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解释

市场需求的分析本来也与众不同，但我早在一九七一年的文稿分析过，朋友接受了，不再有分离。
卷二——《供应的行为》——大部分也是传统的。租值的理念我综合了前贤之见，但推得比较尽。上头成本的分析是新的，或差不多可以这样说。下了注的、覆水难收的成本不是成本，差不多众所周知，但也差不多是众所忘记了的。传统的竞争市场的理念，所有二十世纪的价格理论大师都知道有问题，只是没有人手起刀落。我于是想，你们不斩让我来斩吧。
交易费用（包括讯息费用）的引进不是我的发明，但因为比较新，不算是传统。我的发明，是所有关于这些费用的分析，都是以街头巷尾的实例现象为出发点：解释了实例，然后把假说一般化。没有什么政府统计数字。结果是价格分歧、捆绑销售、全线逼销、隐瞒讯息、讨价还价等分析，皆与他家不同。
积少成多，与传统的分离卷二比卷一来得大而明显。无可避免地，我要依照逻辑划下来的路，把首两卷的基础带到卷三去。读者以为卷三的分离会是怎样呢？让我说说吧。
卷三——《制度的选择》——是关于新制度经济学的。这学问起于六十年代。大约有十年的良好发展，但到了七十年代初期，卸责（shirking）与恐吓的学说兴起，跟是机会主义，再跟是博弈理论——都是与新制度经济学有关的。我是「卸责」的始作俑者，但否决了这条路，而据说「卸责」触发了机会主义与博弈理论的卷土重来。不是所有搞新制度经济的都搞机会主义或博弈理论，但某程度的影响在所难免。只有我在香港独自思考，独自魂游，思维的发展是纯从六十年代的基础演进的。
首两卷已有分离，但大致上传统应该可以接受。然而，新制度经济自七十年代就开始与我分道扬镳，如今加进首两卷的分离，我被视作离群之马是肯定的吧。
科学上的观点分离是不会持久的。价值观的分离可以持久。但没有价值观的分析，迟早会会合在一起。往往是迟多于早，我能见到这会合的机会不大。今天与老友们的分离，其将来的会合可能一方要改，也可能双方要改。不幸的是，大家都老了，任何一方改路线或观点的机会不大。我说过了，《经济解释》是我最后的经济学论着。
还是寄望于后辈青年吧。西方的年青经济学者，今天忙于搞数学经济与博弈理论，重于技术。但《经济解释》的原文是中语。中国攻读经济的青年多如天上星，就算技术分析拿去了一半，余下来的一半，总有一天精英云集。他们懂得取舍。
固执于经济研究的出发点
2002. 8. 8
不少人认为年长了或老了的人，对自己的观点是比较固执或顽固的。在医学发达的今天，六十六岁不算老，但我觉得自己在观点上是比三十年前固执了。七十年代在美国我就以固执知名，往往坚持己见。但当时相熟的同事知道在推理上我是客观的，所以坚持己见受到他们的尊重。
自己认为对的观点是应该坚持的。左摇右摆的思想不能成家。问题是年纪越大越固执，如果可以量度证实的话（不知是否可以），是需要解释的现象。老生常谈的解释是脑细胞退化或老化了，思想不够灵活，因而固执。我没有读过医学的论据，但老生总是这样常谈。
第二个解释是年纪大了，思想或观点经过时间的蹂躏，得到的是比较坚定的信念，因而固执。这与上一个解释有很大的分别，前者是说脑子转不过来，后者是说经验有信服力。我认为自己越来越固执是后者，因为自觉脑子还转得快。今天看问题没有三、四十岁时那样尖锐（回头看自己当年的文章而知），但速度可没有缓慢下来，而判断力是今胜昔的。
六个月前在美国与佛利民（M. Friedman）相聚，年近九十（现在是九十了）的他，其智力还远超常人。当然，与三十多年前我认识的佛老相比，他缓慢了很多，但还是比常人快。在「固执」这话题上，我的感受是佛老完全没有变：衡量你的意见，他同意说同意，不同意说不同意，要多想说要多想。清楚分明，干脆利落，还是二十世纪的佛利民。
第三个「人老固执」的解释，我自己知得清楚。那是看来固执但其实不是——有固执之貌而无固执之实。这可能是很多所谓人老固执的误解。以自己为例，年纪越大，越懒得跟外人辩论。他人不同意我的观点，或他人的观点我不同意，我越来越喜欢忙顾左右而言他，除非我对观点的不同很感兴趣。这是有固执之貌的。今天我写《经济解释》的顾虑，是读者看不明白。这点我重视，但不容易处理，因为越写越深。由传统基础写到新地带，遇到不少前人没有说过的，是以为难。
不管什么理由，在经济学上有一点我是越来越固执的。一九六四年起，我认为经济研究应该以一个真实世界的现象为出发点，用理论推出假说作解释，然后试把假说一般化，希望能广泛地伸展到其它现象去。当时在洛杉矶加州大学的老师，后来在芝加哥大学遇到的名师，及再后来在华盛顿大学遇到的同事，大部分都认为这是经济研究应走的路。
其中对我影响最大的是加大的艾智仁（A. A. Alchian）与芝大的高斯（R. H. Coase）。前者坚持博士论文要解释现象，后者是与他研讨时，没有一个现象在手引不起他的兴趣。为学术而生存的学者就有这样的麻烦：要他们与你交谈，你要引起他们的兴趣。这方面高斯很极端：没有兴趣的不闻不问，有兴趣的锲而不舍，而他的兴趣永远是市场与组织等现象。
认识高斯时他五十七岁，我三十一。他是个非常固执、顽固的人，对事实的考查与真理的追寻，半步不让的坚持使我耳目一新。年纪相隔一整代，对经济理论我知得比他广泛，但他把所知的本来不多的理论再简化，竟然威力无穷。我是受到艾智仁与高斯的影响而逐步把理论简化的。那是三十六年前开始的工作了。
今天我的「固执」转向「硬化」，其实只有一点。那就是任何经济问题，没有一个现象放在面前，我不会谈，不会想，甚至连听也不听。国内同学以电邮问经济的天天有，但不举出一个实例的我不想响应。同学们问理论，或不明白我的论点，我只介绍一些读物，或请他们转问另一些学者。但如果同学举出一个新奇的实例，而实例是可信的话，我的脑子就立刻开动了。
主要是受到高斯的影响，我对事实或现象的查根问底愈来愈严谨，愈来愈苛求，所以经济研究的出发点我是愈来愈固执的。我说过了，最蠢是试行解释没有发生过的事。推深一层，有很多众所周知的现象，作研究的往往在观察上错了一个小节，或一小点疏忽，就变得差之毫厘，失之千里，使分析的结论大错特错。这是非常头痛的问题。任何现象都需要简化，而简化就是大胆地删除某些枝节。为安全计，我们要知道很多枝节才能判断哪些要删除，哪些要保留，或哪些要放大来看。是的，喜欢以事实为出发点的六十年代，行内有几篇我极为欣赏的文章，后来因为忽略了一些事实的小节而使其结论大打折扣。认真作研究的人似乎永远是在恐惧的日子生活的。
在七十年代兴起的机会主义（opportunism）的分析中，数之不尽的所谓现象或行为我有保留。这些包括卸责、欺骗、偷懒、勒索、恐吓、博弈等行为。我不是说人不会做这些事，但我们要怎样判断或量度这些行为的存在呢？我们可以观察到的是开天索价、卖假货、造假价、盗版、不履行合约等行为，公理（postulate）上是局限下争取个人利益极大化的效果，要解释就拿需求定律，考查不同情况的局限转变。
在芝加哥大学的第一年，与一位来自日本的年青经济理论家共享办公室。他很用功，从早到晚在黑板上写方程式，写写抹抹的。那时我还玩一点数学，所以常问他玩的是什么。他是证定理（theorem）的，天天在证，显然证得很过瘾。但每次问他要解释什么现象，他答不出来。我问他某符号代表什么，他是答得出来的，很抽象，但当我逼他把方程式带到真实世界，却办不到。
结论是明显的。避免费时失事，我们要先有一个需要解释的现象或行为在手，详查其实，然后以简单的理论反复推敲，得到了一个可以验证的假说，再找其它现象试行验证。有了相当可靠的思维分析，数学的逻辑推理就大有可为。不管世事而先用数学来推测假想的现象，不是不可能成功，而是成功机会很小，赌不过。
我从来没有反对数学用于经济学上，永远鼓励技术不足的学生多学数。经济学可以不用数，但对某些分析，或对某些学者，数学的帮助很大。我反对的是闭门造车，或因为不知世事而以方程式加以掩饰的治学方法。我也反对本来可以是显浅的分析，却刻意地以数学搞得复杂无比。很不幸，这些似乎是今天的大势所趋了。
数学与经济
2002. 8. 15
七十年代初期在西雅图华盛顿大学遇到一位研究生，考试成绩平平，但天分奇高。拿得博士后，他认识了戴维德（A. Director）、艾智仁（A. A. Alchian）与史德拉（G. J. Stigl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