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缘女人

其实，这不单单是她一个人的观点，在我采访和认识的不少卓有建树的外地人中，也都恳切地呼吁人们不要一张嘴就带有歧视地分什么本地人外地人，这不是一个国际大都市市民的作派。作为政府，应该要设法改善外地人的待遇和生存条件，比如对在某个领域有相当成就的人应优先解决户口问题，使之更好地发挥作用。 
  一直保留在江雪梅腮边的两个圆圆的酒窝由深变浅，终于慢慢消失了。一对明亮的眸子随着话题的转换渐渐黯淡下来。 
  1994年春天，好像是三月份吧，天气还有些冷。我又搬了一次家，像咱这种情况，搬家是常有的事，也是最伤脑筋的事。每搬一次心理上都添了一分漂泊的感伤，觉得自己什么时候成了城市里的“游牧民族”。要不我说我的命一点都不好，只是我这个 
  人生性乐观，不乐观又怎么样呢？愁眉苦脸也是无济无事。 
  新房东家仅有父子俩，老头儿快七十岁了，身体还硬朗，耳不聋，眼不花。儿子三十多岁，光棍一条，在一家工厂上班。我搬家那天，他去上班了。是老头儿帮我把东西搬过来的，我不会踩三轮车。搬完之后，老头儿嘟嘟囔囔的，意思是要我给他一点脚力钱。虽说路程并不远，从护城河南岸迁至北岸，百八十米的距离，但老人家那么大一把年纪，天气又冷，来来回回跑了两趟，适当付一点报酬也是应该的。于是，我给了老人家五块钱。 
  他儿子下班回来后，听老人说起这件事，坚决要把钱退给我，说房租归房租，帮忙归帮忙，这钱不能收。我拗不过他，只好收下了，改为给老人买了一包北京牌香烟。接着，他又说北京春上的天气反复无常，白天暖和夜里还是很冷的，有十多度的温差。他把家中的一只旧炉子和烟囱拾掇拾掇，利用倒班的间隙给我装上了。一边安装一边说，我一个大姑娘大老远地从南方到北京来，不容易。这些事，给了我一个比较好的印象。过后细思，从那天开始，他心中一定就萌发了那个念头。 
4
  那时，我不在这家酒店里上班，在一个个体户开的打字复印店里打字，每天下午6时下班。我最害怕的就是黄昏这一段时间，北京人下了班，匆匆忙忙地往家赶，脸上带着一种轻松和温馨的表情。我没有家，找不到家的感觉。亲人和朋友都远隔千山万水。我想起在老家，这个时候，百鸟归巢，江岸上，丛林间，炊烟袅袅，一家人围坐桌边吃晚饭，看电视，其乐融融。 
  我不愿回到那间冰冷的小屋，忍受不了那种凄切的心情。我尽量拖延，买些儿烧饼或买个盒饭吃了又继续干活儿。同伴们常笑我傻，老板又不加钱，犯得着那么卖力吗？她们不能够懂得我的难言之隐，便想法儿排挤我，因为我的过分卖力给她们增加了生存的压力。姐妹中有个老板的姘头专爱挑我的刺儿，在老板耳边大进谗言，说我是故意讨好卖乖，企图博取老板的“赏识”。为了避免这些误会，消除同伴们的敌意，我只得按时下班，在大街上转悠到天黑，才拖着一身疲惫怏怏而归。 
  房东的儿子大概是猜测到了我的这种心情，异常热情地邀请我下班后到他的房里看电视。他说，人家下班一身轻，我看你下班是一身累。他的这句话，像箭一样射中了我的要害。 
  我头一次踏进他的房门，真的吓了一大跳。里面乱糟糟的不说，除了一部21英寸的旧彩电外，没有一宗像样的东西。以前只认为家乡穷，没想到偌大的北京还有如此贫困的人家。 
  开头，只有他去上班，剩下老人一个人在家的时候，我才过去看电视，慢慢，他在家的时候，我也漫不在意了。后来，终于就发生了那件事。他强奸了我。 
  我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当时确实非我所愿。那一段时间，北京1台正在播放一部电视连续剧，很好看。这一天晚上，老头儿大概是对情啊爱的看不起劲，哈欠连天地回自己的房间里困了。当电视上出现一个床上镜头时，他突然起身使劲地抱住了我，一把将我摔倒在床上，任凭我怎么反抗，他都不松手。他撕碎了我的裤衩，上面粘满了血迹。 
  事后，我把破裤衩扔到他脸上，骂他混蛋王八蛋，嚷嚷着要去派出所告他。他不生气，只说他喜欢我，说我是一个好姑娘，他要娶我为妻。冷静下来一想，这件事既然已经发生了，也就算了。但我并不想嫁给这么一个人。姑且不论他比我大十多岁，男人大一点没什么，更稳当、可靠，比那些花心的男孩容易把握。可是，他绝对不是我心目中应该要嫁的那个男人。从日常的言谈举止，看不出他有哪一点过人之处。自己这么年轻，选择的机会很多，别说嫁一个现成的功成名就的人，起码应该嫁给一个有希望的人吧。换句话说，就是在才能上具备个人实力的人。 
  他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车间工人，平庸得不能再平庸，一辈子除了吃饭干活，不懂得别的。于他而言，吃饭为了挣钱，挣钱为了吃饭。在他的屋子里，别说书，连一副扑克牌都找不到。我不想成为这样一个男人身后庸庸碌碌的角色。 
  我想，惹不起，还能躲不起吗？我要搬家，他不让，强行拿走了我的身份证，还给我的房门加锁，我跟他急，他不恼，骂他求他都没用。碰上这么一个赖皮的人。我知道，他三十老几的人了，需要一个女人。可那个寒伧的破家，谁爱跟他呢？套上我这样一个如花似玉的大姑娘，他当然不会轻易放过。 
  僵持了一段时间，我怀孕了。这期间，他又强占了我几次，我敌不过他。也许是人的惰性或者什么的，我渐渐地不再反抗，一切顺乎自然。我写信征求家里的意见，亲友们认为也不失为一件好事。反正每月得付三四百块钱房租，不如两人成个家一起过日子，归根结底，人在哪儿也离不开过日子。 
  这样，我也就没什么可说的了，只能逐渐调整自己的感情，慢慢适应自己新的生活状态。起初，我特别不愿跟他做爱，看见那张床就感到厌恶，不得已的时候，眼一闭，任他一个人在我身上忙乎，后来，便不是那么回事了，有时，我还主动要他。说起来，凡事都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一个你不怎么喜欢的人慢慢你就接受了他。 
5
  江雪梅的脸色变得凝重起来，沉甸甸的话语像铁锚一样牵引着我的心坠入幽深冰冷的海底。 
  没想到女儿刚一出生，他下了岗，每月才190块钱，我要哺乳孩子，不能去上班。上有老，下有小，全家人要吃要喝，急得我都差点疯了，每天早晨起来，雪白的枕巾上落满了我黑乌乌的头发，一根一根，让我感到特别难过。我一个人的时候，过得无忧无虑，发了钱，还可以到餐馆里去潇洒，如今跟了他，天天吃烧饼大葱就咸菜。我叫他再去找一份活儿干，他死活不肯，嫌丢面子，成天窝在家里抱着脑袋唉声叹气。他老爸也急得不行，偷偷拣废品卖。老人家黄土埋齐脖子了，还去丢这份脸，他倒闷在家中图脸面。我当时就想，这个人我是没法儿跟他过了——— 
  江雪梅的叙述被一阵汹涌上来的哽咽打断了，她的泪水，不是一颗一颗，而是一片一片地直泻而下，使她的整个面容写满了凄迷，像一朵摇曳在暴风雨中的苦菜花。她一边哭一边说，语言里饱含着泪水的湿润和苦涩。 
  在我的反复劝说下，拿报纸上的事例打比，他才勉强出去揽了一份活儿，谁想到屋漏偏遭连夜雨，没过多久，他得了一种奇怪的病，开始浑身无力，跟着肌肉渐渐萎缩，到医院一检查，说是什么进行性肌无力症，至今我都没弄清这是个什么病。只知道医院根本无法治疗。再说，他下了岗，单位不负责医疗费，即使负责一部分，也拿不出钱。又没有上大病保险。只能听天由命，不久就全身瘫痪了，连起居都无法自理。 
  我一个弱女子，老老小小，还要照顾他这么一个连翻身都不会的人，实在是苦不堪言，人都快要崩溃了。他也格外痛苦，心里明白可什么也做不了，有几次，他想自杀，被我发现阻止了。我想，做人应该是非分明，这件事不能怪他，至于今后怎么样，我也回天乏术。居委会的阿姨们见我们这种情况，也帮我们想办法，能济助一点的就济助一点，向有关部门反映情况。有位街坊是个记者，把我们家的事写成文章在报纸上发表，引起了社会的关注，收到不少慰问的信函，也有人捐钱捐物。尽管这些帮助都是杯水车薪，但让人心中感到安慰。因此，我对写文章的人一直很信赖。 
  就这样，苦苦挣扎了一段时间，他的病完全失去了转机。别人很难体会，那些日子，对我来说，真是度日如年，比坐牢还难受。“满目凄凉，不足以形容这个悲惨的家。”这是那个记者文章中的句子，对这一段话，我刻骨铭心，现在还能够背诵出来。 
  记者写道：“一进门，一股臭味顷刻扑鼻而来。屋子里比较昏暗，在稀薄的光线里，一团模糊的黑影在床上蠕动，这就是那个因患进行性肌无力而不幸瘫痪在床的男人。在床的一头，坐着他年逾古稀的父亲，绝望的老人深垂着头颅，另一头，坐着他蓬头垢面的妻子，怀里抱着一个瘦弱的幼儿，由于缺奶正哇哇大哭……” 
  江雪梅的眼泪不是流，而是泼。我站起身，拉上窗帘。我想，她需要痛痛快快地大哭一场。我伫立窗前，喉咙里格外奇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