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黑道皇帝杜月笙传奇

  杜维藩回答说：
  “用不着麻烦陶先生了，我们到北平，玩几天就要回来的。”
  但是，陶一珊还是提笔写好了两张名片，交给杜维藩，说：
  “你带在身上，必要的时候可以派上用场。”
  杜维藩道声谢，收好了，当时全不在意，只道是陶一珊爱护关怀，体贴入微，殊不知两夫妇到了北平，一日早晨起来看报时，忽然惊见宏兴公司杜维屏涉嫌投机牟利已被上海市公安局逮捕的消息。杜维藩大吃一惊，这一惊惊出了一身冷汗，心想陶督察长突如其来给他两张名片，个中意味可能不大简单。
  原来，杜维屏所涉嫌的案件和陶启明案如出一撤，其间只有大小之别。原来，在上海经济督导员办公处的经济检查队看来，杜维屏有重大的嫌疑，于是，通知上海市警察局加以逮捕审讯。杜维屏的宏兴公司曾在币制改革的前一天抛出永安纱厂空头股票８０００股，其数额与陶启明案相比，真是一在天来一在地，不值得比较。杜维屏抛空８０００股水安棉纱后，翌日“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下，改革币制的初期股票停拍，恢复营业时他当然就赚进了一些钱。
  由于杜维屏是杜月笙的儿子，他这一被捕马上就震撼了上海滩，紧急处分，雷厉风行，居然连杜先生的少爷都捉进官里去，仅此一点，已足使玩法、悛法者有所戒了，上海朋友这才晓得煌煌法令不是轻松随便、等闲视之的了。另一方面，也有人睁眼在看这场好戏如何续演，街头巷尾，交头接耳，都在窃窃私议，这下要看杜先生将会作什么样的反应。
  杜月笙对此一意外事件的反应，于公则表现出大义凛然，他知道蒋家王朝现在大难当头，命脉如丝，前途既黯淡而又危险，尤其币制改革在全力推行时期，一着错，满盘输，牵一发足以动全身；并且在上海滩比他儿子大的老虎还多的是！他把这个大环境看得非常清楚，因此，他对杜维屏被捕事件一语不发只字不提，既不向任何方面求情，也不跟要好朋友诉苦，他只是说：“国法之前，人人平等，维屏果若有罪，我不可能也不应该去救他。”
  但是，杜家公子被抓，家里人不明内情，频频催促他设法为杜维屏开脱。这时，杜月笙的神情反倒显得非常轻松，他带着笑说：
  “怕什么，我有８个儿，缺他一个，又有何妨？”
  尽管蒋经国这一次来上海气势汹汹，大有打虎之势，但是随即碰了孔家公子的壁，只好对币制改革不了了之。杜月笙对于儿子的关押并不着急，孔家公子的扬子公司案不了了之后，上海“经济特种法院”也不得不给予杜月笙面子，杜维屏案子数度审讯的结果，特种法院因为“全无佐证”指明杜维屏是在改革币制之前获得机密，于是“投机牟利”、“破坏金融”的“事实”，使法官接受了杜维屏“纯出巧合”的辩说。因此，法院宣告杜维屏无辜无罪，予以释放。但是，他所经营的宏兴公司有兼营“对敲”的事，这种场外交易大有逃脱之嫌，宏兴公司则受到吊销牌照和依章罚款的处分。杜维屏平安无事地被送回家里。
  杜维藩夫妇遨游北平，在上海却传出了杜先生“大少爷逃跑，三少爷坐监牢”的恶意谣言，获知三弟维屏被捕，杜维藩夫妇闻讯心惊，还以为陶督察特意写两份介绍名片，还是为了他们如在北平被捉可以拿来挡挡事，免“进牢监，吃苦头”。但是，不久杜维屏被释放回家，直到他们在北平发现北国风云日亟，共军着着进逼，北平马上就要陷入重围时，杜维藩夫妇这才恍然大悟，陶一珊写那两张片子是担心北平围城，两个人陷在北平逃不出来，才特意做此安排的。
  杜月笙对他的儿女寄予很大的希望，但是，他一辈子在混世界、打天下的痛苦经验使他不愿他的任何一个子女走他的老路。现在尽管杜家钟鸣鼎食，富埒王侯，其排场之大，很少有人能超过他，但是他对人生的最后愿望，亦即他所寄托于他的儿女身上，就是做一个朴实无华、能在平凡中显出其不群的人。因此，他从不在自己子女面前讲述他得意的往事，赫赫的事功，相反的，他倒不时告诉他的子女们，他儿时的孤苦伶仃，茕独贫困，纵使他在赌桌上一掷万金了无吝惜，但是他在与家人同食的饭桌上，一只酱油碟子倒得过多了些，他也会小心翼翼地将一碟匀作两碟。
 
     
                        第八章
 
  １９４８年１１月２０日以后，保定失陷，徐州易手，１２月间徐蚌会战又起，江南局势越来越紧，风声鹤唳中到了１９４９年１月１日，张淦兵团在搭口布防，４日，国民党政府迁广州，国共战事已经接近长江北岸，从这个时候开始，麇集而来的难民由徐蚌而南京，由南京而上海，不日之间，就达到了数十万。
  １９４８年阴历年前，浦口战云密布，首都南京一夕数惊，于是，连南京的商卖百姓，升斗平民，也都争先恐后地挤进了逃难行列。而这时逃难的目标只有上海一隅，因为往上海逃难有钱人可以乘飞机、轮船，逃赴国外香港或台湾，中等人可以沿沪杭南、浙赣、粤汉铁路逃到广州或西南，无钱的人万一非留在上海不可，至少上海要比南京安全，而且，“讨饭讨到上海也不怕”，就是为求解决生活、衣食，上海也远比南京，或者其他各地容易。
  因此，一时间南京下关车站一片紊乱，车站外的大广场，难民餐风露宿，或坐或卧，也不晓得挤了若干万人，月台上，更是万头攒动，挥汗如雨，车站秩序完全破坏无遗，用不着买票、验票与剪票，火车站的司乘人员，面对着蠕蠕而动的人潮束手无策，难民们惟有从车站广场尽头起，一步步的往月台挨，一步步的往月台挤，好不容易等来一列火车，月台就近的人一拥而上，直到车顶、车衔头，甚至车厢下火车轮子两旁，都绑满了急于到上海的难民，火车才能不按班次，不照时间地向东驶走。
  就这么一车车的难民往上海市送，数日之间上海难民多达十数万人，有钱的住旅馆或者出黑市高价买机、车、船票，继续登上逃难的旅程，有亲戚朋友住在上海的立刻便去投奔，还有大多数走不了，也无亲友可投的，便迫于无奈，他们在严冬季节不能困马路，睡水门汀，于是只好纷纷住进庙宇，祠堂、公庙、学校……转瞬之间，上海凡有屋顶的公众场合全部住满，可是，还有大批的难民，在源源不断地来。
  难民涌到上海，开始还只是住处的恐慌，随后不久便演变成严重的衣食问题。上海市政府虽然可以眼睁睁地望着他们冻馁而死，但是，却怕这些难民濒临饥寒交迫的边缘会去铤而走险，有十万以上的饥民出现上海街头，上海滩的治安马上出现了问题。
  但是，上海市政府何来庞大的救济经费？这时上海已是物价飞腾，币值一日数落，许多机关为了解决职工的生活，薪津一日一发，还得到处筹措，煞费张罗。时任上海市社会局长的吴开先，他为救济难民问题四处奔走，几乎精疲力竭，便是，却什么办法也没有想出来。于是，吴开先往访杜月笙，他告诉杜月笙难民问题空前严重，吴开先说：
  “不得了，上海已经变成一个大收容所，而各地难民还在继续不断地涌来，现在所有的公共场合全部住满，眼看再来的难民只有露宿。难民之来无法限制，今天是１０万人，明日就会增加到１１万，莫说市政府没有钱，即使有钱的话，也是无法造预算。我去请示吴市长，吴市长说他毫无办法，币值天天跌，物价时时高，他说市政府根本无能为力！”
  杜月笙听后，浩然长叹，他双眉紧皱地说：
  “这件事，的确伤脑筋，老实不客气说，我一生一世也不曾遇见这么棘手的问题。”
  吴开先明知他说这些话并非推托，而是在有所焦虑与感慨，因而接下去就请教：
  “杜先生，你可有什么好办法？”
  果然，杜月笙毅然的挑上了这副重担———
  “只有劝募铜钿。”
  “但是，”吴开先实事求是，坦坦白白地说，“救急容易救穷难啊。”
  “开先兄，”杜月笙摇头苦笑，无可奈何地答道，“我们只好做到哪里算哪里了，事实上想造预算也没法造，想筹的款又无处可筹，但是我们偏又不能见死不救，所以我们惟有做了再说，做一日和尚撞一日钟，明天的事，谁能保证？”
  吴开先见杜月笙斜倚病榻之上，多说几句话，便就咻咻喘息，不胜感慨不已，心情矛盾之余，坐在一旁默默无言。
  室中一片宁静，过了一会儿，杜月笙又轻声地问：
  “时局究竟怎么样啊？”
  吴开先一听，便知杜月笙这话有其弦外之音，他其实是在问我们究竟能支持多久？照管这十多万人生活的重担，将要挑到何时为止？吴开先觉得他自己应该一如往常，实话实说，也好给老朋友一个心理准备。
  “当然希望能够支持下去，”他语言黯然，“不过共产党目前已经渡江骚扰，上海保卫战可能打几次胜仗，但是……”
  杜月笙又是一声苦笑，他打断了吴开先地话说：
  “开先兄，不管这些了，从今天起，我们和那些难民一样，有饭吃饭，有粥吃粥，凡事都不必打什么长远算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