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子与道德经.

    【原文】子墨子言曰：“知者之事，必计国家百姓所以治者而为之，必计国家百姓之所以乱者而辟之[1]。”然计国家百姓之所以治者，何也？
    上之为政，得下之情则治，不得下之情则乱。何以知其然也？上之为政，得下之情，则是明于民之善非也。
    若苟明于民之善非也，则得善人而赏之，得暴人而罚之也。善人赏而暴人罚，则国必治。
    上之为政也，不得下之情，则是不明于民之善非也，若苟不明于民之善非，则是不得善人而赏之，不得暴人而罚之。
    善人不赏而暴人不罚，为政若此，国众必乱。故赏不得下之情，而不可不察者也。
    然计得下之情，将奈何可？故子墨子曰：“唯能以尚同一义为政，然后可矣！”何以知尚同一义之可而为政于天下也？
    然胡不审稽古之治为政之说乎？古者天之始生民，未有正长也，百姓为人。
    若苟百姓为人，是一人一义，十人十义，百人百义，千人千义。逮至人之众，不可胜计也；则其所谓义者，天下之欲同一天下之义也，是故选择贤者，立为天子。
    天子以其知力为未足独治天下，是以选择其次，立为三公。三公又以其知力为未足独左右天子也，是以分国建诸侯。
    诸侯又以其知力为未足独治其四境之内也，是以选择其次，立为卿之宰。
    卿之宰又以其知力为未足独左右其君也，是以选择其次，立而为乡长、家君。
    是故古者天子之立三公、诸侯、卿之宰、乡长、家君，非特富贵游佚而择之也[2]，将使助治乱刑政也。
    故古者建国设都，乃立后王君公，奉以卿士师长，此非欲用说也[3]，唯辩而使助治天明也。
    今此何为人上而不能治其下？为人下而不能事其上？则是上下相贼也。
    何故以然？则义不同也。若苟义不同者有党，上以若人为善，将赏之，若人唯使得上之赏而辟百姓之毁[4]；是以为善者必未可使劝，见有赏也。
    上以若人为暴，将罚之，若人唯使得上之罚，而怀百姓之誉；是以为暴者必未可使沮，见有罚也。
    故计上之赏誉，不足以劝善，计其毁罚，不足以沮暴。此何故以然？则义不同也。
    然则欲同一天下之义，将奈何可？故子墨子言曰：然胡不赏使家君，试用家君发宪布令其家？
    曰：“若见爱利家者，必以告；若见恶贼家者，亦必以告。”若见爱利家以告，亦犹爱利家者也，上得且赏之，众闻则誉之；若见恶贼家不以告，亦犹恶贼家者也，上得且罚之，众闻则非之。
    是以遍若家之人，皆欲得其长上之赏誉，辟其毁罚。是以善言之，不善言之；家君得善人而赏之，得暴人而罚之。
    善人之赏，而暴人之罚，则家必治矣。然计若家之所以治者，何也？唯以尚同一义为政故也。
    家既已治，国之道尽此已邪？则未也。国之为家数也甚多，此皆是其家，而非人之家，是以厚者有乱，而薄者有争。
    故又使家君总其家之义，以尚同于国君，国君亦为发宪布令于国之众，曰：“若见爱利国者，必以告；若见恶贼国者，亦必以告。”若见爱利国以告者，亦犹爱利国者也，上得且赏之，众闻则誉之；若见恶贼国不以告者，亦犹恶贼国者也，上得且罚之，众闻则非之。
    是以遍若国之人，皆欲得其长上之赏誉，避其毁罚。是以民见善者言之，见不善者言之；国君得善人而赏之，得暴人而罚之。
    善人赏而暴人罚，则国必治矣。然计若国之所以治者何也？唯能以尚同一义为政故也。
    国既已治矣，天下之道尽此已邪？则未也。天下之为国数也甚多，此皆是其国，而非人之国，是以厚者有战，而薄者有争。
    故又使国君选其国之义，以尚同于天子。天子亦为发宪布令于天下之众，曰：“若见爱利天下者，必以告；若见恶贼天下者，亦以告。”若见爱利天下以告者，亦犹爱利天下者也，上得则赏之，众闻则誉之；若见恶贼天下不以告者，亦犹恶贼天下者也，上得且罚之，众闻则非之。
    是以遍天下之人，皆欲得其长上之赏誉，避其毁罚，是以见善、不善者告之。
    天子得善人而赏之，得暴人而罚之，善人赏而暴人罚，天下必治矣。然计天下之所以治者，何也？
    唯而以尚同一义为政故也[5]。天下既已治，天子又总天下之义，以尚同于天。
    故当尚同之为说也，尚用之天子，可以治天下矣；中用之诸侯，可而治其国矣；小用之家君，可而治其家矣。
    是故大用之治天下不窕[6]，小用之治一国一家而不横者，若道之谓也。
    故曰治天下之国，若治一家；使天下之民，若使一夫。意独子墨子有此而先王无此？
    其有邪，则亦然也。圣王皆以尚同为政，故天下治。何以知其然也？于先王之书也《大誓》之言然，曰：“小人见奸巧，乃闻不言也，发罪钧。”此言见淫辟不以告者，其罪亦犹淫辟者也。
    故古之圣王治天下也，其所差论以自左右羽翼者皆良，外为之人，助之视听者众。
    故与人谋事，先人得之；与人举事，先人成之；光誉令闻，先人发之。
    唯信身而从事，故利若此。古者有语焉，曰：“一目之视也，不若二目之视也；一耳之听也，不若二耳之听也；一手之操也，不若二手之强也。”夫唯能信身而从事，故利若此。
    是故古之圣王之治天下也，千里之外，有贤人焉，其乡里之人皆未之均闻见也，圣王得而赏之。
    千里之内，有暴人焉，其乡里未之均闻见也，圣王得而罚之。故唯毋以圣王为聪耳明目与？
    岂能一视而通见千里之外哉？一听而通闻千里之外哉？圣王不往而视也，不就而听也，然而使天下之为寇乱盗贼者，周流天下无所重足者，何也？
    其以尚同为政善也。是故子墨子曰：“凡使民尚同者，爱民不疾，民无可使，曰：必疾爱而使之，致信而持之，富贵以道其前[7]，明罚以率其后。为政若此，唯欲毋与我同，将不可得也。”是以子墨子曰：“今天下王公大人士君子，中情将欲为仁义，求为上士，上欲中圣王之道，下欲中国家百姓之利，故当尚同之说而不可不察。尚同，为政之本而治要也。”【注释】[1]辟：通
    “避”。[2]择：为
    “怿”字之误。[3]说：通
    “悦”。[4]辟：上疑脱
    “不”字。[5]而：通
    “能”。[6]窕：不满。[7]道：通
    “导”。【译文】墨子说：天下的王公大人都希望自己的国家富足，人民众多，政治安定。
    但却不知道以尚贤作为对国家百姓为政的原则。王公大人从来就不知道尚贤是政治的根本。
    如果王公大人从来不知道尚贤这一治理政事的根本，我们就不能举出事例来开导他吗？
    现在假定这里有一个诸侯，在他的国家治理政事，说道：“凡是我国能射箭和驾车的人，我都将奖赏和尊贵他；不能射箭和驾车的人，我都将治罪和贱视他。”试问这个国家的人士，谁高兴谁害怕呢？
    我认为必定是善于射箭驾车的人高兴，不善于射箭驾车的人害怕。我曾顺着前一假设进一步申说：“凡是我国忠信之人，我都将奖赏和尊贵他；不忠不信的人，我都将治罪和贱视他。”试问这个国家的人士，谁高兴谁害怕呢？
    我认为必定是忠信的人高兴，不忠不信的人害怕。现在对自己的国家人民采取尚贤政治，使一国为善的人受到勉励，行暴的人受到阻止，大之行使政治于天下，使天下为善的人受到勉励，行暴的人受到阻止。
    我以前所以看重尧、舜、禹、汤、文、武之道，是什么缘故呢？因为他面对民众发布政令以治理人民，使天下为善的人可以受到勉励，行暴的人可以受到阻止。
    这就是尚贤，它和尧、舜、禹、汤、文、武之道是相同的。而今天下的士君子，平时言谈都知道尚贤，而一到他们面对民众发布政令以治理人民，就不知道尚贤使能了。
    我由此知道天下的士君子，只懂得小道理而不懂得大道理。怎么知道这样呢？
    现在的王公大人有一只牛羊不会杀，一定去找好的屠夫；有一件衣裳不会做，一定去找好的工匠。
    当王公大人在此之时，虽然有骨肉之亲，和无缘无故得到富贵者，以及面貌美丽的人，如果确实知道他们没有能力，就不会让他去做。
    为什么呢？因为担心损失自己的财物。当王公大人在此之时，尚不失为一个尚贤使能的人。
    王公大人有一匹病马不能治，一定要找好的兽医，有一张坏弓拉不开，一定要找好的工匠，当王公大人在此之时，虽然有骨肉之亲，和无缘无故得到富贵者，以及面貌美丽的人，如果确实知道他们没有能力，就不会使他去做。
    为什么呢？因为担心损失自己的财物。当王公大人在此之时，尚不失为一个尚贤使能的人。
    但一到他治理国家就不这样了。王公大人的骨肉之亲，无缘无故富贵以及面貌美丽的人，就举用他。
    如此看来，则王公大人爱他自己的国家，还不如爱他的一张坏弓、一匹病马、一件衣裳、一只牛羊？
    我因此知道天下的士君子只看到小处，没有看到大处。这就好像一个哑巴去充当外交人员，一个聋子去充当乐师一样。
    所以古代圣王治理天下，他所富所贵的，未必是王公大人的骨肉之亲，和无故富贵者，以及面貌美丽的人。
    所以，从前舜在历山下耕田，在河滨制陶器，在雷泽捕鱼，在常阳烧制石灰。
    尧在服泽之地得到他，立他为天子，让他接管天下的政事，治理天下的人民。
    从前伊尹是有莘氏女的私臣，让他作厨师，汤得到并举用他，立他为三公，使他接管天下的政事，治理天下的人民。
    从前傅说住在北海之洲的牢狱之中，穿着粗布衣，围着绳索，像佣人一样在傅岩筑城，武丁得到并举用他，立他为三公，使他接管天下的政事，治理天下的人民。
    由此看来，从前尧举用舜，汤举用伊尹，武丁举用傅说，难道是因为他们是骨肉之亲、无缘无故富贵者以及面貌美丽的人吗？
    那只是仿照他们的话去做，采用他们的谋略，实行他们的主张，从而上可以有利于天，中可以有利于鬼，下可有利于人，所以把他们选拔上去。
    古时的圣王既已明白了尚贤的道理，想以此为政，所以把它写在竹帛、雕在槃盂上，相传而遗留给后世子孙。
    在先王留下的书《吕刑》中这样记载：王说：“呵！来！有国家有领土的人，告诉你们用刑之道。在现今你们要安抚百姓，你们除了贤人，还有什么可选择的呢？除了刑罚，还有什么可慎重的呢？还有什么考虑，不能达到呢？”能选择人而敬重叫作刑，尧、舜、禹、汤、文、武之道就可以达到了。
    这是什么原因呢？因为可以通过尚贤而达到。在先王之书、老人的话中这样说到：“寻求圣人、武人、智人，来辅佐你自身。”这是说先王治理天下，一定要选择贤能的人，做他的僚属辅佐。
    现在天下的士君子，都希望富贵而厌恶贫贱。试问，你怎么做才能得到富贵而避免贫贱呢？
    最好是做贤人。那做贤人的道理又是怎样的呢？回答说：有力气的赶快助人，有钱财的努力分人，有道的人勉力教人。
    如此，饿的人就可以得到食，冷的人就可以得到衣，混乱的就可以得到治理。
    如果饿的人可以得到食，冷的人可以得到衣，混乱的可以得到治理，这就可以使人各安其生。
    现在的王公大人，他所富的所贵的，都是王公大人们的骨肉之亲、无缘无故富贵以及面貌美丽的人，这样的人怎能一定聪明呢？
    如果不聪明，让他治理国家，那么国家的混乱也就可想而知了。现在天下的士君子，都希望富贵而厌恶贫贱，可是你要怎样才能得到富贵而避免贫贱呢？
    （他们必定）说：最好是做王公大人的骨肉之亲、无缘无故富贵者以及面貌美丽的人。
    然而王公大人的骨肉之亲、无缘无故富贵者以及面貌美丽的人，却并不是学得到的。
    假使不知分辨的话，即使德行醇厚如禹、汤、文、武，也不会得到任用；而王公大人的骨肉之亲，即使是跛、哑、聋、瞎，乃至暴虐如桀纣，也不会加以抛弃。
    因此，赏的不会是贤人，罚的不会是暴人。他所赏的人是没有功的，所罚的也是没有罪的。
    所以使百姓人心涣散，阻止他们向善：怠惰他们的肢体，而不相互勉励帮助；使多余的财物腐臭变质，而不相互资助；隐藏自己好的学问，而不相互教导。
    如此，饥饿的人就不会得食，寒冷的人就不会得衣，混乱的状况就不会得到治理。
    所以从前尧有舜，舜有禹，禹有皋陶，汤有伊尹，武王有闳夭、泰颠、南宫括、散宜生，从而天下太平，人民富足。
    因此，近的人安于其居，远的人前来归附。凡是日月所照、舟车所至、雨露所滋润、谷食所养活的人们，得到这些贤人，无不相互劝勉和鼓励。
    假如现今天下的王公大人及士君子，心中真想行仁义，求做上士，上则想适合圣王之道，下则想符合国家与百姓之利，那就不可不认真考虑尚贤这一说法了。
    （总之），尚贤是天帝、鬼神、百姓的利益所在，也是政事的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