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解释

共产者，共同生产之谓也。顺利地做到这一点要有两个不可或缺的条件：其一，生产要素是私有财产；其二，合约安排可以自由选择。今天贴上「中国制造」的产品在世界各地耀武扬威，乃成功地共产之故也。
高斯的思想我历来清楚。他和我很少有不同之见。三十多年来行内的朋友（连高斯在内）都认为我是了解高斯的人。然而，在公司界定的话题上，高斯和我的意见分离，各持己见，已经二十年了。他认为公司可以独立界定，我则认为除非特殊情况，不能。他很喜欢我那一九八三年发表的关于公司的文章，尤其认为我提出的以委托量算工资会带出有形之手是重要的贡献，但他反对我当时的不能界定公司的结论。一九九○年的瑞典会议中，差不多举世的新制度经济学专家都在座，高斯也在，竟然没有一个同意我提出的不能界定公司的看法。（后来我才知道他们没有想过公司界定的问题。艾智仁当时也在座，听说去年──二○○一──他改观，怀疑可以界定公司。）
我不是固执，而是看不出自己的推论错在哪里。希望这里能澄清我的观点。我不是说任何角度都不可以界定公司。我说资产负债可以界定，即是说财务与税务可以界定，但作为生产组织就不能界定了。然而，无论奈特、高斯，及跟而来对公司的性质有兴趣的经济学者，一般是从生产组织那方面分析公司的。
从生产组织的角度看，我认为公司可否被界定根本不重要。重要的是合约的选择与这选择带来的代替，而舍无形取有形之手也重要。我今天也认为，从公司与公司之间的角度看生产竞争有不足之处。我们要改进，选取人与人之间或资产（生产要素）拥有者之间的竞争来看世界，而又要明白竞争与合作在基础上是没有冲突的。
离开「公司」这个大题目之前，我还要修改两个比较重要的有关观点。其一是公司或生产机构之内的管理有等级排列（hierarchy）。这是威廉逊（O. Williamson）看公司的重点。威氏是机会主义（opportunism）的中心人物，他选走艾智仁与德姆萨茨的路，把卸责归纳于机会主义而一般化。威氏对等级排列的处理，是监管的需要引起等级。我认为等级排列是因为在生产机构之内，好些生产要素──如工具、家具、纸张、用地面积等──是公用的。有些机构把这些要素内部订价，但不能全都订价。公用的要素没有明确的使用约束，会引起租值消散，而等级排列是把使用的权力界定，从而减低租值消散的浪费。这点第六与第七章会补充。
其二，高斯指出列宁（N. Lenin, 1870-1924）认为一个国家就是一家大公司。这样看没有错，而以公司的有形之手的推理来支持公有或共产制度最有分量。然而，以私有产权为基础的公司或生产组织，经理要靠无形之手（市价）的指引才用有形之手指导生产，而生产要素的拥有者有自由选择合约的权利。(手机TXT小说下载网.整*理*提*供)
（《经济解释》之九十三；第五章完）
第六章：从齐家到治国
共三卷的《经济解释》还有两章就写完了。再加一章（第八章）只是简短的后记，可以不算，也可以不写。能一口气从卷一的科学方法写到卷三的公司性质是个奇。那些是我有信心下笔的话题，虽然事前想不到写到卷三的中间，自己最专长的合约安排，竟然举笔维艰！
好文章要一气呵成，但一口气写三十万分析文字是不容易喘气的。合约安排算是写完了，很满意。这样说，是因为跟而来的两章我没有信心写得好。不是我专业之外，而事实上有关的问题我想了二十多年。没有信心是因为题材太困难：涉及政治、国政理论（theory of the state，又译国家理论）、产权制度转变等题材，一般不是书生之见可以处理的，更何况我平生讨厌政治，一想到就头痛。
奇怪，我这一辈的经济学者，越退休之年的多向国政理论打主意。没有谁得到大成果。不是没有理论，而是理论纷纭，莫衷一是。现在逼轮到我，怎么办？告诉你吧。
今年（2002）初，多年老友巴赛尔直用A Theory of theState之名，精装出版了一本厚厚的书，送我一本。细想后我决定不读──要等到写好了自己的，出版后再算。自己想了很久，看到了一条路，希望走下去会越走越清楚。读他家之作，可能把自己还不太清楚的看得乱了。
我选走的路是简单的。那就是我在这里写了两卷又四分之三的那一条。既然这条路没有中断过，连弯也没有转，我就直走下去算了。在第八章的后记我会述这路的简单结构。这里要说的，是从这点直走下去，因为牵涉到历史与政治，没有来路的街头巷尾的观察作指引，前路不容易走。但不管走得对或错，好或坏，直走下去是唯一选择。无论怎样说，从这里走下去是会比较弱的。
第一节：中国旧家庭与伦理治国
一九七二年我发表了一篇关于中国旧礼教家庭的子女婚姻的文章，到最近才在行内引起微波。就让我从中国旧家庭说起吧。
以农业为主的旧中国，家庭是一个生产机构，可说是一家公司。虽然雇用劳力或租用土地的安排早已存在，但大致上生产要素是长者的私产。子女也是父母的私产，一家之主是父亲。一方面看，子女算是奴隶了。子女可以被卖出去，女的通常经过婚姻被卖出去，而杀子女的行为大致上是容许的。另一方面看，父母与子女之间有爱，所以子女不能纯从奴隶的角度看。
那七二年的文章解释了盲婚是父母不容许子女选择配偶，从而较为方便地增加家庭的财富；解释了童养媳是提早收购，价格较低，购入后自小培养比较听话、服从；解释了扎脚是为了恐怕外家引进的媳妇逃走，而农业操作之外的家务、纺织等工作，扎脚为害不大。
这里要指出的，是在中国的旧家庭中，一家往往有多个成员，但成员之间的财富产权却没有明确的划分。是长者的产权，但长者之下的成员就没有明确的产权划分了。这样，成员竞争使用或享受一家之内的资产，没有产权的划分会导致租值消散。减少租值消散的办法，是论资排辈。这是以人权划分权利代替以产权划分权利，但毕竟享受权利是被划分了。
是的，在中国的旧家庭中，一个成员可以有多达八个称呼。长子比次子大权，子比女大权，正妻比妾侍大权，如此类推，叔伯姑表皆有名分，在那一家的辈分如何都有定位。名分的界定与排列，久不久会有更改或变化，而久不久也要明确地表达一下。于是，过年过节，拜祖先分猪肉，每个家族成员所站立的位置不可以乱来；喜庆、丧礼等事宜，出场或排列的先后也有规矩。就是简单地吃一顿饭，坐位的排列是规定的，餐餐如是，而一碟碟菜肴在桌上的位置也不可以乱来：最佳的永远放在一家之主的面前。起筷的先后也是有规矩的。
一家与一家之间有产权的划分，但一家之内却以人权划分。然而，子女不是奴隶，有承继权，而父母子女之间有爱。这些加起来促成了以伦理、风俗治国的制度。一方面，法治要基于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而人权的高下排列是说在法律面前不能人人平等。人权不平等不能有法治。在我们今天的商业机构内，其成员也有等级排列的。这排列协助减低租值消散，我说过了。但这与中国的旧家庭不同：商业机构内的成员各有各的私产，可以自由离开机构，而机构之外的事项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
是我想了很久才得到的结论。上帝造出来的人是不平等的。不同的天赋、际遇等发展，要有不平等的权利划分。产权平等则人权不能平等；人权平等则产权不能平等。以产权不平等划分，人权可以平等，于是可以有法治。以人权不平等划分，法治就无法施行。旧中国以伦理治国，不用法治，还有另一个原因。那就是父母子女之间有爱，作为一家之主的不愿意以暴君手法齐家。
比起法治，伦理治国有好处，也有缺点。最大的好处是交易或治理费用比较低：包公审案用不双方昂贵的专业律师，审期短暂，而判案的公允不一定比今天双方心斗角的结果差。伦理治国的一个缺点，是没有弹性：风俗习惯不容易更改，不能像法治那样事生于世而备适于事，更改法律。弹性不足的伦理，在墨守成规的农业经济有其可取之处。然而，当时移势易，遇到工业发展与对外贸易的需要，就不免缚手缚脚，使国家付出很大的代价。这是二百年前，干隆皇帝之后中国开始遇到的不幸。
伦理治国还有另一个大代价。孔夫子所说的「选贤与能，讲信修睦」，虽然不一定能做到，但却是伦理治国的原则。治国或审案的人不可以目不识丁。因此，中国昔日有「学而优则仕」的传统，读书考试是为了做官。做官可以审案：包公如是，苏东坡如是，郑板桥等也如是。旧中国是没有专业律师的。伦理治国讲学问，要懂得儒家或什么学说，讲仁义、说道德，论忠孝、明白风俗习惯。
在那学而优则仕的传统中，做官的大都诗、文、书皆能，没有大能也有小能，因为这些是科举的需要。读书是为了做官。这样一来，旧中国没有一个可以纯在市场出售知识或学问而维生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