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缘女人

我戒烟已经三年了，然而此刻，我真的好想抽一支烟。过了十分钟，江雪梅渐渐恢复了平静，脸上布满了凌乱的泪痕。 
  这日子自然是没法过下去了。他曾经对我说，当初他占有我，就是因为舍不得我是个好心眼儿的人，他要得到我，让我跟他一块儿过好日子，没曾想落到今天这个下场。他不怨我，只恨老天不公平。他老爸也不怪我，说我已经仁至义尽，今后找个男人，还能帮着把孩子拉扯大。 
  跟他离婚后，我回了一趟老家，休养了将近一年的时间，身体才慢慢康复。由于考虑到我将来还要嫁人，家里人不许我带女儿回去，严密封锁我在北京的情况。可我很想念孩子，就又回到了北京，费了一些周折，才在目前的这家酒店里找到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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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雪梅偏着脑袋，仔细想了想，尔后换了一种语气说。 
  我觉得我的命运像我的性格一样大喜大悲。碰上林如风这么一个好男孩本来是一件大喜的事，没想到最终仍是竹篮打水一场空。林如风发觉这件事是在今年的“六·一”儿童节，我带女儿到天安门广场去玩，林如风和一群战友正在那儿照相。他以为我带的是别人家的孩子，就逗她玩，说跟叔叔阿姨一起照张合影。女儿脱口而出的一声清脆的“妈妈！”顿时使我的一片苦心付之东流。 
  林如风当时就愣住了，这记重拳对他实在猝不及防。他怪怪地笑着说我骗得他好苦。仓促间我不知道如何解释，又从哪里解释起，只好眼睁睁地看着他驾车远去。过后，我呼他，他不回。呼了好多次，他仍置之不理。我便上部队大院去找他，好容易找到了，他躲在房里不见我，最后实在拗不过，和我见了一面，态度冷若冰霜。但我不怪他，这全是我的错。我只想让他听我从头解释，他捂着耳朵，一个字也不愿听，气咻咻地指责我花言巧语迷惑他，想拖他下水，只差没骂我是臭妖精，要我滚。我真的好伤心，我又有什么错，应该受到这样的恶报？ 
  从此，林如风就不理我了。我呼了他千百遍，他一个电话都没回，最后服务小姐告诉我“用户已停机”。一个多月前，我收到他一封短函。他说他可以不在乎我以前有过什么样的经历，也可以不在乎我已经是一个孩子的妈妈，但是绝对不能够容忍我对他的蓄意欺骗。在信里，他还告诉我，今年，家乡的洪灾闹得很厉害，他心中惴惴不安，已经提前请探亲假回去了，让我不要徒劳无益的呼他或上部队大院去找他了。 
  这时，江雪梅对我说，她给林如风写了一封回信。希望有机会我能转交给他，或者将它公布于世，让林如风明了她的心迹，知道有个痴爱他的女人将他珍藏进了她一生的梦里。 
  回来的时候，我走出地铁，太阳升起来了，天上的大雾已经散尽。一群老头儿老太太敲锣打鼓地扭着秧歌，正在为灾区募捐。我立刻把江雪梅托我转交的二百元钱献给了赈灾委员会设置在街头的捐赠点，相信灾区人民一定不会忘记一个身处异乡的女儿的一片心意。 
  由于在稿件发排时，林如风归队后因公出差，短期不能回来，所以，在征得江雪梅的同意后，特此将她的那封信附录如下： 
  如风： 
  我清楚我跟你已经没有那种可能了，但我真的很想你。以前，我极少看报纸，现在天天看，看完晨报看晚报，看上面登载的抗洪抢险的消息。虽然你并不是部队派出去支援灾区的人员，但我清楚你的脾气，在那种时候你一定不会袖手旁观。当看见报纸上登载某某大校牺牲时，我的心揪得紧紧的，真害怕你有个闪失。武汉告急的那几天，我日夜难眠，守着电视机寸步不离，时刻担忧你的安全。在中央电视台抗洪救灾的义演晚会上，当那位军嫂抱着刚出生的孩子对着屏幕上的丈夫唱那首“真的好想你”时，我的热泪顷刻夺眶而出，对那位军嫂充满了深深的羡慕，她起码拥有一个令之自豪的丈夫，并且知道他的消息，而你却音讯全无，让我不知如何是好。 
  现在，到了你应该归队的日子，可你仍然没有消息，我担心死了，夜夜在梦中梦见你回来了，醒来却是一场空。如风，你赶紧回来吧，即使你不肯原谅我，也不要让我日夜为你牵挂啊！如果你想听那首《真的好想你》，此刻我就唱给你听。真的好想你……如风，你知道吗？唱着唱着，我的眼泪就掉下来了，再也唱不下去了。信纸也被泪水打湿了，没法儿再往下写了。暂时就此打住，好吗？让我以爱人的身份最后一次吻你。 
  想你的：梅。 
  1998年8月17 
二、缝缝补补过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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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凤，由一个朋友介绍认识，他们是同乡，宁波人。 
  据朋友介绍，天凤是做得很成功的那种女人。她很早就来到了北京，开始，租了一间地下室给人缝缝补补，不久，紫禁城对外开放，故宫修建了一批摊位出租，以宁波人的聪明和商业意识，天凤马上意识到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良机，立刻倾其所有租下了一间旺铺，生意非常兴隆，从此财源滚滚，天凤也步入了富姐儿的行列。 
  现在，天凤拥有一个相当规模的服装厂，有三间门面，除故宫的那间旺铺外，有一间在名闻遐迩的浙江村，向全国批发中低档服装，另一间在蜚声国外的雅宝路，主要向俄罗斯及外商出口中高档服装。 
  依照户籍上的意义来讲，天凤已不算是外地人，应该说属于“北京的人”，意即户口已落在北京的外地人。 
  这件事情，充分体现了天凤的精明。早些年，她在京郊农村花5万元买了一间私房，并迁入户口，过了不到两年的时间，该地被征用，分给她一套两居室，并解决农转非，转为北京市城市户口。别人用几十万才能办到的事情，天凤才花了区区5万元。 
  为了追寻天凤成功的足迹，我提议沿着她当年一步一步走过来的脚印重溯一遍。天凤爽快地答应了，开着她的那辆白色捷达和我一块儿前往西罗园。 
  这是她进军北京的头一站。 
  从我爷爷算起，我家三代均靠缝纫为生，前两辈只能说是勉强糊口，到了我这一辈，才算是有了较大的起色。 
  我爷爷自幼到上海当学徒，那时工具简陋，主要靠手工，一针一线，特别讲究手头的功夫，需要炉火纯青的技艺。后来，老板引进了英国的缝纫机，给上海滩的达官贵人、影星名流们定做华贵的衣裳。 
  这些人的要求非常苛刻，尤其是那些艺苑名伶，对旗袍的样式、尺寸精益求精，稍有疏忽，即会招致不满，乃至索赔。我爷爷是老板带出来的得意门徒，有一手绝活，找他做服装的人络绎不绝，在上海上流社会声誉鹊起。三十年代的红影星阮玲玉、金嗓子周璇都找他做过旗袍。 
  可惜后来战事爆发，烽烟四起，我爷爷回乡下避难，只等再度出山，没料到再也没有这样的机会。为了不让手艺失传，爷爷便教我爸干这一行。我爸又传给了我。 
  七十年代末，我国已经能自行生产“蝴蝶牌”缝纫机，还有“蜜蜂”，我家里有两台，外加一台锁边的三线机。小时候，我就爱在爸爸的裁缝铺里闹着玩。十二三岁吧，缝纫机已经踩得很娴熟，而且能缝一些简单的娃娃服。 
  爷爷当时尚在人世，见我喜爱此道，就悉心地教我裁剪。像不少身怀绝技的人那样，爷爷自视甚高，隐居乡下后从来不亲自动手缝制衣物，因为在上海替有钱人做惯了锦衣貂裘，每出一款必是杰作，所以不屑于做那些仅仅为遮丑御寒的普通衣裤。 
  但是，爷爷觉得我在这方面很有天分，比爸爸的悟性强，他不能把浑身的本事烂在棺材里，便手把手地给我传授秘诀。没有布料作试验，便用报纸，常常满屋都是剪得七零八碎的废报纸。我现在能有一手过硬的基本剪功，就是得益于那时的训练。 
  天凤潇洒地打了一下方向盘，白色捷达从大街拐进一条狭窄的胡同，左转弯，右转弯，徐徐东行二百米左右，一拐，进入一个较大的院落。在一栋六层高的青砖楼前，天凤停下车，说了声： 
  到了。 
  这是一栋老式居民楼，地面上有6层，住着人家。一些青茑萝从阳台上倒挂上来。地下是一层地下室，一排小窗露出地面。 
  天凤环顾了一下周围，说一点儿没变，还是以前的老样子。不过，物是人非，地下室门口的招牌由天凤时装店变成了上海时装店，说这句话时，天凤的嘴角闪过一丝自嘲的神色，不知是为自己曾经有过这样一段晦暗的日子，还是在暗暗庆幸这一切终于成为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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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下室的楼道陡而窄，愈往下愈昏暗，一股潮湿的霉味扑面而来。一直要下到地底，才见到一线光从门缝里透出来。 
  我敲门的声音很轻，发出的“空空”声却刺入耳膜。 
  门开了一条缝，露出一张苍白的脸。这是一张男人的脸。 
  这间屋子不大，中央架着一块铺板，男店主正在给一位胖大婶量体围，手里拎一条软皮尺。两个姑娘正背对着门“嗒嗒”地踩缝纫机。 
  屋顶上燃着两根日光灯，雪亮雪亮，发出咝咝的蜂鸣声。由于长久不通风，里面的空气浑浊难闻。 
  店主系浙江人，跟天凤算得上同乡。他们用浙江话叽哩哇啦地交谈，我一句也听不懂，只能从神情上判断，先是寒暄，彼此作一些简短的介绍，后谈生意行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