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只为那颗星-雅凯自传

所以为了和大家打成一片，我必须学会打牌，不过我有意使自己尽可能不被邀请。我常常是第一个被换下场的队员……每次都是刚刚让人痛骂不够用心时就被人替下。真正的塔罗牌迷都计算出过了哪些牌，哪种花色还剩下什么牌，都清清楚楚，我可真没有那种本事！
  我喜欢一个人坐在边上读书。那时，我真读了不少书，先是小说，很快又迷上了历史书籍。是我外公让我对历史发生了兴趣。外公是一个非同凡响的老头，我和他有许多共同语言，比和我父母还亲，后者给我的印象是不论在萨伊的肉铺，还是在博安的咖啡店，一天从早到晚，总是在干活。我从不知道和父母一起度假是怎么一回事。
  双腿瘫痪的外公艾蒂安・多里埃呆在博安汽车咖啡店对面的家中，感觉度日如年。每个星期六下午，我一从梯也尔见习中心回来，三口两口吞下母亲为我准备的一大个奶酪猪肉三明治，就溜去看外公。
  我先给他刮胡子。除了我，他不让别人碰他的胡子，比如说，如果哪个星期六我偶尔没回来，因为我被留校了，他就会两周不刮胡子。
  然后，我给他念武侠小说。他最爱听达达尼昂①的故事。我们还一起听广播，他会用自己的方式评点新闻，他的评论经常是很滑稽的。最让我伤心的时候，是当他谈起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经历时，他躲在战壕里，又冷又怕，饥饿难耐，只能填一点点米饭……就着老鼠肉。
  ①大仲马的小说《三个火枪手》中的人物。
  自那些年起，我对历史的热情始终没有减弱，两次世界大战间和抵抗运动期间的历史一直令我着迷。
  一次严重受伤后，我不得不离开圣艾蒂安队，离开球场，一去就是将近两年。两年没有踢球！对于一个视足球为生命，正处于踢球的黄金年华和事业的巅峰阶段的29岁的球员来说，这可真是一个十字路口。
  1970年，我们第四次连续获得法国联赛冠军，我们击败了南特队――罗歇・勒梅尔所效力的队――以5：0的比分。顺便提一句，那时，我刚刚结了婚。为了迎战下一个赛季，我像一个疯子般地训练，除了踢球，还经常打网球。我本应该控制训练负荷，因为我已开始感觉后脚跟有轻微疼痛，像是脚腱炎的征兆。我犯了习惯性的错误，没有立即去看医生或者告诉队医，于是，某一个上午，咋咳一下：阿喀琉斯的脚踵拉伤。
  特里亚教授，他可能是当时最好的体育外科医生，为我做了手术，但几个月后，旧伤复发。于是，大家，首先是我自己，认为我和足球之间已经无缘了。但特里亚教授没有放弃。他刚刚治好了一个同样症状的中跑运动员波斯贝歇。
  “我准备试一试移植的办法。”他告诉我。
  他抽出我脚侧的那根短腓骨，然后将它包好拉紧，我不太清楚手术的具体部位和操作细节，总之，脚踵被拉长了一倍，我又能踢球了。
  我经历了一段漫长而艰苦的战斗才恢复到最佳状态。我曾怀疑过自己，曾想到放弃，但在尼古拉医生的细心照料和鼓励下，我战胜了困难。我对他将永远心存感激。没有他，没有他一次次的诊疗，给我信心和勇气，我可能已经甩手不干，与球员生涯拜拜了。回报终于来了。在巴德的接替者罗伯特・埃尔宾担任教练的第一年，我又回到了圣艾蒂安队。新一代的球员成长起来，尤其是其中的西纳热尔很快挡住了我的道路――但不管怎么说，我战胜了自己，我又踢球了！
  我是那么地高兴能重返球队，以至于我揽来了许多份外的事情：协助罗比训练新球员。我总是和罗什多，梅夏迪埃，萨拉玛尼等小球员们呆在一起。他们是一代即将征服欧洲、征服法国人的年轻球员。
  我希望真正返回赛场，而不是偶尔参加一次比赛，但我知道在绿衣队里我已经没有施展的机会了。于是，赛季结束后，当里昂队通过让―皮埃尔・卡蓬传话给我时，我没有犹豫太久就答应（转会去里昂队）了，尽管一段历史被划上句号，我感到很难过。如果能再经历一遍那些美好的年月，我愿意拿出任何东西作交换――也许除了世界杯奖杯！
  重新上场的快乐压倒了对过去生活的留恋。当然是因为我加入了绿衣队诅咒的邻居和敌人的队伍，但更主要的是我进了一支友好的、拥有一批优秀球员的球队，其中主要有拉维埃、米阿吉罗维克、迪纳罗、拉孔布、切尔萨和一个出色的乌拉圭人――马奈罗。我再次奔跑在球场上，又找回了过去的激情，尽管我意识到我的球员生涯正在慢慢走向尾声。在我的眼里，生活依旧那么美好。我拿到了初级教练证书，新的职业在向我招手，我开始在雨级队试教。
  形势很快发生了意想不到的转变。和我关系不错的里昂奥林匹克队教练艾梅・米尼奥在1976年2月突然被解聘。谁是他们选定的接班人？艾梅・雅凯。
  实际上，并没有什么隆重的仪式。他们只简单地说了一句：“你接替他。”我也就未加深思熟虑便答应了。错误，双重的错误。我让自己掉进了陷阱。
  首先，我感到没有完全做好准备，尽管我并不害怕执掌教印。其次，我这么迫不及待地坐上艾梅・米尼奥以前的位置，似乎也不太光彩，无法对他交代。从人情上讲，我感到两个艾梅的交接让我难以接受。但不管怎么说，我走马上任了，我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去，借助在圣艾蒂安队看到的那些做法，我开始安排自己的工作。
  从执教的结果来看，还不错，上任四个月后，球队留在甲级队已经没有问题。我们甚至打进了法国杯赛的决赛，在巴黎王子公园体育场与马赛队角逐冠军。我们最后空手而归，但保级的目标是达到了。
  好景不长。里昂奥林匹克队迈进了一个所有俱乐部都经历过的阶段：两个欧洲赛季过后，俱乐部回到了不太乐观的、严酷的现实中。三位富有才干、长期以来配合默契、经营得力的俱乐部领导纷纷隐退。他们是：主席爱德华・罗歇，著名的妇科医生、副主席福莱斯特先生和财务主管塞尔日・尼科尔。他们吸收我进球队踢球，又把我推上教练的位置；他们不仅善于管理经营，而且懂得在俱乐部里营造一种热情的、几乎可以说是家庭的气氛，让每个人都能在其中畅所欲言。每年的赛季结束时，尼科尔先生都会在他的家中举办一次盛大的花园派对，大家正好借机尽情地玩一把滚球。
  他们三人的离职造成俱乐部领导岗位的严重空缺，使我的工作变得十分艰难，有时只剩下我和女秘书阿碧娜两人，苦苦支撑着整个俱乐部！可以说我是在困境中摸索前进的，但也许正因此铸就了我坚强的性格。
  当然并不是一团漆黑，特别是，我和一位刚出道的年轻医生让―马赛尔・费雷的合作卓有成效，20年后，我和他竟然又在国家队里碰上了！不过，也有不太好的地方，比如说，走了一些优秀队员，主要有拉孔布、多莫奈克，造成球队在各个方面都人员匮乏……于是，我决定，在留下来的约瑟・布洛萨、阿兰・梯利和教练组的领导下，在球队里施行一套切实有效的训练方案。这个教练组后来为里昂奥林匹克队培养了大批优秀球员。
  工作本身很有趣，因为我们在努力为球队建立一个坚实的基础，但是，前进的道路上困难重重，布满荆棘。重要领导成员的匾乏，导致许多重大问题无人负责，我在工作中实在体会不到乐趣。
  于是，在1979―1980赛季结束时，我重归自由身。在梅斯的斯奈拉极力鼓动我过去，但未能成行。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原因。这件事紧接在梅斯俱乐部主席卡罗・莫里纳利暂时引退之后，假如不是洛林俱乐部犹豫不决的话，事情也许就敲定了。但此间，我接到迪迪埃・古埃库的一个电话，我们是在我入选国家队时认识的，加盟波尔多队的贝尔纳・拉孔布曾向他大力推荐我。身为波尔多俱乐部经理的古埃库没有拐弯抹角：
  “你应该来我们队，俱乐部主席希望重整旗鼓，他有许多雄心壮志，当然，也有经济实力。”
  约会定在巴黎的一个公寓里，我在那儿第一次见到了克洛德・贝兹。他和古埃库一样直率：“据说你是个不错的教练。这个我们将会看到……你将参加波尔多队，我们会给你提供很好的工作条件。我们给你三年时间训练一支能打入欧洲杯赛的球队。你将得到一份条件优厚的合同，你不用担心。怎么样？”
  谈话持续不到一刻钟，我出来时喜忧参半。我欣赏克洛德・贝兹直来直去的办事作风，和他开门见山的说话方式，半带认真，半带煽动。我如约前往，俱乐部主席没有食言：我与波尔多队签的合同远比过去的那些合同条件优厚。
  我在波尔多的执教生涯开场了。
  它将是一段壮丽的经历。凭借我在里昂从来不曾享有的条件，我能够在任期内，充分实施我的训练原则，应用我的知识。
  我在纪龙德省度过了八年，在这八个赛季里，波尔多俱乐部三次夺得法国联赛冠军（1984，1985，1987），从来没有掉出过前四名；两次夺得法国杯赛冠军（1986和1987）；连续八年获得欧洲三大杯赛参赛资格，遗憾的是，成绩最好的两次也只进入半决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