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的风花雪月

        它离开上城的布朗克斯，那里在冬天时有许多人家在窗台上放了一个犹太教徒用的九头烛台，过一天就点亮一支，直到九支全亮起来，那时犹太人的光明节就结束了。
    这和在春节以前你到传统的宁波人家去有点像，他们家朝北的亭子间窗下，一定会挂一条风干了死硬的鳗干，用筷子撑开了它的肚子，宁波人家在春节时用它来烧肉吃。
    到春节过去，那条鳗干就一点点地短了，等天暖和，也吃完了。
    它也离开了下城的唐人街，那里当街有卖各种中国小吃，春卷是全世界的人都欢迎的食物，从油锅里一捞出来，香飘万里，伊丽莎白大道上闲逛的白人也学着华人的样子当街买了趁热就吃，可在买的时候，他们把它叫“蛋卷”
    。
    像乌鲁木齐路拐角山东小姑娘做的大白馒头和大肉包子，常常是上海本地人去买了当晚饭，上海本地人说话不分馒头和包子，一律称为馒头，让那山东姑娘常常抓错。
        它远远地离开了下布鲁克林的犹太区，那是一些窄小破旧的街道，房子死死贴着房子，消防楼梯挂在红色砖墙外面，好像随时都会有贼握着枪从上面逃下来。
    这和上海城郊结合部的外来人口居住区那些拥挤肮脏的老式平房也算是相像，都是现在城市中心的人不再住的，百年以前的老房子。
    夜里老鼠会在角落里行军。
    我被朋友再三告诫，天黑以前一定要离开下布鲁克林区，那里常常有夜晚的暴力。
    而且一定要把照相机的绳子绕在手腕上再照相，曾有人在那里照相，正对着镜头，突然发现自己眼前的景物居然两个眼睛都能看到，他站在那里，怎么也不相信，然后才发觉原来手里的相机不见了，一个青年站在滑板上飞快地消失在前面的街口，他拿着自己上好了胶卷的日本自动相机。
    这个情形，就好比是上海警方在夏天到来的时候总要到城郊结合部去肃整治安。
    那里的人刚到城市里来，总是找便宜的地方，而且能找到同乡帮助的地方落脚，穿着家乡带来的衣服，还没学会城市的斯文，所以在街上大声说着家乡话。
    等渐渐熟悉了，找到工作了，就开始早出晚归。
    再等挣到了钱，学会了城市口音，就开始从这里搬出去，脱胎换骨，做纽约或者上海人。
    从这里走出去的人总是着急要成一个真正的都市人，在纽约，人们说“as American as apple pie”
    （像苹果派一样地道的美国人）。
    犹太青年剃掉他们两鬓的长胡子，换名字叫约翰或者琼。
    华人的年轻夫妇就是在卧室里也说英文。
    在上海的一家山东人家里，母亲不得不在饭桌上说半生不熟的上海话，因为她的那些孩子不说一句山东话，小时候他们个个都会说，现在再也不愿意说了。
        它到了小康的皇后中心站，那里有点欣欣向荣的意思。
    街上走着穿蓝布裙子的东方少女，老人推着小孩车，小伙子飞车在街道上穿行，前斗里装着大白盒子，里面是外卖的热比萨饼，从窗子里看过去，一脸肃杀的高丽男孩穿着白大褂，在大房子里练空手道。
    那里有一些房价不贵、社区不错、公立学校的质量也好的地段，像森林小丘区。
    这里是在美国站住了脚的新移民喜欢置业的地方，特别是重视孩子教育的华人和犹太人家庭，在第一代人住进了自己的套房里松一口气时，第二代人正在刻苦读书，要过桥住到曼哈顿的大房子里去，这就是美国梦，只要人到美国就会有。
        七号线最后到达发拉盛，这时车厢里大多是东方人的脸了，这里是韩国人和中国人的社区，超级市场里能闻到东方食物的复杂气味，教堂里的牧师也是黑头发扁鼻子。
    高丽人的脸上有一种毅然决然的杀气，他们就是不说话，也让温和的江南人看了心里发毛。
    晚上回去，出了地铁站，绕过商业街，我住的地方要经过高丽人的社区，看着迎面而来那些严峻的人脸，我常常心惊胆战而过，然后听到台湾人家的客厅里潘美辰厚厚的歌声，才松下一口气来，觉得自己差不多等于到家了。
        在纽约的感觉与在欧洲那些小城的感觉实在是不同的，在欧洲的小城里，一个黑头发的人总是被人笑着问：“你是从哪里来的？”
    说到中国，就常常听到一声口哨：“那么远啊！”
    有个西班牙北部的小孩子看着面前那张奇怪的脸不肯回家，问：“妈妈，你说她是法国人吧？”
    就是在萨尔茨堡这样的旅游城市，在莫扎特故居对面的小烟杂店里，也买不到一张够寄到中国去的明信片邮票。
    店主人笑着说：“我的天，我没想到在我这样的小店里会来一个人，要买寄到中国去的邮票。”
        而纽约，只要你上街，就看到黑人的脸，华人的脸，高丽人的脸，墨西哥人的脸，德国人的脸，荷兰人的脸，俄罗斯人的脸，印度人的脸，犹太人的脸，全世界各地人的脸，它们在你的眼前晃，像在大色拉盆子里面正在拌酱的西红柿、土豆、洋葱、生菜和胡萝卜，开始可能你好奇，听到一声像宁波官话似的声音会回头去找，可你看到的是一张从南美来的棕红色的脸，他在说他的家乡话，然后你的头很快就昏了，对不同人种的好奇渐渐淡去，迎面走来穿得再怪的人，他们发出再怪的声音，都泰然处之。
        于是，纽约让人觉得能为所欲为，为了证明自己的自由，我的一个朋友，一个个头高大的新移民，在第五街梅西百货店灯光灿烂的门口张开他的手臂，踮起脚来，纵情大唱一声：“北风那个吹，雪花那个飘。”
    那是芭蕾舞剧《白毛女》里的歌。
    果然，在街上走过的人没有一个停下来看他，也没有一个人多看他两眼，大部充耳不闻地走过去。
    这和上海公共汽车上有时会看到的情形一样。
    有时在公共汽车上，能看到头发花白、手指粗大的一对夫妇，合坐在一张单人座位上，老太太几乎坐在老公的腿上，面对一车厢的人，她纯朴的脸上又害羞又陶然，还有点不知所措。
    他们一定是看到年轻情人的放肆，觉得自己也能试试，从前在家乡，想必是手也不能拉着上街的，周围的上海人脸上有点啼笑皆非的样子，但与纽约人一样，在没有危及自己的时候，他们什么也不说。
    而要是你像在纽约或者上海那样无视红绿灯，与汽车抢马路，边上很可能会有一个推小孩车的妇女严肃地对你说，希望你至少不要在有孩子在周围的时候这样做，因为你在无形中为他们的孩子做出破坏秩序的榜样。
    她的额头都涨红了，因为她很恼怒，而且不得不说出来。
        因为背景复杂的外来者带来了不容易被理解的举止风俗，大家一旦生活在同一个地方，就不得不打开自己的眼界，丧失自己的好奇心，懂得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地做人，也懂得不求一律地做自己。
    从欧洲到美国，我觉得自己突然不那么被关注了，从遥远地方而来的吸引力骤然消失，只是一个在街上走着的任何影子。
    所以，从俄亥俄来纽约的红脖子男孩总是抱怨纽约的冷漠，想念家乡小镇上居民亲如一家的紧密关系，就像从无为县来上海的女孩子感到非常孤独一样。
    没有人会因为他们是外来者而特别在意他们，甚至他们这些在都市中出生长大的人也不像他们爱家乡一样在意自己的城市。
        在新泽西干干净净的中产阶级小镇上不敢把糖纸乱扔的我，到了格林威治村，晚上从地铁站里出来，看到风将地上的一只用过的塑料袋吹得在街心团团转，立刻把一路上在手里捏着的冰激凌纸往树下扔过去，一刹那间，就恢复在上海的习惯。
    上海和纽约一样，是无论如何也弄不干净的城市，安徽民工把建筑垃圾往马路上乱倒，四川女孩吃完盒饭把大排骨头丢到花坛下面，从外地来的人只知道自己是离开了家乡为找自己想要的东西，这地方不是他们的家，他们不在乎这里的一草一木，他们也来不及在乎。
    有一个早上，在延庆路上，我看到墙角有一大摊消化良好的成人粪便，能看出来那人吃得很好，身体也好，只是匆忙中找不到出恭的地方，于是趁着夜色，就地方便。
    这不会是在上海有家的人能做出来的事。
        这移民的城市有时就像是一个大中转站，总是在流动着，总是在到来与离开的匆忙之中，那里的地上全是脚印子，那里的窗台上常常被人放下喝光的可乐瓶子，那里的垃圾被人随手乱扔，就是这样。
    这是都市的冷漠和自由带来的，也有人就是爱这样的自由气息，像小孩子常常因为穿新衣服有太多的约束而宁可穿旧衣服，他们看到一只用过的塑料袋在街心随风飞舞，会突然觉得身心俱醒，将自己从循规蹈矩的轨道里脱离出来。
        然后你发现自己不是一个从俄亥俄来的、或者是无为县来的人，这里没人认识你，没人知道你小时候总是拖着两条黄龙鼻涕，数学考六十分，你爸爸妈妈曾在春节里大打出手，你十五岁时爱上一个女孩，可那女孩把你写的情书在班级里公开。
    你突然没有了过去，只是一个现在在都市里找自己梦想的人，没人理会你怎么会有这样或者那样的梦想，来到了这样的城市，就像进了浴室，轻松就将你身上的所有痕迹洗掉，然后，你可以像新生的婴儿，在这没人知道老底的地方再生活一次，找你想要的、不同于从前的生活。
    很可能你是失败了，可你找过，做过，到老了，你的心像是一本百科全书，这也是你这一生的收获。
        但是，各种版本的成功故事总是在纽约或者上海的人群中流传着，就像神话故事在各个民族中用一种惊人相似的形式流传一样。
    你可以说一个买烂水果的麻脸青年后来拥有了庄园一样大的别墅的故事是发生在纽约而不是在上海，你也可以说一个家无四壁的犹太难民后来能将办公总部设在第五大道帝国大厦里的故事发生在上海而不是纽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