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颗小草

    是一个都市的夜，一个殖民地的夜，一个五月的夜。
    恬静的微风，从海上吹来，踏过荡荡的水面；在江边的大厦上，飘拂着那些旗帜：那些三色旗，那些星条旗，那些太阳旗，还有那些大英帝国的旗帜。
    这些风，这些淡淡的含着碱性的风，也飘拂在那些酒醉的异国水手的大裤脚上，他们正从酒吧间、舞厅里出来，在静的柏油路上蹒跚着大步，徜徉归去。
    这些风，这些醉人的微风，也飘拂在一些为香脂涂满了的颊上，那个献媚的娇脸，还鼓起那轻扬的、然而也倦了的舞裙。
    这些风，静静的柔风，爬过了一些花园，飘拂着新绿的树丛，飘拂着五月的花朵，又爬过了凉台，蹿到一些淫秽的闺房里。一些脂粉的香，香水的香，肉的香。好些科长，部长，委员，那些官们，好些银行家，轮船公司的总办，纱厂的、丝厂的、其他的一些厂主们，以及一些鸦片吗啡的贩卖者，所有白色的、黄色的资本家和买办们，老板和公子们都在这里袒露了他们的丑态，红色的酒杯，持在善于运用算盘的手上。成天劳瘁于策划剥削和压迫的脑子，又充满了色情，而倒在滑腻的胸脯上了。
    这些风，也吹着码头上的苦力，那些在黄色的电灯下，掮着、推着粮食袋，煤炭车，在跳板上，在鹅石路上，从船上到堆栈，从堆栈到船上，一趟，两趟，三十趟，四十趟，无休止地走着，手脚麻了，软了，风吹着他们的破衫，吹着滴下的汗点，然而，他们不觉得。
    这些风也吹着从四面八方，从湖北、安徽，从陕西、河南，从大水里逃来的农民们，风打着他们饥饿的肚子，和呜咽着妻儿们的啼声。还有那些被炮火毁去家室的难民，那些因日本兵打来，在战区里失去了归宿的一些贫民，也麇集在一处，在夜的凉风里打抖，虽说这已经是倦人的五月的风。
    这些风，轻轻地也吹散着几十处、几百处从烟筒里喷出的滚滚的浓烟，这些污损了皎皎的星空的浓烟。风带着煤烟的气味，也走到那些震耳的机器轧响的厂房里，整千整万的劳力在这里消耗着，血和着汗，精神和着肉体，**和着绝叫，愤怒和着忍耐，风和着臭气，和着煤烟在这挤紧的人群中，便停住了。
    在另外的一些地方，一些地下室里，风走不到这里来，弥漫着使人作呕的油墨气。蓝布的工人衣，全染污成黑色。在微弱的灯光底下，熟练地从许多地方，捡着那些铅字，挤到一块地方去。全世界的消息都在这里跳跃着，这些五月里的消息，这些惊人的消息呀！这里用大号字排着的有：
    东北义勇军的发展：这些义勇军都是真正从民众里面，由工人们、农民们组织成的。他们为打倒帝国主义，为反对政府的不抵抗，为争取民族的解放和劳苦大众的利益而组织在一块，用革命战争回答着帝国主义的侵略。他们一天天的加多，四方崛起。不仅在东北，这些义勇军，这些民众的军队，在许多地方都出现了。而在好些地方，那些终年穿着破乱的军服的兵士，不准打帝国主义，只用来做军阀混战的炮灰的兵士，都从愤怒里站起来，掉转了枪口，打死了长官，成千的反叛了。
    这里也排着有杀人的消息：南京枪毙了二十五个，湖南抓去了一百多，杀了一些，丢在牢里一些。河北有示威，抓去了一些人，杀了，丢在牢里了。广州有同样的消息，湖北安徽也同样，上海每天都戒严，马路上布防着武装的警察，外国巡捕和便衣包探，四处街口都有搜查的，女人们走过，只穿着夹袍的，也要被摸遍全身。然而传单还是发出了，示威的事还是常常遇到，于是又抓人，杀了些，也丢在牢里一些。
    这里还排着各省会和乡村的消息：几十万、几百万的被水毁了一切的灾民，流离四方，饿着、冻着，用农民特有的强硬的肌肉和忍耐，挨过了冬天，然而还是无希望。又聚在一块，要求赈谷，那些早就募集了而没有发下的；要求工作，无论什么苦工都可以做，他们不愿意摊着四肢不劳动。然而要求没有人理，反而派来了弹压的队伍，于是他们也蜂起了，还有那些在厂里的工人，在矿区里的工人，为了过苛的待遇，打了工头，也罢工了。
    还有的消息，安慰着一切有产者的，是“剿匪总司令”已经又到了南昌，好多新式的飞机、新式的大炮和机关枪，也跟着运去了；因为那里好些地方的农民、灾民，都和“**”打成了一片，造成一种非常大的对统治者的威胁，所以第四次的“围剿”又成为很迫切的事了。不仅这样，而且从五月起，政府决定每月增加两百万元，做“剿匪”军用。虽说所有的兵士已经七八个月没有发饷了，虽说有几十万的失业工人，千万的灾民，然而这与他们有什么关系呢，他们要保护的是帝国主义的殖民地，是资产阶级的利益。
    另外却又有着惊人的长的通讯稿和急电：漳州“失守”了。没有办法，队伍退了又退，旧的市镇慢慢从一幅地图上失去又失去。然而新的市镇却在另一幅地图上标出来，沸腾着工农的欢呼，叫啸着红色的大纛，这是新的国家呀！
    铅字排着又排着，排完了苏联的五年计划的成功，又排着日俄要开战了，日本搜捕了在中东路工作的苏联的办事人员，拘囚拷问。日本兵舰好多陆续离了上海而开到大连去了。上海的停战协定签了字，于是更多的日本兵调到东北，去打义勇军，去打苏联，而中国兵也才好去“剿匪”。新的消息也从欧洲传来，杜美尔的被刺，一个没有实权的总统，凶手是俄国人，口供是反苏维埃，然而却又登着那俄人曾是共产党，莫斯科也发出电报，否认同他们的关系。
    铅字排着又排着，排完了律师们的启事，游戏场的广告，春药，返老还童，六〇六，九一四……又排到那些报屁股了，绮靡的消闲录，民族英雄的吹嘘，麻醉，欺骗……于是排完了，工人们的哈欠压倒了眼皮，可是大的机器还在转动，整张的报纸从一个大轮下卷出，而又折叠在许多人的手中了。
    屋子里还映着黄黄的灯光，而外边在曙色里慢慢的天亮了。
    太阳还没有出来，满天已放着霞彩，早起的工人，四方散开着。电车从厂里开出来了，铁轮在铁轨上滚，震耳的响声洋溢着。头等车厢空着，三等车里挤满了人。舢板在江中划去又划来。卖菜的，做小生意的，下工的，一夜没有睡、昏得要死的工人的群，上工的，还带着瞌睡，男人，女人，小孩，在脏的路上，在江面上慌忙地来来去去。这些路，这些江面是随处都留有血渍的，一些新旧的血渍，那些牺牲在前面的无产者战士的血渍。
    太阳已经出来了。上海市又翻了个身，在叫嚣、喧闹中苏醒了，如水的汽车在马路上流，流到一些公司门口。算盘打得震耳的响，数目字使人眼花。另一些地方在开会，读遗嘱，静默三分钟，随处是欺骗。
    然而上海市要真的翻身了。那些厂房里的工人，那些苦力，那些在凉风里抖着的灾民和难民，那些惶惶的失业者，都默默地起来了，团聚在一起，他们从一些传单上，从那些工房里的报纸上，从那些能读报讲报的人的口上，从每日加在身上的压迫的生活上，懂得了他们自己的苦痛，懂得了许多欺骗，懂得应该怎样干，于是他们无所畏惧地向前走去，踏着那些陈旧的血渍。
    1932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