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历险记----梁晓声亲身经历的武斗

但倘不如此，仅靠军队来对付“炮
轰派”，镇压的罪名更是无法洗清。利用“捍联总”这一群众组织与“炮轰派”较量，毕竟
可以混淆视听。
    由于潘复生将“炮轰派”们昔日势不两立而且已被瓦解的“保皇组织”扶植了起来，旗
鼓相当地与他们重新势不两立，“炮轰派”无不愤怒到咬牙切齿的地步，决心血战到底。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发展到了这一阶段，造反派们完完全全卷入了权力之争的漩
涡。无论“炮轰派”还是“捍联总”，区别仅仅在于，核心人物都是为了所谓“政权”而斗
争，群众则都是为了所谓“正义”而斗争。
    “政权”和“正义”，是内涵很不相同的两个词。
    因为被“正义”所召唤，所驱使，因为斗争的形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不再是千人万
众地斗几个“走资派”，而是千人万众与千人万众斗，是“大兵团”与“大兵团”斗，是真
真实实的谁存谁亡的斗，就演出一幕幕的确堪称史剧的节目来。本无所谓的斗似乎就带有了
极庄严的色彩。
    “东北新曙光”并没有给“东方红城”哪怕一线什么曙光，“炮轰派”与“捍联总”搅
得“东方红城”天昏地暗，人仰马翻。
    卢叔的死，卢婶的疯，马家独生子的失踪，我的哥哥的被“收容”，都并没使我这个红
卫兵彻底置身于“文化大革命”之外。我这个昔日同情“八・八团”的“保皇派”红卫兵，
又同情起“炮轰派”来。
    不久我便加入了中学“炮轰派”组织，而且是一个坚定不移的“炮轰派”。
    十七岁的我，不，那一年我应该是十八岁了，当然没有什么政治野心，加入“炮轰派”
也绝没有什么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谁坐在新生的省“革命委员会”的第一把第二把第三把
第四把交椅上，都是与我毫无关系的事儿。象《水浒传》中的梁山泊英雄排座次一样，排上
它十万八千把交椅，肯定也是轮不到我的名下。
    使我加入“炮轰派”的也并不是什么“正义”感，而是一种悲剧精神。
    悲剧精神是人的一种常常自以为高贵的精神。又常常是与可悲的英雄人物们的命运同时
存在的。它最容易在渴望显示出高贵品质的浪漫蒂克的青少年的头脑中发生作用。驱使他们
大冒傻气，一往无前地去做蠢事，甚至不惜毁灭自己。
    “八・八团”解散那一天，在体育场召开了万人大会。由哈军工“八・八团”的领袖宣
读中央文革措词严厉的“最后通牒”。读罢，宣读者泣不成声。
    他只说了一句话：“我对不起大家，我请求大家宽恕我。”
    于是万人恸哭。哭声直上九霄。
    我也哭了。哭得象个受了莫大委屈而又无处申诉的孩子。
    万人边哭边唱：
    远飞的大雁啊，
    请你捎个信儿到北京，
    “八八”战士想念毛主席，
    日夜想念毛主席……
    那一天我就感受到了一种笼罩会场的悲剧精神。
    也许我看过的悲剧英雄主义的文学作品太多了，它们对我的精神人格潜移默化地起到了
影响。俄国的十二月党人，意大利的烧炭党人，英国的辉格党人，在渗透着悲剧精神的英雄
主义方面都令我无比敬仰。
    悲剧精神是失败了的或注定要失败的英雄们的永远不败的精神。
    我在“文化大革命”这场史无前例的闹剧中，象条经过训练的狗寻找踪迹一样，嗅到哪
里有“悲剧精神”的似乎高贵的气味，就满怀准备自我牺牲的心理投奔向哪里。
    “八・八团”演变为“捍联总”，对所有“八・八团”的旧部来说，由受压而开始压
人，可能会感到复仇雪耻的痛快，扬眉吐气的骄傲。但对我来说，它正是因此而丧失掉了一
种悲剧精神。它便同时也丧失掉了足以让我去为之斗争的号召力。
    这好比两个拳击手的较量，我的感情总无法站在获胜者的一方，与之分享胜利的得意。
而总是站在被击倒在地的一方，恨不能分担他失败的痛苦。并且我从来就不习惯于在生活的
任何方面将自己想象成一个胜利者，总是习惯于将自己想象成一个失败者。失败的痛苦比胜
利的骄傲似乎更能丰富我内心的情感。我甚至认为深刻的情感从来都产生于失败的痛苦之
中。失败的痛苦本身就意味着是一种深刻的情感。它与深刻的思想是孪生姊妹。没有体验过
失败的痛苦所获得的胜利，其骄傲，得意，兴奋和喜悦，都是索然无味的。我绝不相信这样
的胜利者会有什么深刻的情感深刻的思想值得论道。
    在“捍联总”与“炮轰派”之间，我便当然要加入后者的阵营了。
    “捍联总”代表着一种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力，“炮轰派”代表表一种不屈服的挑战意
志。正因为前者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是强大得多的，后者的挑战意志才尤其显得勇敢无畏，
带有英雄主义的色彩。“炮轰派”的最终失败，几乎可以说是不言而喻的，因而它的英雄主
义一开始就闪耀着悲剧精神。勇敢无畏的英雄主义加义无反顾的悲剧精神，简直太投合我的
性格了！我甘愿为之去死。觉得那样的死在精神上是很高贵的，无疑算是“死得其所”的。
    “炮轰派”占领的几所大学工厂被围困了起来。
    “捍联总”在其控制和把持的一切权力方面，不但对“炮轰派”实行“专政手段”，而
且殃及“炮轰派”的家属们。
    粮店停止供应“炮轰派”家属粮食。
    医院不给“炮轰派”家属看病，不接受他们的家属住院。
    小学校不许“炮轰派”的孩子跨入校门。
    街道委员会不发给“炮轰派”家属一切购买票证。不给“炮轰派”的儿女们办结婚手
续。不给“炮轰派”的出生婴儿落户口。
    “革命委员会”这个“无产阶级的崭新政权”对“炮轰派”采取蒋介石对“共区”的封
锁政策。
    “捍联总”的广播车每天在“东方红城”驶来驶去，耀武扬威：
    炮匪一小撮，
    本性不会变，
    日夜在磨刀，
    妄图反夺权，
    我们时刻准备打，
    誓死捍卫新政权……
    “捍联总”的战歌，每天响彻“东方红城”。
    “炮轰派”则采取“哀兵战略”，派出“别动队”，在黑夜分批将家属孩子掩护到“根
据地”，与他们共患难。
    于是许许多多市民，渐渐开始同情“炮轰派”来。“革命委员会”和它的“捍联总”大
失人心。
    “炮轰派”获得了人心的同情，由“战略防御”转而“战略反攻”。
    设在“哈一机”的“炮轰派”总部，常常派出“别动队”为自己的战士及其家属子女们
搞粮食、煤、木柴、医药、蔬菜、孩子们的读书文具。因为“哈一机”是制造装甲车和坦克
的，“别动队”出击，便有装甲车和坦克开路。
    装甲车和坦克开到某一粮店、煤场、菜市或医院，手脚敏捷，身强力壮的“别动队”队
员们，彬彬有礼然而气势凛凛地找到头头脑脑，说：“我们为老人、妇女和儿童们的生存向
你们借粮食。”或者“借煤”、“借木柴”、“借疏菜”、“借医药品”……
    他们象当年八路军的武工队一样，短枪明面插在腰间，岂敢不借？
    胆小的立刻点头哈腰，低眉顺眼地回答：“好说，好说，想借多少都行！人手够不够？
人手不够我派几个人帮你们装车！……”
    胆大的可能会斗胆问一句：“什么时候还啊？我对上边总得有个交待呀！”
    “什么时候还？等我们夺取了政权再还！”照例是这样的回答。
    并且还煞有介事地写一份“借”据：
    今借某某粮店面粉一百袋，大米一百袋，豆油两桶。革命胜利之后，如数归还。
    “炮轰派别动队”
    一九六七年×月×日
    还要郑郑重重地盖上“炮轰总司令部”的鲜红大印。
    还要嘱咐一句：“别弄丢了，好好保存，等我们掌握了政权，凭着它来找我们！”
    当然一百袋，两桶不过是象征数字。
    但他们有一点是做得令人尊敬的，不打不骂，很象是“借”的样子。“借”据上写着
“借”多少，便搬走多少。绝不贪得无厌。
    他们走了，给人们留下的印象还挺好的。有人甚至认为“炮轰派”是一支纪律严明的
“铁军”――“借”东西还留“借”据！“文化大革命”中这样的组织不是怪少见的吗？
    “别动队”没有给“炮轰派”的声誉造成什么恶劣的影响。相反，倒是给被“捍联总”
攻击为“炮匪”的他们涂上了种种传奇色彩，老百姓也照样喜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