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的风花雪月

他们坐在中间的桌子边。
那时老大昌有奶茶卖，装在发黄的钢化玻璃杯里。那时已经陆续有了海外亲戚的消息，
也已经小心翼翼地通信。参加聚会的人，家家有人在海外，常常说的，是他们的消息，
好几家人都同住在纽约的法拉盛区，他们说那里很好，没有黑人，可是没有说，那是纽
约人眼睛里的贫穷移民住的地方。
   
随着海外可以寄钱进来，他们中许多人的日子丰富起来，他们从老大昌楼上转移到
静安宾馆的咖啡室里。那白色老房子里面，大都保持着一九四九年以前的样子，外国来
的旅游者给大堂留下了久违的科隆香水的气味。有时他们就在这里聚餐，这里的水晶虾
仁是有名的，还有狮子头。这时许多人暗暗准备把子女或者孙辈送出国去，为他们准备
考托福，可极少有人在聚会上提起来。倒是常有人说到自己治病的经验，年纪大了，百
病上身，可医院里的医生是空前的差，让人不能信任，所以，宁可交流自己看病吃药的
经验。
   
再后来，就到了红宝石。这时有一批打网球的老人也加入进来。打网球的人里面，
很有一些是圣约翰毕业的，当时圣约翰重视体育，建校之初的第一届全校运动会开中国
大学运动会的先河，他们的足球队，被称为“圣约翰辫子军”。也许是因为求学时代在
学校养成的习惯，也许是从小良好的家境让他们打好了身体基础，来红宝石的老人里面，
常常可以看到几个上海最早穿美国运动鞋、用英国球拍、身手矫健的老先生，让人想起
陈年的酒。
   
那以后，在十年的日子里，星期二、星期四和星期五的早上，不相干的人来买面包，
就能看到这些老先生，有时也有人带了太太来，他们说话很轻，神情也安详，雪白的头
发在店堂的暗处云似地浮动，有人在领上围着深蓝色的丝围巾，上面有绛红的花纹，让
人带着羡慕去想象他们的生活。
   
我问：“你们现在要是靠养老金生活，不可能再来这里吃咖啡的，总是在吃外汇，
想想从前你们亦是佼佼者，现在靠孩子汇款生活，怎么想？”
   
当年孙中山到圣约翰做演讲，对同学寄托深切希望。而学校的校训是要使学生成为
新的、自由坦直的、有思想、肯钻研学术、忠诚教育、有崇高目的和行为的人。为了实
现这个目的，圣约翰一直以管教严格著称。
   
老先生望着我问：“你说我们能怎么想？”
   
从被华丽丝围巾轻拢的脸上，一层层的谦恭忍让里面，泛出了总是被羞辱的傲岸、
被冷落后的自尊和“你又算什么”的反诘的底色。就像脸上真的被人踩了一脚。然后，
才说：“这是命运，只能这么想。要不然你让我怎么想呢？在我住着三层楼的大洋房，
国家要我交出去，私人不能有房子，我们就交。现在国家又要我买房子住，可我已经一
无所有，我拿什么买房子？”再问下去，觉得是不是后悔四九年不走，老先生会说：
“你能不能说英文，我们可以用英文讨论话题，我教你英文，这样就没有问题，要不然，
我不能回答你的问题。”一口圣约翰训练出来的英文，到八十岁都不会忘记。也就是圣
约翰的背景，使得他们一辈子从来没有离开过“必须努力改造洋奴意识”这句话。
   
他们将土司折起来，斯文地放到嘴里，被改造了这么多年，现在还是能看出他们年
轻时代受到良好西式教育，和他们心里对自己生活方式的尊重。那白发如雪的老人是荣
毅仁圣约翰大学的同班同学，温文尔雅地自谦说：“从前上海衡量学堂好不好的标准，
一是英文好不好，二是抓得紧不紧。圣约翰是好学校，可我是里面的推板货色，我的英
文勿灵光。”
   
我刚刚看过了一小段《上海滩野史》，里面说到了一九二五年五月上海发生外国人
打死中国工人的事件，上海市民群起支持工人，遭租界巡捕镇压。圣约翰大学的学生为
了参加上海学生的罢课声援，与“不参加任何政治活动”的校规发生冲突，五百多名学
生立誓永不再进教会学校，永远离开圣约翰校园，随即，十六名教授为支持学生也辞职
随学生离开。随后，他们成立了光华大学，是光大中华的意思。
   
当时我将书读给我的父亲听，他并不觉得奇怪，他说：“当时有两类大学最容易出
共产党，一类是师范学校，因为都是穷人子弟。另一类是教会学校，富家子弟里有人因
为理想而投身革命，自己与自己的阶级决裂，但这样的人终身坎坷。”
   
当我和红宝石的老人坐在咖啡前时，我问到他们关于一九二五年的事。朱老先生是
四○年圣约翰英国文学系的毕业生，他说他是在校园里听说这件事的，“都是四年级马
上要毕业的学生，说走，就这么走了。”他说，“可是有什么用呢，没有人相信圣约翰
的人为爱国会做这种事。多少年，有谁真正提起了这件事。”
   
张老先生是一九二七年进光华大学念会计专业的。一进大学就知道是从圣约翰分裂
出来的大学。在他上学时遇到太平洋战争，他一个只知道好好读书、对得起家里供自己
读书的一年一千块袁大头的单纯学生，只要学生会一声令下，他也跟着去睡铁轨，也跟
着去枫林桥市政府所在地请愿。光华大学继承了五卅的传统，常常组织学生游行，张先
生总是跟着去，他说他什么也不知道，只知道应该为国家做学生该做的事。“当然人人
都是爱国的。我们读了英文，也不是就不爱国，我们总也是中国人啊。”他说。
   
老先生们都说：“我们老了，不愿意想，也不愿意说过去的事了，开心的，不开心
的，都不要再想起。现在我们就要安安定定，每星期可以到这里和老朋友碰碰头，吃吃
咖啡，说说话，解解厌气，就可以了。”
   
要不是我问，他们不会说这些事，不管是那五百学生的事，还是“改造洋奴思想”
的事。他们在一起，说梅龙镇的三鲜汤不错，说十元钱可以买到一只吃口好到底了的烤
鸡，说下午的卫生麻将到谁家去叉，说二十号有老先生要做八十九岁生日，请大家吃中
饭，大家都年事高了，晚上出来不那么方便。也说到东南亚经济危机对中国会有什么样
的影响，因为日元的贬值，日本钢铁价钱会比中国低，这样宝钢会出现失业问题。当然
也说戴安娜，红颜薄命的女子让巴黎从令以后添一个旅游点。现在一生都停止了，只是
背景气味相投的人聚在一起度过最后的一段日子。
   
到十点多钟，大家就陆续散了。有人搬得远了，在梅陇那里，每次也搭地铁过来，
只是要早些回去。走的时候，总是互道珍重。现在，每年总有十来个老人，下一次没有
来，再下一次也没有来，永远不来了。早餐聚会的老人们从不去参加大殓，但会订鲜花
请人送去。然后，红宝石面包房的早餐桌子上再不会有人提起这个人，白发之聚，及时
行乐是基本原则
张爱玲的公寓   张爱玲的家，是在一个热闹非凡的十字路口，那栋老公寓，被刷成了女人定妆粉的那种肉色，竖立在上海闹市中的不蓝的晴天下面。我远远地骑了一辆自行车，在一棵一棵又大又老、枝上在春夏时分生着绿色刺毛虫的法国梧桐下向它去的时候，想起来的是我妈妈给我的一个黄铜的好莱坞粉盒，那是过期了几十年的好东西，有时候我打开来看看里面没有用完的粉，就是这种颜色的。那盒粉再也不能用了，可是也舍不得丢了它，那里的一面老镜子，水银定得那么好，就像那个时代一样考究而微微发黄。    我站在她曾经用过的浴室里，看着那里的老浴缸，看到那上面的老热水龙头H字样，还有四周墙上贴着的瓷砖，那里龟裂着细小的裂纹。我打开水龙头，“嗡……赫赫赫”，一样的轰隆轰隆而声从九泉之下发出来，那是她在她的文章里写到的特别多心、特别复杂的热水管系统，隔了五十年的沧桑巨变，发出来的声音。那些被深藏在墙壁里面的老管子们，已经有五十年没有流出过一滴热水了，可一直到现在，还不时发出“嗡……赫赫赫”的响声，震动了整个楼房。    张爱玲说它是一种空洞而凄怆的声音。    过了五十年以后，我听着，仿佛死尸还魂的诡奇而顽强，像是要喷薄而出。    从浴室到了张爱玲从前住过的客厅，当年胡兰成到这间客厅里来的时候，曾被它的一种华丽而不羁的气概而慑住，被他称为一种兵气。现在它已经荡然无存，变成了一间小小的储藏间兼饭间，和一间一家三口的卧室。从前，张爱玲是在这里爱上了胡兰成。    外面就是他们的恋爱和结婚以后总盘桓的大阳台，他们在阳台上看过上海黄昏时的红尘霭霭，看到西边天上有一道云缭处，清森遥远。那时候，是日本人在上海的时候，胡兰成为日本人做事。那一个夏天的黄昏，他们说到了时局要翻，来日大难，像汉乐府里说的那样：“来日大难，口燥唇干，今日相乐，皆当欢喜。”    那时候，她走进房里去给他倒茶，倒了茶，拿出来。他上去接，她的腰身一侧，喜气洋洋地看着他的脸，眼睛里都是笑。    现在，张爱玲有爱的笑在哪里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