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颗小草

    小时候读《聊斋》，心里常常涌起一个问题：“为什么这本书上的鬼狐，都比人可爱？”后来我在中国这个社会混了几年，懂得了一点事情，才明白了蒲松龄之所以谈鬼狐，说梦话，乃是借此骂人的。有话不能直说，在我们这古老的封建专制国家，原来是由来已久了。
    民国成立以后，实际上仍是军阀的封建专制，谈不到近代民主国家的所谓言论出版自由。但自“革命成功”，国民党一党统治了全国十七八年了，“三民主义”、“民主宪政”，在国民党统治下始终只是说得好听的名词，实际存在的还是专制主义，以言论文字获罪而遭受逮捕、坐牢、枪杀、活埋，以至暗杀者难以数计。
    在这种情况下，谈鬼说梦式的说话，仍然有它的地位。抗战以前，有一年的《文学》新年号，曾特约了几十个作家谈梦，我也是被征文的一个。因为我是一个不愿白日做梦的人，所以没有写。后来看见那梦话连篇的，大都是把自己的真话或希望以说梦话的方式表达出来，隐隐约约，吞吞吐吐，什么“抗日了……”，“书报杂志不被禁止了……”等等。一方面固然觉得比不说为强，另一方面也才知道这时还是一个谈鬼说梦的世界。
    抗战以后，大后方开始似乎还有点清醒的气氛，但不久又走入了梦的世界，出现一些说梦的名作，张恨水先生也做了“八十一梦”之多！真可谓洋洋大观、沉沉梦境了！这还不算什么，令人惊叹的，是不久之后，国民党的专制老爷们，竟把他们在生意场上用得很熟练的“专卖”、“统制”手腕，伸张到梦的世界里来，使得做梦也没有自由，形成了“自有生民以来未之有也”的奇观！于是梦就分为三种：
    一种是人民愿意做的梦，那是要被查禁的。例如郭沫若先生的《屈原》、《虎符》之类的剧本，不过是关于古人的梦而已，但也不能在大后方的剧场上演。
    第二种是钦定的梦，那是国民党官方滥造，强迫人民去做的，例如《中国之命运》里的“实行实业计划最初十年所须完成之各项工作表”，“需要专门学校毕业生二百四十六万人”的空头支票，以及“抗战胜利后一年实施宪政”的诺言之类。
    第三种是：连国民党的专制老爷们自己也在做梦，而且他们似乎在一厢情愿的梦境中忘其所以了。例如在最近国共谈判中拖拖沓沓地弄出来的《提示叶》之类，就是那样的自我陶醉，公然表明，妄想取消坚持敌后抗战的五十七万人民军队和二百多万民兵，重新把人民用血肉建造起来的八十多万平方公里的解放区让给敌人。这样的梦，任何有三分清醒的人，都会觉得完全是一个不堪再做一刻的恶梦。恶梦到了顶点，那就是梦的世界的尽头了。即使是真正的美梦，人民也不愿意再做下去，而愿意得到真正的事实。至于钦定的梦，那就要受到人民的唾弃。人民自己起来，争取民主，争取改组政府和统帅部的呼声和行动，已经开始高涨起来了。这些呼声和行动，不但要结束梦的时代，也会完全打破专制主义者为自己制造的黄金美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