了。三十多年的时间，中国和我都发生了太大的变化。
    我想起和父亲的最后一次见面，当时我别扭地在他的书房里告别，却不知道那竟是我们的永别。我辜负了他对我最后的嘱咐吗？没有，我从来也没有忘记过自己是个中国人。我怎么忘得了呢？生为中国人就像是烙上了一个深深的烙印，简直就跟信了一种宗教一样。尽管我千方百计要与西方同化，我的信仰里却没有背叛这个字。
    可是这么多年过去了，我在生活上已经完全西化，而且我的生活和思想方式以西方的标准看都算是异常独立，那么我能够适应中国严格的社会标准吗？我会在我自己的祖国变成陌生人吗？
    还有一个难题，我不知道自己能否去面对发生在我家的惨剧。我的内心充满了矛盾。很多知道我经历的西方人也问我：你真要回到那个给你的家庭造成那么大痛苦的国家去吗？惟一的回答是，比起人类命运的悲惨，我的个人悲剧是微不足道的。
中国已经变了，大门已经开了，我和其他爱国人士一样，有责任让这扇大门继续敞开。更重要的是，我必须重新回去寻找我在生活中随意丢弃的点点滴滴。以前，我曾把衣服随地乱扔，让佣人去拣拾，而现在我要自己拣起来。
    回家的心理路程是漫长的，而从纽约到北京的航程却只用了二十六个小时。
    我到北京的那天是1981年9 月5 日。我的航班晚点了很多。当我走进移民手续处时，看到一个人举着个大牌子，上面用中文写着我的名字“周采芹”。从那一刻起，我在中国不再用我的艺名“采芹”（TsaiChin）。中国把我的“周”姓又还给了我，这是给我的第一件礼物。
    为了迎接我回国，我的五个表演系未来的同事，由系主任阮若珊率领，已经在机场耐心地等了我六个多小时，还一边猜测我长得是什么样子。他们后来说，当时一下子就认出了我，因为我长着父亲的眼睛和鼻子。那当然，我总归是我父亲的女儿嘛。
    我费力地和他们用普通话交谈，全国自解放后推行了普通话，和上海方言很不一样，可是我连上海话都快忘光了。矮矮胖胖笑容可掬的系主任阮老师一定注意到了这一点。果然，我刚一开始上课，她就从外语学院请来了吴国瑞老师给我当翻译。
吴老师在解放前学了一口流利的英语。一个多月后，我正眉飞色舞地给学生讲课，突然意识到吴老师有好长时间没有做声。我回过头刚要提醒让他翻译，却看到他的脸上是一片茫然。我惊喜地意识到，虽然不太标准，但我已经可以磕磕巴巴地讲普通话了。这是我收到的第二件礼物。
    第一天晚上我在友谊宾馆住下后，同事们告诉我已经安排好让我休息一个星期，先在北京参观游览，然后再开始工作。中国人向来好客，再加上我是周信芳的女儿，他们想把我这次的回家搞得特殊一些。可是西方人的急脾气却让我冲口而出：“我什么时候能见我的学生？我要马上开课。”他们随后同意让我在下星期一开始上课。
    星期二早上八点半，我开始教授到中国来的第一堂课。阮老师陪着我爬上三层楼的水泥台阶，然后走进一个阳光充沛的大教室，三十七个年轻的中国学生齐刷刷地站起来，同声说：“周老师，早上好。”我觉得自己是个重要人物，就像是将军在检阅士兵。
    让他们大吃一惊的是，我一进门就把鞋子脱掉，坐在我特别要求准备的地毯上，然后要求学生们也像我一样脱掉鞋子。这种随便的作风对他们来讲很新鲜。在我讲课的几个月里我一直保持着这种轻松的气氛。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其实有时候我真后悔不该把中国学生对老师的尊敬一笔勾销。
    教室的另一边是一大群观摩的人，包括全国各地的戏剧教师和舞台导演。我是第一次讲授这种公开课。我只能告诉学生们就当房间里的那些人不存在。
 
                        第十八章  父亲的艺坛好友
    我让学生们给我表演一段戏。他们都选择了曹禺在解放前写的《日出》或《雷雨》的片断，剧中那些旧时代的人物如今早已不存在了。我能从这个练习里看出他们的表演才能，就像任何一组学生一样，有一半人有天分，其中的几个很突出，另一半人一般化，有几个则是让谁教都会头痛。
    这次练习让我了解到“文化大革命”是如何影响了中国的年轻人。一开始我不明白为什么那么多男生都愿去演一个备受欺凌的角色，他们毫不难为情地把他表现得十分夸张。后来我才恍然大悟，这是江青样板戏中的两种典型人物之一，要么是高大的英雄人物，要么是渺小的可怜虫。有一个女生表演了一个妓女角色，她演得很别扭，因为直到近几年，她还根本不能阅读有关妓女的书籍，更不要说去接触真正的妓女了。
    过分强调理论使得学生们缺乏本能性的表演。似乎多年来参加政治运动和那些无休止的“自我批评”已经蚕食了他们的艺术创造力。由于任何的个人感情都不予提倡，再加上中国人本来在公共场合就表现拘谨，所以就更限制了他们大胆地发挥想像力。
    然而当我看到学生们根据他们自己的生活经历做即兴表演时，很受感动。这些小品真实又幽默，是他们的内心感受，是他们平时在生活中看到的、听到的、能理解的事情。
    于是我在头两个月集中让学生们做游戏。我特别设计了声音与动作的配合练习，目的是为了让他们放松身体，相信自己的内心直觉，自然地对声音和感觉作出反应。
这种声音与动作的统一对他们来说是个新概念。
    学生们在声音上有很多问题，这一点我自己有切身体会。他们不太重视音质的圆润，而那种低沉丰厚的嗓音在传统上被认为不够女性化，所以并不受欢迎。我的办法是把他们的剧本前后颠倒，顺序全部打乱，让他们消除头脑中一切对这些角色的固有印象，并尝试用不同的方式来说同一句台词。两个月之内，他们的声音，特别是女生的音高全降下来了。于是每个人都很兴奋，像是发现了新大陆。
    12月22日下午四点，以曹禺为主席的中国戏剧家协会由刘厚生出面为我在著名的新侨饭店设宴，让我与首都的戏剧界名人会面。客人们大多是京剧演员，包括我父亲的同事和学生。那是一场很正式的宴会，按中国的习惯方式举行。用过点心以后，大约有三十多个人聚在一间大屋子里，坐在铺着垫子的红丝绒沙发上，每个人轮流回忆京剧泰斗的往事，情绪激动而感人。后来轮到我发言来答谢他们对我父亲的赞扬。我觉得我的半生不熟的普通话不足以表达我的意思，所以我就用英语发言。
幸好英若成在场，他曾在北京主演阿瑟。米勒的《推销员之死》，后来当了文化部长，他的英语非常流利，所以主动帮我当了翻译。我同样也是感慨万千。我告诉在场的戏剧界的精英，我在西方多年来一直想要好好表现我肩负的四重角色：中国人，女人，演员和一个伟大的艺术家的女儿。我把这四条按正确的顺序作了排列，把中国人和女儿排在前面，把演员和女人排在后面。首先是我对民族的忠诚，也是遵从父亲对我的最后教诲。然后是对父母的孝心，这也是孔夫子所崇尚的。讲完了这番话，我觉得自己做事开始像个中国人了。
    阮主任带我去访问父亲的其他一些活着的老朋友。我见到了夏衍，他个子不高，是中国的费里尼，身边围了一群他养的猫。和他在一起的还有剧作家及电影工作者阳翰生，他见了我就语调沉重地说：“不要被悲痛压垮了。”不幸的是，父亲最好的朋友，诗人、剧作家、散文家和评论家田汉已经在“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去世了。这是对天才的多大浪费，对一个国家的人才的多大摧毁牎我后来还见到了周扬，这四个人被江青称为“四条汉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