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园丁那样管理

  他们好像是同一个老师教出来的学生，在他们眼里，历史被一刀砍为两段。我很难理解他们为什么要这样看待历史问题，难道不是这种被他们定义的“农业文明”，养育了上下5 000年的中国人吗？为什么要如此强烈地把这个历史悠久的“农业文明”与仅有100年的“现代文明”对立起来呢？以如此对立的姿态和仅有100年的狭隘眼光，又如何能够理解得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源远流长呢？
  当看到我的作品时，他们好像看到了某种奇怪的返祖现象。他们对我的批评，归纳起来，大约有下列意见：
  1. “成君忆的这些作品虽然让人喜闻乐见，但他所宣扬的管理思想却是一种退化，因为中国传统文化中落后的农业文明，不可能解决现代文明的难题。”
  2. “中国的传统文化不能成为管理学的教科书，因为中国历史虽然悠久，但在企业管理方面却是一片空白。成君忆用了一种很牵强的方式，把中国古代的国家管理与现代的企业管理混为一团，看似有趣，事实上却犯了常识性的错误。”
  3. “国家与企业之间的管理是有区别的，国家管理是政治问题，企业管理是经济问题，当政治与经济相勾结的时候，往往就会产生可怕的官商现象。成君忆试图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发掘管理智慧的想法是天真可笑的，因为他无法解释中国社会所特有的官商勾结现象。”
  4. “这些年来，虽然不断有人吹捧中国式管理，其实不过是一种古为今用的权谋之术罢了。这些阴险可耻的权谋之术对于企业的发展有百害而无一利，我们只能心存敬畏地奉行拿来主义，到西方的商业文明中去汲取营养。”
  凡此种种，无不是从理论基础上否定我的这些作品的价值。
  坦率地说，我不是什么理论家，我只是想用有趣的方式表达我的个人看法而已。我也不敢奢望得到天下所有人的认同，连孔子这样为全世界所普遍敬重的圣人，连诸葛亮这样为千百年来所高度赞扬的君子，都遭到了某些当代中国人的否定和随意臧否，我不过一介布衣之士，又算得了什么呢？
  但是，我依然愿意满腔热情地把我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解表达出来，与那些愿意追求真理的人们分而享之。
  不能否定中国传统文化的七大理由
  我得承认，在批评我的这些中国学者之中，很多人都有着令人尊敬的道德自许。和他们一样，我也讨厌那些阴险和可耻的权谋之术，但我不能因此而否定中国的历史文化，理由有七：
  第一，当代中国学者缺乏自己独立的学术立场，他们对于管理学的认识主要来自美国的教科书。这种美国式的管理学，当然都是以美国人为中心的，管理学的历史也因此被理解成
  美国人所看到的100年。值得注意的是，同样身为美国人的彼得·德鲁克先生，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否定了这种美国人自我中心主义的说法。他认为，当文明的曙光初现的时候，人类就已经开始了对管理学的探索和实践。
  第二，尽管中国学者还在否定祖先的历史，一些富有远见的西方学者却对古老的中国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直到现在，西方人仍然没有找到管理学的有效答案。但值得庆幸的是，他们终于发现了来自2 500年前老子、孔子和其他圣贤的思想之光。
  第三，中国的历史文化就是一部博大精深的教科书。对于那些死去的先人们来说，历史已经毫无作用，但对于今天活着的人类却有着指南针一样的重要意义。没有了这样的指南针，许多人在做人临事之时就会陷入惊慌失措、或者自作聪明的境地。以当代中国学者为例，当他们否定了祖先的历史文明之后，就只能“心存敬畏”地照搬西方的教科书。
  第四，中国历史上并非没有商业文明。商业这个概念，即源于3 000多年前的商朝。以肉食品为例，从黄牛的养殖、贩运、屠宰、加工到销售的全过程，已经形成一个相当成熟的产业。甚至在一些学术著作中，已经有了农业、工业、商业等三大产业的精彩论述。及至文景之治，民间已经出现了一批具有相当规模的企业，在钢铁、食用盐、工艺品、日常生活用品，以及运输销售等方面，都有可观的表现。有些学者先生并不了解中国历史，他们的批评意见显然是盲目的。
  第五，不要把官商勾结和权谋之术定义为“中国特色”。在欧洲、美国、日本和其他地方，也能频频见到令人不齿的官商勾结现象。所不同的是，中国的经济是权力经济，权力是本位；西方的政治是金钱政治，金钱是本位。所以，未完成西方化的地方流行“红顶商人”，已完成西方化的地方盛产“黑金政客”。只要有政治存在，就很难避免权谋之术。
  第六，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管理智慧虽然大多来自于国家管理，但国家管理与企业管理之间有着许多管理学原理上的共同特性，当然可以互为借鉴。以创造财富的责任而言，国家无疑具有企业的性质。以公共关系而言，企业也无法逃避政治的难题。事实上，公共关系就具有政治的属性，企业的公共关系问题就是公司政治（例如办公室政治）问题。
  第七，国家与企业虽然是两种不同形式的社会组织，但它们的社会性是相同的。对于国家而言，天下为公。对于企业而言，公司同样姓公。它们都应该以人为本，都应该为人类的幸福承担责任。因此，不仅企业管理需要杜绝权谋之术，国家管理同样需要杜绝权谋之术。
  我以为，在中国历史上的上古时期，以及周、汉、唐、宋等历朝历代，有过许多令人称道的管理学格言和管理学案例，值得我们好好学习。要理解如此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必须用一种足够开阔的视野来阅读它、发现它，而不是用一种所谓“现代文明”的狭隘眼光来批判它。
  只有这样开阔的视野，才能看到跌宕起伏的上下5 000年，才能恍然大悟地感受到其中令人叹为观止的管理智慧，并且能够分辨出智慧与权谋的不同属性。
  权谋指向地狱，智慧指向天堂
  在管理学的世界里，“寻找北方”的游戏依然没有终结。即使是那些抱持自我中心主义的美国人也不得不哀叹，他们还没有找到那个正确的北方。正如斯图尔特·克雷纳在《管理学的世纪》（The Management Century）一书中所感到困惑的那样：管理学似乎总在嘲笑那些解释它的理论家—当那些理论家试图给出一个确定性的答案时，它就会提出一些令人意外的问题。
  那个确定性的北方在哪里呢？
  有一件事被这些中国学者说中了，人们之所以邀请我去讲课，就是希望我用三国故事来演绎管理学的招数。那些学员（无论是老板、职业经理人，还是普通员工），他们都喜欢听三国故事，喜欢听三国故事中用情节演绎的一系列克敌制胜的权谋和暴力。他们以为，从那些尔虞我诈的权谋中能够找到北方的答案。
  诚如一些中国学者所指责的，时下被另一些人所热衷的中国式管理，的确是一种古为今用的权谋之术。可是，不知道这些憎恨权谋的学者是否想过，他们所推崇的美国式管理，何尝不是另一种洋为中用的权谋？在这个迷失的时代，智慧与权谋被混为一团，美国式管理、日本式管理、中国式管理……各种不同指向的“北方”令人眼花缭乱，究竟谁是谁非？
  人们往往把我看作一个鼓吹中国式管理的学者，我想我需要对此做出说明。究竟什么是中国式管理？是那些古为今用的权谋吗？当然不是，因为那些权谋从来都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思想。恰恰相反，阴险可耻的权谋玷污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令名。
  为了区别于这种以权谋为特征的中国式管理，我提出了一个被命名为新古典主义的理念。所谓新古典主义，区别于明清以来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利用、近世以来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而是要求我们用接受的方式去体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神秘智慧，让那种妙不可言的智慧，在我们的生命中重新绽放出鲜艳的花朵。
  因此，新古典主义绝不提倡古为今用，因为那么做意味着“仁义在，有大伪”，意味着“邪人用正法而正法亦邪”。这样的动机是可耻的。新古典主义主张回归传统，回归唐宋以前的文化传统，这样我们就能够得到一种文化上的参照，然后心领神会地找到管理学的方向。我甚至满怀豪情地设想，如果我们能够在唐宋文化的环境中搞今天的市场经济，中国一定能够重现当年繁荣富强的盛况，重现当年诗歌一样的人类生活。
  智慧与权谋之间有如南辕北辙。智慧指向天堂，而权谋却指向了地狱。智慧意味着对爱的体验，而权谋却意味着人与人之间的战争。对于今天的商业社会而言，三国故事的确称得上是最精彩、最生动的案例教材，却很少有人想过，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怎么会成为一种战争形态呢？老板在控制员工，员工也在对付老板。企业要征服顾客，还要在竞争中打败其他企业。战争形态几乎无处不在，权谋和暴力也因此无处不在。
  我不愿意讲那些三国故事，虽然我因为创作《水煮三国》而一举成名。我讨厌战争，我否定权谋和暴力。从汉朝晚期天下大乱，直至三国归晋，在100多年的沧桑岁月中经历了不计其数的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