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一个唐朝皇帝

    太平登封十九冬十二月甲午朔日，上御太极殿视朝。
    朝廷下诏，改元万岁祥符，大赦天下，明年为万岁祥符元年。这个改元，无疑体现了朝廷对大唐未来的期望，对病中圣人的美好祝愿。根据崔远所作的《孝宗实录》记载，圣人在万岁祥符元年正月曾经训诫各位执政宰相及诸王公主说：「方今之世是变世，朕亦未曾想到局势变化会这么大。如今商贾奋发，世家惶惶，唐儿下南洋，蕃人入境，政治变化深刻。」
    「其中盘根错节，非三言两语可以尽道。但不管如何，都要明白士农工商都已经不再是高下关系，而是大唐的手脚。门阀世家长于理政，治国有经验，却也要防备小心为家族私利误国。商人长于进取，没有商业国家就会缺少财赋，没有财赋何谈中兴何谈盛世？商人地位已然不可压制，但也要防止他们贪得无厌，窃取政治权力。至于四方归化胡人，此辈强则寇盗弱则卑伏，非创以兵威，不知惘惩。该以唐人一视同仁，收其认同之心，也要防止他们野心不死。各位皆是当世翘楚才俊，当此大变之时，要明白解决这些问题的答案并不在圣贤书上。」
    「时事更易，历朝国情也不尽相同，古代贤明没有遇到过我朝这种情况，所以也不能偏信那些打着圣贤旗号说事的人，托古改制的人，往往说的是他自己的道理，可不可靠，有没有用，谁都不知道，只有看实际效果。最后就是文武之争，须知军人不可不用，但国朝艰难以来，军人乱国一百五十年，荼毒之深不必多说，因此军人要永远防着，文吏也要避免结党。」
    这场会议结束后，圣人诏令琅琊王氏领袖王抟、薛郡孔氏领袖孔崇弼、吴郡归氏领袖归黯、东郡刘氏领袖刘叡、太原王氏领袖王溥、赵郡李氏领袖李愿、荥阳郑氏领袖郑预重新修订氏族志，除名兰陵萧氏等二十三家操守无堪的世家，训斥幽州卢氏数典忘祖，给卢植摸黑。
    万岁祥符元年二月，万众瞩目的经筵大典在新建的长乐宫举行。
    宰相大臣、亲王公主、功臣后妃、名流隐士、学者报人、甚至包括和尚道士军人都济济一堂，共商国是。这样的一个大规模的研讨会观点自然也是五花八门，有一个不知道那个旮旯刨出来的隐士老眼昏花，头一天就提出法先王尊周礼，甚至感叹如果不这么改他是宁可朝夕与飞禽走兽相伴，也不愿生活在大唐的阳光下，一副不食周粟的模样，招来了嘁声一片。
    大会主席首相王抟的评语是：「这位老先生用自己富含感情地语言为我们描绘了一副人民少而禽兽众的时代，本相也觉得那是一个很好的时代，每个人都有足够的食物，不会因为土地和财富起多少冲突，只是现在距离上古已有千年，人民是那时的万倍，朝廷无法让人民减少或者禽兽增多，只好劳烦老先生您自己回到古时候，或者你赶紧去找王莽商讨政治也行。」
    虽然这只是一个花絮，不过也给这次经筵定下了尚今求实的基调。
    主持大会的是琅琊王氏领袖首相王抟，也是以实干著称的大家，不说当了十几年宰相的功绩，就是他的一部《唐律增议万民法》也是当世数得着的法律巨著，跟杜让能有得一拼。不过王抟明显藏有私心，把自己的两个孙子一个孙女以及十几个精英家族子弟走私进了研讨会。
    虽然各家学派众说纷纭，但焦点还是如何治理进入新时代的大唐，具体问题就是如何解决这些年灭掉的海外十九国的并入大唐的数千万蕃人，以及重农保守派和新兴重商主义势力集团的矛盾。在这个问题上根基在土地的皇族勋贵和世家大族咄咄逼人，而从中分化出来的新派却是见招拆招，强调重商主义的必要性。保守派推出的代表是太原王氏领袖宰相王溥，以及三省的数名郎官，还有上林大学的几位寒门高材生。从晁错的论积贮疏一直谈到当今商人薄情的现状，而重商主义
    集团的代表是河间王杜让能之子户部侍郎度支盐铁使杜光，出面的支持的有中书舍人归黯和宰相陆扆，以及五个在西域和东南海关工作多年的皇族亲王公主。
    在胡汉问题上，新晋宰相三司副使上林大学外语院特聘讲师耶律阿保机舌绽莲花力辩全场不落下风，出面支持的有新罗女王、东瀛公主橘义子、国史馆修撰菅原道真、原南诏国宰相现任大唐帝国江西省参知政事郑买嗣，以及耶律德光、李存勖、石敬瑭、刘知远、韩道玄等军人。楚文靖王刘崇望之子，东郡刘氏领袖知制诰刘叡想到祖上是匈奴人，也予以支持。
    内阁大臣崔远想到自己的祖先崔季舒带头投靠索虏，还帮着高澄制造了狗脚朕的著名典故，当下尴尬万状，也予以站队。保守派则以太原王氏领袖宰相王溥为代表，从衣冠南渡说到平城入洛，从安史之乱说到代宗出奔，不料耶律阿保机口才过人，各种引经据典驳斥王溥。
    除了这两个主要问题，这次经筵也不是没有别的亮点。
    比如菅原道真就针对目前朝中散官较多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这个日本大学士认为应当因事设官，对一些仅仅名义上存在，实际上已经失去了意义的官职，比如九卿之类的。除去还有些作用的大理寺、太常寺、太仆寺，司农寺等之外的，已经没有职能仅仅作为荣誉官职用作安置名望大臣的光禄寺等部门，菅原道真建议裁撤，太常寺这类衙门可以跟礼部合并，这等于是在首相王抟主持的裁汰冗官国务的基础上又进了一步，而且赞成的大臣还不少。
    冗官、冗兵、冗费问题浮出水面，首相王抟非常重视，对于菅原道真的观点很欣赏。
    见首相不反感，菅原道真就继续发言。
    作为对失去官职的官员以及有心求官者的补充，他建议增加勋爵的数量，这样一方面可以满足求官者的虚荣心，另外一方面，勋爵只是一个贵族地位，不需要国库负担一文钱。比如在即将开始的西征中立功的军人，斩首十级就可以策勋一转封为公士，策勋三转就可以得一个云骑少尉的头衔。再比如社会上各行各业的佼佼者，做出一定贡献就可以授予一定爵位。
    这样的想法好是好，不过也有反对的。
    从成都兵马使任上被省厅选拔为经筵大会西川军人代表的刘知远就问道：「敢问这位日本人，若一火士兵，咱就说陌刀手吧，立功甚大，人人策勋三四转，而伙长只策个两转，爵位比士兵要低，敢问他怎么带领这一伙爵位比他高的士兵？官职爵位不够，恐怕难以服众啊。」
    这种情况倒不是没有可能。
    菅原道真不禁语塞，想了想道：「功劳大的，可以找地方调走。」
    不过万一真出现了刘知远说的情况，又没地方调怎么办？就在不少人思考这一问题时，齐王已经一拍大腿，道：「关于这个问题，本王曾经听父皇指教过，他说的是发军功章。」
    「军功章？」
    李弘比划道：「本王听父皇那意思，就是说军功有多少级就设多少级的军功章，比如捉生侦探立三等功，斩将夺旗立二等功，生擒国王的立特等功，凡是立功的，不管是将军还是士兵，都一律发一个这么个大小的军功章，挂在胸前，作为荣誉。」
    这个想法果然很有创意，连首相王抟都把耳朵伸了过来：「军功章都是同样大小，怎么区分军功大小？」
    辉王李慎脱口而出道：「王相公，小王认为可以把军功章制成不同的样式，印上不同的图案字样，或者可以用不同的材料制作，比如金章银章铜章，再不行还可以分衙门铸造嘛。」
    李弘目光一冷，对无心抢风头却抢了自己风头的这个异母弟很不爽，但想到母亲裴贞一教育的要兄友弟恭，旋即又温暖过来，道：「七弟好主意。」
    王抟将这一切看在眼里，却也不好说什么，点头道：「是个不错的主意，比如一等功的军功章可以用金制作，上面打上丹凤门的图案，也可以给各等军功章起个好听的名字，比如丹凤朝阳，万岁通天，太平登封，神武镇国之类的，就跟散官一样，兵部下去议个章程吧。」
    这件事情一锤定音后，齐王接下来的议案又是一张大牌。
    不知道是不是找母后裴贞一取了经，说可以在大唐境内逐渐建立事务官制度。
    根据吏部的统计，目前整个大唐境内的正式官员只有区区几千人。靠这几千人就想有效管理这么大的国家怎么可能嘞？在地方上，官员都有自己的助手，县有簿尉，州有驾司，这些都是辅官。除此之外，各级官府还有自己聘请的编外人员，这些人就是传统的吏。某些可以开府建衙的地位较高的大臣有自己的幕府，所以从前许多铨选落第的进士就喜欢到藩镇去。
    有道是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官员任期一满或者有调动就会走人，而这些下面的吏却往往不会动。官员大多来自外地，人生地不熟，也多有不熟悉政务的，不得不依靠这些小吏来做事。这些小吏大多出于私人，时间久了政府的权力难免被这些小吏操控。反正这些小吏是主官和地方花钱养活的，齐王建议不如采用考试录用的办法来管理这些州县编外小吏，一来可以控制这些小吏，二来大唐人才多官位少，人才没有出路就会恨国，不利于和谐大唐的建设。把这些位置给他们，可以起到团结一大批人的作用。不用问，这个主意一定是楚国夫人裴贞一从皇帝那里问来然后传授给儿子的。
    不过当官到底是高贵清雅的职业，一听说连引车卖浆之流的贱民以后也可以考试当官，反对的人自然不少，不过真正了解国事的大臣大多表示赞成，首相王抟也拍板责令吏部回去认真研究，尽早拿出一个方案来，如果政事堂会议和内阁方面都予以通过，就找地方试点。
    齐王李弘的第三轮发言也是跟人才出路有关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