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颗小草

    一九一〇、一九一一年的时候，是一个大革命的时代。在我们湖南那个小县城常德，也酝酿着风暴。几个从日本学习法政回国的年轻人成了积极的活动分子，他们同外地联系，在县城里倡导许多新鲜事物，参与辛亥革命的前奏，女子要读书成了时代的呼声，经过筹备，一九一一年新年刚过，常德女子师范开学了。
    那时我随着守寡的母亲在这里肄业。三十岁的母亲在师范班，七岁的我在幼稚班。这事现在看来很平常，但那时却轰动了县城。开学那天，学生们打扮得花枝招展，有的坐着绿呢大轿，有的坐着轿行的普通的小轿，一乘一乘鱼贯地来到学校的大门内、二门外停下来。围着看稀罕的人很多。我们幼稚班也排成队，挤在礼堂两边。我母亲穿得很素净，一件宝蓝色的薄羊皮袄和黑色的百褶绸裙。她落落大方的姿态，很使我感到骄傲呢。她们整齐地排列着，向“至圣先师孔子”的牌位叩头万福，向校里一群留着长须、目不斜视、道貌岸然的老师叩头。空气严肃极了。
    这以后，我、表姐、表哥、表弟都随着我母亲步行上学、下学。街道两边常常有人从大门缝里张望我们。有些亲戚族人就在背后叽叽喳喳，哪里见过一个名门的年轻寡妇这样抛头露面！但我母亲不理这些，在家里灯下攻读，在校里广结女友。常常有她的同学到我家里来，她们总是谈得很热闹，我们小孩家也玩得很起劲。
    到了春天，舅舅花园里的花几乎都开了的时候，一天，母亲的朋友们又来做客了，七个人占坐了整个书楼。她们在那里向天礼拜，分发兰谱。兰谱印着烫金的花边和文字，上边写着誓约，大意是：姐妹七人，誓同心愿，振奋女子志气，励志读书，男女平等，图强获胜，以达到教育救国之目的。七个人中，年龄最大的是我母亲，最小的便是后来参加共产党的著名妇女领袖向警予同志。向警予同志那时才十七岁，长得非常俊秀端庄，年龄虽小，却非常老成，不苟言笑。我母亲比她几乎大一倍，却非常敬重她，常常对我说，“要多向九姨（向警予在家里排行第九）学习”。
    她们向天叩拜后，互相鞠躬道喜，我舅妈也来向她们祝贺。她们就在书楼上饮酒，凭栏赏花，畅谈终日，兴致淋漓，既热闹，又严肃，给我们小孩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使我们对她们充满了敬爱和羡慕。从这以后，我这个孤儿有了许多亲爱的阿姨。这在我的童年生活中，留下了许多温暖。
    辛亥革命那几天，借宿在学校里的向警予阿姨和另外几个阿姨都住在我们家里，一同经受那场风暴中的紧张、担心、忧郁、哀悼、兴奋和喜悦。不久放寒假，再开学时，母亲带着我们到长沙，住进稻田第一女子师范学校，向警予等六位阿姨也来了，都住在这个学校。我在小学一年级，课余常常到她们师范部去玩。那时我家生活是较贫困的，母亲把被子留给我和弟弟，自己只剩一床薄被。向警予同我母亲挤在一张床上，盖两床薄被。她还送过我们两听牛肉罐头，每餐我可以吃上几丁丁。
    母亲在长沙只待了一年，因为没有钱继续念下去，托人在桃源县找到一个小学教员的缺位，便带着弟弟去桃源，把我留在长沙，寄宿在第一女师的幼稚园里。每天放学回来，幼稚园里静悄悄的，我常独个流连在运动场上，坐会儿摇篮，荡会儿秋千。这时，向警予阿姨就来看我了，带两块糕，一包花生，更好的是带一两个故事来温暖我这幼稚的寂寞的心灵。
    后来，我又随母亲转到常德女子小学，母亲担任学监。遇到寒暑假，向警予同志每次回溆浦或去长沙，都必定要经过常德。从溆浦到常德坐帆船，从常德到长沙坐小火轮，在等候班轮的时候，就可以在常德住一两天或三四天，这时向警予大都是住在母亲的学校里。向警予同志就像一只传粉的蝴蝶那样，把她在长沙听到的、看到的、经历过的种种新闻、新事、新道理，把个人的抱负、理想，都仔细地讲给我母亲听。母亲如饥似渴地把她讲的这些，一点一滴都吸收过来，指导自己的行动，并且拿来教育我和她的学生们。原来她们结拜为姐妹时，无非是要求男女平等、教育救国等等。这时我母亲已把这位最小的阿姨看作一位完全的先知先觉，对她言听计从，并且逐渐接受她介绍的惟物史观、解放工农等这些最先进的理论。
    一九一八年，向警予同志决定去法国勤工俭学，赴长沙途中路过常德，曾向我母亲宣传。我母亲也为之心动。但她是靠薪水维持生活的，路费无法筹措，而且还有我的牵累。这事不仅使我母亲心动，连我刚从小学毕业，准备投考师范的这颗年轻的心，也热过一阵。我们没有能随向警予同志远渡重洋，但我们对她的远行却寄予了无限的希望和美好的祝愿。
    这年夏天，我考入了桃源第二女师。向警予同志在溆浦的学生朱含英等也同时考入。我们是同班同学，她们对我如同亲姐妹，经常对我讲向警予校长如何教育学生，走访学生家庭，对学生少责备，只是以身作则，严肃不苟，博得了学生的敬爱。我听了就更加懂得，为什么我母亲能和她那样行径一致，而那时她是多么年轻啊！因此，除了我母亲以外，那时我最信奉的便是九姨了。
    她在法国经常给我母亲来信，介绍外面世界的一些新思潮，寄来了她和蔡和森同志并坐阅读马克思主义书籍的照片，还有她和蔡大姐等女同志的合影。她远行万里，有了新的广大的天地，却不忘故旧，频通鱼雁，策励盟友，共同前进。我母亲就因为经常得读她的文章书信，又读到《向导》、《新青年》等书刊，而积极参加社会工作。
    一九二三年暑假，我在上海又见到向警予同志了。她像过去一样，穿着布短衫，系着黑色的褶裙，温文沉静。她向我描述她回国时的一段情景，那神态声音，至今还留在我的记忆中。她说：“我刚到广州，踏上码头，就围上来许多人说，‘来看女革命党呀！’那时广州的女子很少剪发，都梳成～形，横在后脑上，吊着耳环，穿着花短衫和花长裙，看我这副样子，确是特别。我当时一看，围拢来的人这样多，不正是宣传的好机会么。我不管他们是否听得懂我的话，就向他们讲解起妇女解放的必要来了。居然有人听懂了，还鼓掌咧！”听到这些，我对她真是佩服极了。当时我是做不到的。我和一些同学们因为剪发和朴素的服装而经常招来一些人的非议和侧目，这只能引起我的反感和厌恶，走避惟恐不及，哪里还会有心在众目睽睽之下，向他们宣传演讲呢？
    但她并不是喜欢说话的人。有时她和蔡和森同志整天在屋里看书，静静的就像屋子里没有人一样。尽管那时我对某些漂浮在上层、喜欢夸夸其谈的少数时髦的女共产党员中的熟人有些意见，但对她我是只有无限敬佩的，认为她是一个真正革命的女性，是女性的楷模。
    我不是对什么人都有说有笑的。我看不惯当时我接触到的个别共产党员的浮夸言行，我还不愿意加入共产党。自然就会有人在她面前说我是什么无政府主义思想，说我孤傲。因此她对我进行了一次非常委婉的谈话。她谈得很多，但在整个谈话中，一句也没有触及我的缺点或为某些人所看不惯的地方。她只是说：“你母亲是一个非凡的人，是一个有理想、有毅力的妇女。她非常困苦，她为环境所囿，不容易有大的作为，她是把全部希望寄托在你身上的……”她的话句句都打到我的心里。我知道我是我母亲精神的寄托，我是她惟一的全部的希望。我那时最怕的也就是自己不替她争气，不成材，无所作为；我甚至为此很难过。我真感谢向警予同志，我永远不会忘记她的话，不会忘记她对我的教育和她对我母亲的同情、了解。可是，当时我什么也没有说。我固执地要在自由的天地中飞翔，从生活实践中寻找自己的道路。自然，一个时期内，我并没有很好地如意地探索到一条真正的出路，我只是南方、北方，到处碰壁又碰壁。我悲苦，我挣扎，我奋斗。正在这时，大革命被扼杀了，在听到许多惨痛的消息的时候，最后却得到九姨光荣牺牲的噩耗。这消息像霹雳一样震惊了我孤独的灵魂，像巨石紧紧地压在我的心上。我不能不深深地回想到，当我还只是一个毛孩子时就有了她美丽的崇高的形象；当我们母女寂寞地在人生的道路上蹒跚前行时，是她像一缕光、一团火引导着、温暖着我母亲。尽管后来，她忙于革命工作，同我母亲来往逐渐稀少，但她一直是我母亲向往和学习的模范。我想到我母亲书桌上的几本讲唯物主义的书和《共产党宣言》，就感到她的存在与力量。虽然我对她的活动没有很多的了解，但她的坚韧不倦的革命精神总是在感召着我。有的人在你面前，可能发过一点光，也会引起你的景仰，但容易一闪而逝。另外一种人却扎根在你的心中，时间越久，越感到他的伟大，他的一言一行都永远令人深思。向警予同志在我的心里就是这样的。我没有同她一块工作过，读她的文章也很少；在她的眼中，我只是一个不懂事的小孩子，但她对我一生的做人，对我的人生观，总是从心底里产生作用。我常常要想到她，愿意以这样一位伟大的革命女性为榜样而坚定自己的意志。我是崇敬她的，永远永远。
    1979年10月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