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说水浒

所以一旦离开野性冲动大有用武之地的战场，为了执行诸如搬请公孙胜这类任务进入城市这种文明的社会，他必得有一个外力制约者如戴宗、吴用或燕青同行方可，此类描写便颇具象征意味。 
  同样，黑李逵对宋江那种格外的、特殊的忠心与依赖也可以从这个角度来理解，深具“儿童情结”的李逵同样需要一个价值的标尺，一个能确认他存在的意义的精神之父，于是他那颗天真的心灵仰慕了许久的宋江终于在他的生命里出现了，试看李逵初见宋江时是何等的狂喜，而宋江也是又送银子，又带李逵喝酒，对他那卤莽的行事一味微笑着任从，你说需要银子还债，便给你银子还债，你说小盏吃酒不过瘾，便吩咐酒保专给你换大碗，看你吃鱼吃不饱，又专为你要了两斤肉，临别还送了五十两一锭大银，这一切都和宋江初会武松时的意味有微妙差别，宋江在柴家庄厚待武松，要出钱给他做衣服，又连着几天带他各处吃酒，这并不是为了满足武松的口腹之欲，而是为了熨贴武松那因柴进的慢待而受伤害的自尊，表现的确实如一个温厚的兄长，而宋江初会李逵的那一日，那举止，那神态，却全如外公疼爱外孙。这一日奠定了宋、李二人终生的情感格局。此后，宋江因题反诗入狱，戴宗因受知府差遣进京需离开一段时日，李逵怕贪酒误了宋江饭食便“真个不吃酒，早晚只在牢里伏侍，寸步不离”，这是何等情分，须知粗卤的黑李逵能做到这种地步也是绝无仅有，这只怕要比他后来跳楼劫法场还难得多。再往后，二人一个说“他与我身上情分最重”，一个道“我梦里也不敢骂他，他要杀我时，便由他杀了吧”。宋江带数人元夜上东京时，曾对李师师戏称李逵是“家生的孩儿小李”，难道这种玩笑也可移用到武松、鲁智深、大刀关胜身上？所以李逵对宋江，既不是手足之情，也不是部属对统帅的愚忠，而是更近于儿童对父亲的深深的依恋，宋江名义上是他的大哥、首领，而实际上，却是这个具有“儿童情结”的好汉的永远的精神之父。        
不可或缺的宣泄功能──三说李逵    
  现在不妨再把李逵和宋江做为一组相对照的形象来看。 
  从最表层的社会意义来看，可以说李逵和宋江分别代表了反政府武装中的两种倾向，李逵代表的是狂暴、猛烈、破坏力强的一面，宋江代表的是温文、和缓的一面，这两种倾向，历来就共存于各反政府武装中吧？ 
  但是如果把观察视野再放宽一点，也许还可以再深开掘出些意义。 
  多翻一些中国古代小说，就会发现，这种“宋江＋李逵”式的组合，或者说这种“儒将＋莽将”式的组合，在中国古代类似题材的白话小说中是太多见了，如刘备和张飞，如岳飞和牛皋，杨六郎和孟良或焦赞，秦琼和程咬金等等，现在要探讨的是为什么这种组合如此常见？ 
  在在下看来，这种组合体现了作品的两种艺术功能。 
  先看儒将（当然有些人如刘备、秦琼也称不上儒将，这里为行文方便，先姑用这一词来概称）这一系列，宋江也好，刘备也好，岳飞也好，杨六郎也好，他们的共同特点是，行事谨慎，理性，节制，对既定的价值规范如忠义持认同态度，是中国式的榜样、楷模。象岳飞这样的人，不仅仅是那个时代的忠臣，甚至还可以说，在任何一个时代，他的行事都可称模范公民。这一组人物，体现的是作品的引导功能，他们是作品树立给红尘众生的立世样板。 
  但是可以想象一下，如果作品中的人物，都是一心想招安的宋江、被昏君勒死而不反抗的岳飞、受奸臣陷害而认命的杨六郎、明知道罗成是给人害死而不敢多说的秦琼，如果作品中出现的全是这类忍气吞声的中国式的楷模，列位看官读来那还不得给憋闷死？那怎么办？这时就需要莽将这一系列的人物了，秦琼不敢骂唐天子没良心，让程咬金来骂，杨家受了得势小人的窝囊气不好发作，那就让孟良连夜去杀那小人，岳飞不便犯上反抗昏君，但牛皋可以造反，宋江老是念叨招安，这在那个时代也不能说不应该但让人心烦，那就由李逵来叫喊夺皇帝的鸟位，……不便由样板人物说的话做的事全交给莽将去说去做，这样作品（包括说书这类口头艺术）在大体不冒犯忠义之类社会正统价值的前提下，又能提供宣泄渠道，让作品的接受者通过代入式的审美幻想，获得畅快淋漓的宣泄的满足。这些就体现了作品应具有的宣泄功能的一面。 
  因此，李逵、张飞、牛皋、程咬金这类人物，一般不会是大部头作品的第一主角，但他们却又实实在在是作品里不可或缺的异常活跃的角色，可以这样说，如果没有了这一系列的人物，这类作品便少了一大半鲜活的生命。        
喜剧趣味及其它──四说李逵    
  接着上面的话题要说的是，李逵、牛皋、孟良、程咬金这类莽将形象又集中体现了民间文学的喜剧趣味。 
  当然《水浒传》、《说岳全传》、《说唐》等不能说是纯粹的民间文学，但毫无疑问的是它们极大程度地体现了下层民众的趣味，这可以有个简单的判断标准，即看它们能否被改造成说书艺术，《儒林外史》、《红楼梦》显然不能，而它们不但毫无问题，而且还多半益见精彩，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把《水浒传》、《说岳全传》、《说唐》等说成广义的民间文学也未尝不可。 
  而民间文学的很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十分强调趣味性，可以说趣味原则是民间文学极重要的一个创作原则，而上述一类作品中频频出现莽将一系列的人物，讲说它们的滑稽行事，也是这种趣味原则的集中体现。在下少年时代颇听了不少评书，记得几乎每部书中（包括“呼家将”“曹家将”以及“三侠剑”之类）都有这类角色，只要一讲说到这类角色出场，那效果一定就好，听者喜笑颜开，不厌重复，绝不会皱着眉头嘀咕“怎么又出来这么一号人物”。同样，新派武侠小说大宗师金庸先生笔下的周伯通、周颠、桃谷六仙之流也是莽将这一系列的变种，他们也使作品趣味盎然，也没见谁计较这类人物在不同作品中应否重复出现，以及他们的形象以现实主义的眼光来衡量有多大的合理性之类。 
  为什么会是这样？说穿了也很简单：对趣味的追求，本就是人类永恒的精神需要。 
  另外，和在下上面说的第二点“本我的象征”相似的是，有一些人把水浒世界里的黑李逵看作宋江的潜意识的人格化，如夏志清先生，在《中国古典小说导论》中就说，李逵的叫嚣造反要拥戴宋江做皇帝，“道出了宋江强压着的想当皇帝的心声”，而宋江对李逵的喝斥，则“似乎是在谴责自己内心那不可告人的部分”。夏志清的这一结论也许是受金圣叹的启发，金圣叹在评改《水浒》时，一直就认定宋江是满口忠孝心怀不轨的伪君子，而直肠直肚的李逵则常常将宋江那不可告人的心事叫喊出来，比如一般的《水浒》在写到晁盖中箭死后吴用等推宋江为寨主宋江谦让时，说黑旋风李逵在侧边叫道：“哥哥休说做梁山泊主，便做了大宋皇帝，却不好！”而到了金圣叹评改的《第五才子书施耐庵水浒传》，李逵叫嚷的一句就变成了：“哥哥休说做梁山泊主，便做了大宋皇帝，你也肯！”这一改，是够毒的。三字之差，意味全变，也开启了后人将李逵解做宋江潜意识的现代阐释思路。 
  再有，在下上面多采用泛文化视角分说李逵，对将李逵定为农民起义骨干分子的说法不以为是，这并不等于判定阶级分析法毫无用武之处。恰恰相反，在下以为只要循科学理性之精神，实事求是地从文本出发，而不是理念先行，此法同样自有其不可替代之价值。如欧阳舰萧相恺先生于七十年代末所撰之《李逵论》（收入《水浒新议》一书），以游民无产者的两重性分析《水浒》中李逵言行的阶级本质，力抗“农民起义革命派”之权威旧说，客观、精当而有说服力，在下十分感佩。珠玉在先，且阶级分析法究非在下所长，故此处藏拙，就请列位看官多多谅解。 
  一句话，《水浒》是说不尽的，李逵也是说不尽的，在下才疏学浅，“说不尽的李逵”便说到这种地步，就此收尾何如？        
武松：“完美”的义侠与复仇之神    
  某种意义上，武松可看作整个梁山大寨的缩影。 
  慷慨重义，神武好胜，快意恩仇，重人伦，轻女色，水泊梁山好汉群体推重的义侠素质，都集中突出地体现在武松身上。 
  可以说，武松是《水浒》刻意经营出的一个完美的义侠形象，是下层民众心目中理想的英雄，正义的裁判，是惩恶与复仇之神，胆量、勇武和侠义的化身（在河北某地民间秘密宗教的神堂中，武松是与关帝并列，配祀于弥勒、观音的）。 
  清初怪才金圣叹品定梁山人物时，推武松为上上人物，又拿鲁智深和他做比说：“鲁达自然是上上人物，写得心地厚实，体格阔大。论粗卤处，他也有些粗卤；论精细处，他亦甚是精细。然不知何故，看来便有不及武松处。想鲁达已是人中绝顶，若武松直是天神，有大段及不得处。” 
  鲁达是否真的及不上武松，这话要看怎么说，若以侠义胸怀而论，鲁达未必便不及武松，在在下看来，甚至还可说稍胜，但金圣叹所说又有一定道理，若就一般人的阅读感受而论，恐怕对“鲁达不及武松”的说法多会持模糊的认同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