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的轻薄

  七点多一点，手术室的活动床推来了，卓文君叫那个男护士出去到走廊站一会，然后，她眼睛看着我，没有流泪，只是默默地用眼神跟我告别。
  我看得出，她并不想说什么。但我却说：“你有什么话，你就说吧。”卓文君细声细语、无力地朝我说道：“司马相如，我……是一个干净的女人，我死后一定会上天堂的。但是，……天堂里没有电话。……所以，我们这差不多，应该，就是，最后的诀别了。……司马相如，我，走了，我走了。”卓文君被推进了电梯。电梯里有人，都挤得靠了边。我跟在边上，往住院部十二楼手术室上升。
  送手术病人的男护士告知我和病人分离，说我应该在十一楼出去，用腿爬一层，到手术室外的家属等候区去坐在那里等待。活动床上的卓文君和他们则继续留在电梯里，直接上升到十二楼手术间。
  我快步跑上去，还来得及隔着玻璃，看见卓文君躺在活动床上被推行，我还看见卓文君侧起了头，在最后寻找我一眼。在这个世界上，至少，我们是熟悉的，曾经相知过。
  我在这边朝她挥手，她在那边也衰弱地朝我挥挥手。
  那天，他们家谁也没来，没有任何人在场，只有我们两个人在。
  我原本想对卓文君说一句幽默的话，我在电梯里就已经想好了，我想勉励她到了手术室后和医生好好配合，我想说一句勉励她的话――“到那边好好干！”可是，“那边”是一个歧义的词，时间也不允许我说出口。
  我看到卓文君被推进过道，一拐弯，就不见了。
  任何人都应该快活地活着，因为活着很美好。
  转瞬，我们之间就隔着一个人造的巨大玻璃空间了，还有一个拐弯、一条通道、一堵墙。在该表达的时候没有表达，我们便无法表达了。
  卓文君是早晨送进手术室去的第二个病人。
  在我到来之前，已经有一位中年男人等候在手术室外家属守候等待区的椅子上。我们简单地交谈了几句。那里静得可怕。我们只能交谈，关于手术室里的事，我们无能为力，我们在外面，对里面的人的生命无能为力。
  病人一位一位地推进去。
  后来来了好多家属和守候的人，那时气氛稍微好了一点，人在任何时候都需要跟许多人呆在一起，人多，可以说说话，发出一点声响。几个嗓门大的，在大声地和里面的病人打招呼。有一个病人坐在移动的病床上，抱着一只绑着绷带的手指头，他是一个小手术。
  九点多，手术医生才陆续到来。
  他们换鞋，说笑，跨过手术室门外的一道高坎子，他们极其正常地走进他们的工作地。对他们来说，这世界里有很多很多的病人，使他们这种职业有了存在的合理性。
  时间非常漫长，我们在遥遥无期地等。
  所有的时间的细丝都盘在手术室里面的空间里，一点一点地往外抽。我乘电梯到十五楼去过，也到八楼去，想从某一个角度来看看手术室里面的情况，但看不清。
  我又到住院部大楼底层的花园，朝上看，手术室高高在天上，我更加一无所获，只能仰得脖子痛。过一会，我又跑回去。
  等候室的玻璃上，有一个挖开的小洞，洞口的边缘裁得不整齐，展现出人间的一种不完美，但在那里人们并不在意这一点。那是一个窗口，是里面人跟外面的人联络的唯一通道。
  中午十一点的时候，有人朝窗口外喊“司马相如”。
  我像通了电一样，一颤，我知道我被叫着了，一弹弹起来。
  那时我正在做梦，我的意念一个劲地在我小时熟悉的一个阴凉的场所里逡巡、周游、徘徊不定，突然间我听到卓文君在一个我看不见的地方呻吟着叫我，我仔细看四处找，却找不到，心里卜冬卜冬地跳得厉害。洞口里唤我的那个人让我随同一位从手术室里匆匆出来的男护士一同到病理科去，去送手术切除下来的肿瘤去做冷冻分析。
  那人将一小袋东西举给我看，里面红刺刺的有几个肉果子。那人还用戴了手术手套的手捏捏它，让我也捏捏，我却不敢也不愿。
  我们飞快地乘电梯下去，到了二楼，走上了连接住院部大楼和门诊部大楼两个楼体之间的长长长长的通道。我们两个人的脚步在响。那只小袋子在那个人的手上荡啊荡。
  到了通道的那一端，我们走到门诊部大楼三楼的病理科里。
  悠闲的病理科的人们听到肿瘤来了，群情振奋，立刻像救火一样地行动起来了。
  戴起手套，拿起刀子，用一块绛杂色的布垫着，取出我们带来的小塑料袋里精心放置的红色肉瘤，切开，截取下最典型的一部分，取好样后放到一个长竖柄小勺子里。
  这一切做好之后，又把勺子放到一个冒着雾气的小口密封罐里去进行冷冻。
  几分钟后，从小口密封罐里取出了已经变得很坚硬的物质，那东西还在滋滋地冒着气，沸腾着，好像冻得挺痛快似的，在哆嗦。
  几个人围着它。
  它的坚固的形态先被观察，后又被传看，再被切破，又被拿到显微镜下去做仔细的分析。
  那是从卓文君身上取出来的，那肉组织里面发出了一种奇妙的怪异的笑声，转瞬那笑声就远了，唯独我听到了那声音的飞逝。我预感到了死，它的巨翅的阴影投射到地面，一掠而过，大地一阵云翳。
  我并不希望的事，是我不能左右的。
  众人的检验结果只不过是证明了我的预感而已。
  （小屋上空的声音以一种奇特的气流在说话：赫赫赫赫赫赫――！令人恐怖，令人头皮发麻。
  声音在小屋回荡了七八分钟之久，说完，那声音就飞离小屋，驰到九霄之外去了。是的，卓文君死了，她活着时的所有问题终于终止了。……世上惟有那些让人怨恨的事，才让人刻骨铭心、永生难忘。
  怨恨比爱长久，比爱深刻。）１３。
  我认为我对一个生命犯了罪。
  她可以活着，也可以死去，但我不应该对她的生命存在形成威逼。我没有理由这样做。如果我让她感到生命的无助、生活的沉重、整天活在自己的过失里，那我就在行使情感犯罪。
  我现在坐牢了，我有机会反省我的生命行为，我比那些活在外面的人幸运。
  监狱很适合我们这些高级知识分子定居，原因就是中国监狱的囚徒普遍地文化程度较底，在这里，我得到了重视。队长和指导员都认识我，给我思考的自由。我能出入他们的电脑室，在网络上和广大网民对话、发表言论、贴一些帖子、发表小说。
  ……我怀着对卓文君的悲痛之情，只身到了杭州。
  她的死，是一种生命焦虑状态的解除，是一个生命问题的一种解决。我逃离了现场，我逃离了那一种让我失败的生活环境，我获得了另一种焦虑和痛苦。
  实际上，卓文君要逃离的是这个人世上她与她的死鬼之间的关系、和我之间的关系，她用整个生命作成本，代价太大了，她完全可以不和我们两个人发生浮生的关系，而继续保持着自己的生命形态，存活着。这个世界上有的是男人！在新生活里，我装出一切都没有发生的样子，因为新环境里所有的人都不晓得我的过去。
  只有我一个人知道，只有我一个人是个中人。我对世界的看法里，时时刻刻都有两条人命――死鬼和卓文君的死，作为我推理生命和分析人生的不可摆脱的思想资源，我的观点总跟别人不同，我总能打破眼前局促狭小的格局来看问题。
  生命很脆薄。
  我常常问虚空里的人，你那里冷吗？有时候我看到出入我工作间的红男绿女，穿戴着设计师精心设计的华美的服饰来装点生命，然后到Ｔ台上走步，把生命的姿态绚丽多彩地呈现出来，我就想到那些死去的美丽女性，我身边的，我过去生活里的，我熟悉的。
  别人的青春的生命触发我想起她。她完全可以不那样活着，完全可以另样地活着，但她为什么就执着一种？……对我的全部情感经历了解清楚以后，林因说：“司马相如，其实你对你的第一个妻子很在乎，所以，你对卓文君很薄情。”我看着林因，看了半天，才说：“林因，你这么有思想！……真让我失望。”“你希望我怎样？”“我希望你就是一个女人，一个好女人，像以前那样。”“我现在就不像女人啦？……我老爸以前是一个高校老师。”“我希望听我故事的人不要太有思考力，不是分析大师。”林因说：“你是害怕了？”我说：“那倒不是。”我后来在文一路底下靠近杭州西溪的地方租了一间很大的屋做工作间，林因跟着我去过。在那里，我搜集的杭州女装的资料比较全面，悬空挂成了一长溜，特别雄伟，朋友来看我都戏称这里是杭州女装的集散地。我说集散地倒是说不上，因为这里不是批发中心，但品牌杭装基本上都有。
  杭州在短短的十来年时间里，发展了四千余家服装企业，其中比较有名的女装品牌就有五六十家，专卖店已遍布全国各大中城市，杭派女装正以其“清新而不轻浮、休闲而不张扬、婉约又融合着时尚”的独特个性，吸引着众多消费者的目光，越来越为国内外时尚界所瞩目。
  杭州女装也成了一种显著的区域经济现象。浙江的服装行业，宁波有上市企业雅戈尔、杉杉，奉帮裁缝名扬天下，温州虽还没有宁波那样响亮的牌子，但温州的服装企业星罗棋布，企业规模大实力雄厚，经济效益非常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