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只为那颗星-雅凯自传

只是在这些国际比赛中，我没有率领球队踢出令人满意的成绩。
  我的内心很清楚，如果说球队能连续八个赛季――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保持这样的战绩，那是因为俱乐部成员在工作中紧密配合，协调一致，具有高度的职业素质。
  其高效的运转机制的基础是作为教练的我和“老板”克洛德・贝兹之间关系密切，毫不含糊。
  他不仅有很多优点，像历史后来证明的那样，而且没出最后那些岔子之前，我们相互间极其信任，配合默契，绝对严格遵守各自的权限划分。我们行动迅速，他听我说，我听他说，然后行动。没有浪费时间的空谈，只有协调一致的行动。
  每年2月份，我向他介绍我对新赛季的计划，他一般都表示同意；有时，他会提出一些不同看法，但我知道应该怎么应付。他遵守了自己的诺言。
  他有他的权限，我有我的职责。他仅仅希望我向他解释我的目标和行动，我不觉得这有什么令人不快的。
  当我需要作出艰难重大的决策时，我常常通知我的俱乐部主席，从来没有先斩后奏。反过来，他也从不干涉我的工作。他从来不像其他人那样，在我指导训练时，有意坐到我身边。如果他在赛季中来观看两三次训练情况，这是最多的了，必定有重要的原因。他一来，士气必定高涨！
  因此，我们之间是互相的尊重，绝对的尊重，任何一方都不去侵犯另一方的权益，不像经常见到的那些情形。
  最初出现的问题是设施的问题。波尔多队在罗克维叶勒有一个训练基地，但是它没有一副大型职业俱乐部工作地点的模样。这是一个包罗万象的体育场，人们在那儿进行所有的体育项目，包括射击！我也一样，在罗克维叶勒，我什么都做，整理花草，推独轮车，还常常在淋浴时与冷水做斗争。
  我厌倦了这种战斗，我去找克洛德・贝兹，他当即让我去市政府。我就这样认识了雅克一夏邦一德尔马，他比任何其他人都更希望波尔多能拥有一支强大的球队。他专心致志地倾听我的意见，随即毫不犹豫地保证：
  “体育处听你们的指挥。”
  于是，经过了许多考察研究，勒阿扬即将诞生了，或者不如说，就要复活了。它位于梅里涅克机场附近，是市政府管辖的产业。一看到那座城堡，我就有一种感觉，那是波尔多队未来的领地。我们开始占领那块地方，我们步步推进，直到赶走了那里的橄榄球员，在波尔多，那可不是件小事。工程开工了，我们不得不搬到一个暂时的栖身处，不过，我们住得依旧挺开心。
  城堡被彻底地改头换面。更衣室是严格地按照我们的要求建造的，球场也经过重新翻修。我没有享受很长时间，但重要的是，这个阿基坦大区的俱乐部终于拥有了一个设施齐全、装备完善的基地，直到今日，它仍然是俱乐部理想的工作地点。
  夏邦一德尔马真是一名运动员。他曾是一个不错的橄榄球员，同时也经常打网球，而且一直打到年龄不饶人才放弃。他到莱斯屈尔体育场观看比赛时，几乎每场赛后都要到更衣室来看望我们。
  “我在你们这儿很开心。”他经常对我这样说，眼中闪耀着满意的光彩，就像一个站在一件漂亮玩具面前的小男孩。
  我非常喜欢每次在球队赢得一场重要比赛后，他表扬队员们时说的一句话：
  “今晚，你们团结得就像一只手的五个手指！”
  我一直记得我们在1984年第一次夺得冠军时的情景，最后一晚，在雷恩，我们领先于摩纳哥队，赢得了胜利！
  那天，我大吃一惊，因为夏邦一德尔马要求坐到场边的教练凳上，和我一同观看比赛。认识我的人都清楚：除了教练组成员和替补队员，我不能容忍任何其他人坐我的教练凳。但是怎么能拒绝给予夏邦这个特殊照顾？比赛中，他可安静了！一听到终场哨响，他满脸洋溢着无比自豪的神情，特别高兴。波尔多队，法国联赛冠军，他对这一天期待已久……他的心愿可能得到了满足，因为从此他再也没有向我要求坐到波尔多队的席位上来了。
  我和助理教练贝尔纳・米歇尔纳的二重唱配合默契，能够经受住所有考验。我害怕那种官多兵少的墨西哥人的军队，他们为了削弱权力，逐级分权，结果弄得职权不清，谁也不知道什么事该由谁来管。我在波尔多队执教期间，贝尔纳一直是我的能干、忠诚和严厉的助手。他把对俱乐部的爱，对波尔多的爱和他生活的艺术融入到他的生命之中……主要因为受了波尔多美酒的滋养！
  俱乐部，终于拥有了与自己的雄心壮志相称的设施装备，迅速地成长为一支具有特色的球队，网罗了一些优秀的有代表性的球员，如巴提斯顿，古莱斯，吉拉尔，拉孔布，蒂加纳，斯拜克，以及很多其他球员。在体育设施方面，我们这些职业球员，八年里不但从没有操心抱怨过，反而很心满意足，因为我们拥有优越的工作条件，胜利自然也就滚滚而来。
  我的内心深处只有一个遗憾，那就是未在八年后及时引退，因为我已经隐隐约约感到了这个需要。而且，我向克洛德・贝兹表明这个想法时，他也认为，我们已经合作了很长时间，也许，换一个教练，换一种训练管理方式，对大家来说会更好。
  我们双方都感到一个时代结束了，原则上决定分道扬镳。我坚信在同一俱乐部执教八年，是最大极限。时间一长，不可避免的，我的话，队员们不太当回事儿了。老队员对我已习以为常，而某些新队员又难以理解为什么在波尔多队，每天训练都要自我审视，自我反思，仅仅因为教练的一声命令。但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坚信自己的信条“艰苦的训练等于轻松的比赛”。这与长期盛行的那些荒诞的理论是唱对角戏，它们认为，训练强度不应太大，有力应该使在刀刃上！
  为什么避重就轻？或许我自身也出现了无意识的懈怠，难于自我更新，保持思维清晰，精力充沛。日复一日，不知疲倦地鼓吹要出成绩，我也许麻木了。
  因为我已经和亨利・比扬歇利具体接洽过，准备前往摩纳哥队，所以更可以轻松地说：“行了，我不干了。”另外，我和皇家马德里队也有联系。
  但我怀疑俱乐部主席贝兹听到了我要离开的风声。他不能容忍我跳槽高就。此外，在人员聘用或组织上，我们的习惯做法是提前一年通知，我的突然辞职让他措手不及。简言之，我又按照他的意愿签了一份新合同。
  这步棋走错了。我和俱乐部主席的关系迅速恶化。他自己改变了许多。他有些怪我计划离开他，我们的关系趋于破裂，几次不理想的比赛成绩，一个不利的境况，就该摊牌了。终于，在1989年2月13日，我被解去教练的职务。没有提醒，没有预先通知。大家都得到了消息，我还蒙在鼓里……
  我尤其感到苦涩的是，这种行为方式完全不顾及我们过去的关系，是蛮横无理、背信弃义的做法。我不仅像一个无赖一样地被开除了，而且克洛德・贝兹顽固地拒绝支付我有权得到的解雇补偿金。我去请一向对团结推崇备至的夏邦一德尔马出面主持公正，但我只得到了一封预言式的信：
  “一切都过去了，一切都厌倦了，一切都破碎了……”
  我想到休息一段日子。去旅行，为了驱散九个（至少是其中的八个）激动人心的，但也令人心力交瘁的赛季中积聚的压力。去发掘别的领域，发掘其他的兴趣爱好……
  但这个计划只是说说而已，很快就由于我和米歇尔・梅兹的一次接触而被放弃了。立即重新出山的渴望胜过了休息的欲望。于是，我在大夏天里到了蒙彼利埃，体验了一种从未有过的感觉：酷热！我体会过圣艾蒂安夏季的大热天和波尔多8月的三伏天，不过这儿的热有点说不出的恐怖，增加了我适应的难度。
  起初的工作倒还进展顺利。我和老相识米歇尔・梅兹一道着手招募球员，赛季也准备就绪。随后的一天晚上，当我路过波尔多时，从广播里听到蒙彼利埃队刚刚将斯特法内・帕伊和埃里克・坎通纳招至旗下的消息！难以置信，无法接受。
  按照我一贯的工作方式，我不能想象俱乐部教练对招募球员一无所知，不管他们是怎样的出类拔萃。从原则上讲，这说不过去。
  于是我打电话给梅兹，告诉他最好就此打住。如果他们想自己组建一支球队，他们做好了，但我不参加。
  不久，路易・尼科兰给我打来一个电话。善良、开朗、粗犷的尼科兰主席狂热地爱着足球、球员和他的俱乐部。他带着他特有的热情向我解释这是一个误会，他希望我留下来
  ……那时，如果遵从自己真实的想法，我本应该拒绝。后来发生的事情也证明我的想法是对的。但我还没有学会怀疑动人的语言，我最终决定留任。
  然而，我身上的某些东西可能破碎了，也许，我已无法再像以前那样坚强勇敢地去面对前方的困难。
  我想以朱里奥・凯撒和罗朗・布兰科为中轴，给球队构筑一个坚实的后防基础。但罗朗坚持认为他最适合的位置在中场，始终不答应，也许他在为以后入选国家队考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