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的风花雪月

        里面的人没有表情：“不说英语。”    这时有一个女人转过身来，她帮我买了本地人的票。
    然后对我说：“不要争辩。”
    她的眼睛像屠格涅夫的小说里写的那样，是淡淡的褐色，像黎明时的星星。
    然后我和她在一起通过检票口，顺利地走了进去。
        她说了一口好英语，我吃惊地望着她，问她是从哪里学的，她说就在圣彼得堡，她生在这里，长在这里，没有去过外国。
    她说圣彼得堡不像莫斯科，有许多人喜欢学英文，大多数年轻人会说英语。
        她站在那里，微微扬着下巴，戴着一顶深绿色的古典的帽子，像画里的圣彼得堡贵妇，还有绿色的紧身大衣、胸针、精巧的靴子和手袋，她说着一口好英语。
        我以为自己遇见了圣彼得堡的老贵族，就像在湖南路上可以遇到大资本家的小姐，在红宝石的咖啡小桌子前可以看到头发如雪的二十年代绅士。
    从前的上海在他们的嘴边活着，像一个传奇。
    然而她大声笑起来，她提醒了我，我才意识到圣彼得堡是曾经有许多贵族，可那是七十三年以前的事，而在上海是五十年以前的事，遗少尚存。
    而她，不是贵族，甚至也不是贵族的后代，在圣彼得堡有贵族的时代，她的祖上在涅瓦大街上开过一个小店铺，卖皮草。
    她是平民的后代，在繁华过后的大街上长大。
        可她还是与众不同，手袋优雅地挽在手上，还有脸上礼貌的神情。
    我在莫斯科的房东是出名的美丽女作家，她用作家代表团在德国访问时带回来的科隆香水，吃在莫斯科传销的美国减肥药，可走起路来将身上的长大衣雄赳赳地鼓出一阵风来，是红军女军官的本色。
    而她，像是泊来的。
        他说帽子是在涅瓦大街的百货店里买到的，她常常到商店里去逛，常常可以在一个让人不注意的小角落里发现与众不同的东西，那是一个奇遇。
    帽子上的羽毛自己配上。
    然后自己买了布料做大衣，因为不可能再买到和它相配的大衣。
    手袋是从一家小店里找到，然后自己改造过的，靴子则是和几个朋友一起，到鞋厂里，找到相熟的厂长，按照外国画报上的式样，便宜定做来的，几个朋友，一人一双。
        是的，就像七十年代中以后，在淮海路上散步的上海女子一样，是自制的时髦版本，从想象到品味都相似：有一点古典的花哨，紧紧的收腰，拖地的长裙，领口许多蕾丝，金饰衬托白到透明的皮肤，那是过去一个繁华都市在被简朴为荣的新时代淹没以前的时尚，也是她们如今心仪的时尚。
    但她们所做的不过分，因陋就简的衣服与世道不可能太精致。
    聪明的女子将它的式样简单化，生活化，是为了掩盖局促。
    预防真的捉襟见时。
    她们苦心经营自己衣裳的过程也相似：面对粗糙商品那化腐朽为神奇的能力，一双锻炼出来的巧手，几个志同道合的女友，还有对私人喜好的珍重。
    她们并不说一样东西好看，而是说“洋派”
    。
    当人们这么说她们，是对她们的赞美。
        当我这么说那圣彼得堡的绿大衣时，她说着“NO”
    ，脸上慢慢出现了淡淡的笑容，我那么熟悉的神情，这是在巴黎女子的脸上永远不会出现的美丽神色，在纽约女子的脸上也看不到，这是涅瓦大街和淮海中路上的女子才有的那种苦心经营后的矜持之美。
    要是香榭丽舍大道和第五大街上的女子是精心培育下开出的最美的花，那她们就是沙漠里开出的水仙，石头里爆出的玫瑰。
        按照她的指点，我去了要塞看“回到1700年的圣彼得堡”
    展览，我路过了要塞的城堡，据说那是当时沙皇关押革命者的地方，我经过它的窗下，去到展览上，在那里我看到发黄的女子长柄遮阳伞，缀满了花边的撑骨长裙，一百年以前的芭蕾舞的节目单印在挺括的道林纸上，用繁复的黑色花纹优美地框着，还有发黑的小银勺，是当时剧场休息时吃冰激凌用的。
    那个充满了樟脑和地窖气味的展览让我想到了上海饭店里的老上海照片和不能用了的老式唱机，它们是上海菜馆里的装璜新宠。
    只是那时还没开出1931’S这样的主题咖啡馆。
    人们是那样热衷于精美华丽的生活。
        在展览上，传说莫斯科要拆除列宁墓，大家为列宁的遗体将安葬在什么地方争论不休，许多城市拒绝了，可圣彼得堡的市民愿意接受。
    听到这个消息，回想那张绿帽子下矜持的脸，我并不觉得很吃惊。
        夜晚来临，圣彼得堡下着雪，卖七十八转的密纹唱片行里挤满了选甲壳虫乐队唱片的人，地铁站里年轻人弹着吉他，拉着小提琴在唱保尔莫利亚风格的《我的太阳》，年轻的女孩子穿着短裙和进口丝袜，舔着冰激凌在涅瓦大街上散步，喀山大教堂前有许多卖小幅风景画的画家在雪里等着顾客，市场里灯光明亮，许多人在买食物。
    这里的市场不同于莫斯科，这里有大玻璃，让人看到里面在老式水晶大吊灯下面人们温暖的背影和昂贵的红色西红柿。
    咖啡馆的桌子上，即使是将纸裁得比手掌还要小，即使那纸又硬又光滑，根本吸不干留在嘴边最小的咖啡渍，可大多数圣彼得堡的咖啡馆里都有面纸供给客人。
    有时候，它让我想到从前上海一直用的食指大小的半两粮票。
    像上海一样，这里与红色首都相比，让人看到更多的生活，什么都不能让它们消失。
    巴黎与上海不夜之城的红唇    塞纳河上开着游船，蓬皮杜中心放着日本电影，拉丁区的小咖啡馆里挤着索邦大学的学生，红磨坊夜总会里卖出的一杯红葡萄酒要上百美金，喝醉了的胖女人躺在卢森堡公园门口的地上高歌数曲，从香榭丽舍大街上的香水店出来的美国游客两条手臂上沾着上百款香水混合在一起的气味，巴黎的夜生活不只是一些人的事，而是整个巴黎的生活，就像上海。
        礼拜天到巴黎已是傍晚，我住在卢森堡公园边上的一家小旅店。
    我小房间的窗子对着一栋白色的公寓，能看到对面的大窗子里亮着灯，照亮了一屋子甚为古典而且华贵的家具，可屋里没有人。
        我那小旅店是栋老房子，木楼梯窄窄的，房间小小的。
    东一个门，西一个门，全部无声地关着。
    能听到从地板缝里传过来的楼下咖啡室的音乐声，上楼的时候我在门厅里看了一眼咖啡室，底楼的昏暗天光里有一屋子褐色的家什，姜黄色的墙，里面没有客人。
    地板缝里，钻出来一个人和着手风琴的声音唱的法国歌，那是柜台里面收音机的音乐声，在咖啡室里没人的时候，就显出它们来了。
        空荡荡的。
        那种空荡荡，不像在瑞士，你觉得所有的人都在家里剥奶酪吃，而是让人觉得这万人空巷，是抢着看什么热闹去了。
        旅行本来就为了看热闹，于是我也出街去。
        经过圣日尔曼大街时，看到满街在黄灯下摇曳的梧桐树和树下灯光明亮的店堂，还有在那里闲逛着的人影，我吃了一惊，真的像是从欧洲一步跨回到茂名路淮海路上，那里店堂的灯光也是那样照亮了树干上斑驳的树皮，在人行道上冲淡了黄色的路灯光与黑色的梧桐叶子的影子，可是照亮着手里多少提着一点东西的人们。
    只是，上海的树叶子比这里的大一点，上海的店堂比这里的粗野些，上海的人走路手臂松得太开，上海人手里的包装袋袋没那么多是厚纸做的，在路上几乎看不到能把脖子闲适但不鲁莽地从无领的宽大上衣里伸出来的上海男子。
        我想起来，七十年代的时候，有人告诉我说，从前那个消失了的上海被称为东方的巴黎。
    因为它们都是浮华璀璨的花花世界。
    可真正讲究起来，对巴黎来说，上海那个关键的词是“东方”
    ，而对上海来说，关键的词是“巴黎”
    。
        香榭丽舍大街上有个脖子优美地长长伸着的黑女人，在两手的大小包包里拧着圆圆的屁股，一队休学旅行的美国孩子排着队从一个大商店的门口拥出来，开了眼界的孩子们一个个反戴着棒球帽，通红着心醉神迷的脸。
    右侧有一个香水店，里面一种香水只占手掌大小的一块地方，上面有一瓶试用的香水，一个名字，像“蓝衣公主”
    之类的，还有一些放在小盘子里面的厚纸片，比火柴大不了多少，那是让人可以将香水滴在纸上闻味道，而不用滴在手腕上弄混了自己身上的气味。
    不那么风雅的南美客人常常一路看香水牌子，一路胡乱想象自己的百变之身，然后把两条手腕统统伸出来接那店里几百款的香水，等到出来的时候，整个人像一个香水商店一样在路上走。
    好像全世界的人都集合到这条大街上来了，就像全中国的人常常都集中在上海的南京路上了一样。
        巴黎的外来人常常要在晚上到香谢丽舍来看花花世界，而上海的外来人常常会在晚上去外滩，那是中国最西方化的一条江岸。
    七十年代时，沿江的堤岸是有名的情人墙，一对对无处可去的情人站满黑暗的堤岸，悄悄地亲热。
    七十年代中期有一支日本的电视小组来上海拍摄了情人墙，这没有烛光和玫瑰的爱情，在外国人的眼里有种中世纪式的浪漫。
    那时来上海的外地人，也常常晚上到外滩去看情人墙，那是当时中国夜晚最有颜色的一块地方，常有人说来这里开开眼界，本地人则称那里是13频道——一个当时没有开通的电视频道。
    后来，上海渐渐恢复了夜生活，情人们去有高背火车座的咖啡馆，去设双人座的电影院，去酒吧，去保龄球馆，去台湾红茶坊，去跳舞，去唱卡拉OK，情人墙渐渐被外来的青年站满了，这里的历史，这里的上海气息，对外来的青年说，也是想象中的花花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