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什么拯救你，我的爱人

  当天下午罗晶晶就去了研究所，是她一个人去的，因为前一天韩丁突然半夜三更发起了高烧，第二天早上罗晶晶叫他起床吃饭时才发现他的脸色苍白，两眼无神，额头滚烫。她把韩丁拽起来去了医院，查了一上午也没查出所以然来，打了退烧针吃了消炎药——医生说肯定哪里有炎症了——然后回到家里捂着被子继续睡觉。罗晶晶等韩丁睡了，就一个人到研究所来了。  这次她在这家研究所的经历格外简单，直接到老汪的办公室找老汪，见着老汪就汪老师汪老师地一叫，“材料”就顺顺当当地拿到手了。“材料”就是那份血迹鉴定书的复印件。那位汪老师脸上依然不苟言笑，但在罗晶晶道谢要走的时候竟出乎意料地给罗晶晶留了他家里的电话号码，老汪说你们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还可以找我，我不在家我太太就在，太太不在有我女儿，反正家里总有人的。  罗晶晶把这份鉴定报告的复印件拿回家来，自己先看，看了半天不得要领。到晚上吃饭的时候韩丁烧退了，喝了罗晶晶熬的粥以后，有了些精神。就披衣坐在床头的灯下看这份鉴定书。毕竟他也没有专门学过这门知识，报告里符号连篇，术语成片，无论怎样穿凿附会，也是似懂非懂。韩丁把这份不算太长的鉴定报告反复看了四五遍，看得眼睛都花了，看得罗晶晶都劝他赶快躺下别再看了，他才放下材料，用罗晶晶带回的那个电话号码给老汪打电话。  老汪在家，正吃饭呢。他让韩丁第二天上午去所里找他。第二天韩丁就去了。虽然高烧刚退，脚下发软，但还是让罗晶晶扶着他去了。他在研究所的痕迹检验室里见到了这位“血迹专家”，他们在一排排大大小小形状各异的试管的包围中，交谈了大约十分钟。韩丁首先问了这份血迹鉴定的结论，他说他在这份鉴定书的结尾没有找到任何明确的意见。从血迹分析上看，被害人究竟是不是被告人所杀呢？或者说，被告人有没有可能杀她呢？鉴定分析说得模棱两可，还是说清楚了我没看懂？老汪说：这说明你确实看懂了。这份鉴定报告只是客观地记录了血迹化验和分析的情况而已，首先，我们对被告人外套上的血迹进行了ＤＮＡ检验，证明确实是被害人的血液无疑；其次，我们对外套上的血迹分布特点做了一些分析。至于这些血迹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怎么形成的，是不是能认定被告人就是凶手，则没做结论。因为从目前我们分析的情况看不好绝对认定，当然也不能彻底排除。这需要办案单位根据现场的其他痕迹和证据，根据各方面侦查调查的结果，综合判断，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老汪的这番话让韩丁心中暗喜，看来这份血迹鉴定也顶多算个旁证，只有参考分析的作用，没有认定的价值。他又问了些别的问题，大都属于血迹鉴定基本知识方面的问题，如：为什么形容衣服上的血点用了“擦拭”这样一个词，“擦拭”是个什么概念呢？老汪就一通解释：“擦拭”，就是沾染的意思。是指被告人的衣服沾上了血迹，这血迹可能是沾上的，可能是擦上的，可能是蹭上的，几种可能性都有……韩丁频频点头。这时检验室进来人了，韩丁的求教遂告结束。
第六部分那份他必须拿到的鉴定书
  拿到了这份血迹鉴定书并且知道了它的含义之后，韩丁急于要找到的，是另一份鉴定书，就是由市公安局技侦处所做的第二份鉴定书，也是那份最终被列入到证据目录中去的鉴定书。那份鉴定书是否提出了什么结论性的意见或者倾向性的观点呢，依据又是什么呢，成了韩丁最想知道的事情。检察院原来给他的材料中，惟独缺了这份最关键的文件。他再次找了检察院，提出需要看一下这份鉴定书。检察院答复说可以，答应去找。隔了一天他再打电话到检察院，检察院说那份材料在目录里有，但可能在主诉检察官那里，主诉检察官去北京出差了，你过两天再打电话来问问吧。韩丁无奈，他只有等。他甚至无法预测在开庭前他能否拿到这份他必须拿到的鉴定书。  在寻找这两份鉴定书的同时，韩丁还有一项至关重要的工作，就是寻找目击者。目击龙小羽尾随祝四萍进入制药厂工地的那两个人也都是绍兴人，一个名叫钱德来，在制药厂工地上当电工，另一个名叫洪卫国，是个架子工。两个人的证词大同小异，韩丁都看过，总的感觉比较笼统，对很多细节诸如发现龙小羽进入工地的时间和位置以及具体过程交待模糊，对那天晚上四周环境的描述也太过简单，韩丁从直觉上感到其中必有破绽可寻。  证词记录中分别记录了两个目击证人的联系地址和联系电话，但韩丁按号码打过去，竟然是个空号。按地址找过去，才发现原来就是制药厂的扩建工地。现在这块地皮早已换主易帜，被另一家企业收购了，并且早就盖起了高高的围墙，早不知里面变成了何等风景。那成了空号的电话想必就是当年工地办公室的电话，自然早已随着工地的消失而撤销了。韩丁又去找了当时承担扩建工程的那家建筑公司，向他们查问这两位工人的下落。建筑公司答复说他们都是临时招募的民工，工程一停便到其他地方揽活去了，早已不知去向，甚至是否还在平岭，都很难说。韩丁知道他们都是跟着大雄干的人，就向那家建筑公司打听大雄。他还到其他工地上打听过大雄——大雄在平岭的建筑行里不是很出名嘛——遗憾的是还真没几个人知道大雄这个人的，偶尔听说过的，也只知道他是个很厉害的工头，但说不清他现在去了哪里。  这其实只是一个完全不知有无价值的线索，韩丁却带着罗晶晶，只问耕耘不问收获地几乎走遍了平岭的每个建筑工地和每个建筑公司，找得极其辛苦。开庭日期日渐临近，可供耕耘的地方也不多了。找不到这两个证人，检察院对载入证据目录中的那份血迹鉴定书的下落又迟迟未见答复，韩丁和罗晶晶每天早上起来，吃完了早饭便茫然相顾，谁也不知道今天该到哪里去，再干点什么。  彷徨了三天，韩丁突然想起了平岭公安局刑侦大队的那位姚大维！  于是他就找了姚大维，像过去一样，打着老林的旗号给他打电话，约他出来吃饭。电话里的姚大维还是以往那样爽快的口吻：“我最近太忙，饭不吃了，有什么事你就说吧。”  韩丁就说了想看看血迹鉴定报告的事。当然，他只说想看看血迹鉴定报告，没说想看哪一份报告，更没说他知道有前后两份血迹报告的事。  姚大维说：“就这事啊，没问题，你找检察院要就行，他们都有。”  韩丁说他已经要了检察院到现在还没找到呢。姚大维想了一下，说：“那好吧，我回去查一下，我帮你复印一份。”  韩丁大喜过望，没想到姚大维这么帮忙，不由连声道谢。他放了电话就把这个情况向站在边上听着的罗晶晶说，罗晶晶愣了半天，不相信地问：“咱们要给他买点东西吗？”  韩丁愣了一下，马上摇头。他摇头是为了表示他和姚大维的关系有多么好，他说：“姚大维和老林是老同学，和我现在也没的说了。不用！”  但韩丁和姚大维通完电话以后便再也联系不上他了。时间一天天过去，急得韩丁每天晨昏坐卧不宁。他隔两个小时就给姚大维的手机打电话，夜里都打，但每一次都是“你拨叫的电话已关机”。他给姚大维单位打电话，电话转来转去终于转到姚大维的办公室，姚大维的一个同事在电话里把他姓甚名谁何方人氏地问了个底儿掉。韩丁一通自我介绍：我叫韩丁，是北京来的，是姚大维的朋友云云……韩丁的京腔京调很标准，一听就肯定是北京来的，假冒不了。于是对方便告诉他，老姚生病回家去了，有好几天没来上班了。韩丁蒙了：哎哟，他怎么病了？对方说：他也是人，怎么不能病啊！韩丁说：噢，我不是那意思，我是说：你知道他家在哪儿吗，我去看看他。对方毕竟不明韩丁的底细，多有不便地搪塞过去：啊，他家呀，不知道。我们也没去过。如此这般，韩丁也无奈。  挂了电话，韩丁心情坏透了，在一边旁听的罗晶晶看他脸色不好，便叨咕：还是得送点东西吧……罗晶晶这么单纯的小姑娘现在居然变得这么世故，动不动就想着“送东西”！送东西是什么？是行贿！韩丁愤怒地说：不用！
第六部分一个素不相识的情敌
  韩丁赌气地想，到了开庭的那一天，逼急了，他就当庭要求把第一份血迹鉴定书也作为呈堂证据！但想想又觉得没用，因为第一份鉴定书也并未否定龙小羽杀人，所以即便第二份鉴定书认定杀人，和第一份也不矛盾。他之所以想搞到第二份鉴定书，无非是想提前研究，请教专家，找出矛盾，找出漏洞，而这个目的在庭审过程中匆匆听读一遍是绝对难以达到的。  在得知姚大维生病回家的第二天，他们等待已久并且为之紧张已久忐忑已久的那个日子终于来了：韩丁接到了法院的通知，通知他三天后正式开庭。韩丁知道，这案子是到了最后的关头了，他不能再傻乎乎地苦等这份血迹报告，在最后的三天中，他必须全力以赴抓紧时间进一步熟悉那些原来早已烂熟于胸的辩护材料，为开庭做最后的冲刺。那些材料他本来已能倒背如流，时间、地点、人物、事件、原因以及整套的逻辑推理和法理分析，随便从哪里进入都能前连后贯、纲举目张，但从接到开庭通知的这一刻起，他似乎一下子把它们都忘了，他的大脑就像遭遇了病毒的电脑，所有储存刹那间一片空白，他不得不从早到晚把那些原始记录一一重啃一遍，重新输入大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