沫若自传

    发端
    自从四月初我飘泊到日本去，足足流浪了半年。在八九月之交，江浙快要开火的时候，上海有朋友写信给我。劝我回国来看看热闹。那时，一来我没有路费，二来也不相信这场热闹会真使我们看见，因此我没有回来。谁知天下事竟有出人意外的。闹了一两年要开火要开火的江浙，终竟开了火，而且由于局部的动摇竟牵动了全局，中国的大势生出了剧变。吴佩孚倒了，孙逸仙由广东进了北京，段祺瑞公然当了执政。这在四五个月之前谁能料到呢。
    外界的事情变得这样剧烈，我内心的生活也改换了正朔了。在海外飘流了半年，又饱受了异邦人的种种虐待，自己觉得世界虽大，真没有一片干净的土地可以作我们的桃源。加以一家五口的生活，要仰仗自己的一枝毛锥扶持，我与其在异邦求生，终不如在故国比较安全一点。因此，在十一月中旬我又折回到上海。如今又蒞践了中国的旧土了。在我自己实在一点什么感兴也没有。快乐呢？我已昧不过自己的良心。羞耻呢？我又何必！
    回到上海后的第十天，朋友们发起了一个组织，调查此次的江浙战祸。他们因为我是闲着的人，便找我担任调查宜兴的一路。
    我听说往宜兴要坐轮船过太湖，我的高兴便登时勃发了。天地间还有这么便宜的事情吗？路费是不要我出的，我可以去看看热闹过的痕迹，也可以观赏些脍炙人口的江南风光，天地间还有这样便宜的事情吗？
    我的高兴使我把这个难差当成了美缺，没有说上两句话，我便满口承应了下来。我坚决地要到宜兴去。
    但是要到宜兴，却有不能不解决的两个难题。一个是到宜兴去听说至少要七天，我留在上海的一妻三子，他们却怎么过活呢？家里既没有用人，邻居也没有相识的，他们自己又不懂得一句中国话，七天之内即使不会发生什么意外，这七天的食粮谁替他们采办呢？这个问题的解决我不能不感谢上天。天气已经冷起来了，就采办七天的食粮留在家里，也不会腐烂了。七天之内究竟能不能发生出意外？那也只好望天老爷广行方便了。
    但是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宜兴竟在那一个方角，我在地图上虽然找寻了出来，但我是四川人，我怎么能够听懂宜兴的土话呢？“吃人钱财与人消灾”，领了路费是往宜兴去调查战祸的，连方言也弄不清爽，怎么能够调查？
    这是第二个难题。
    在这儿我却要感谢C君了。因为他是宜兴人，而且也和我一样是在上海袖着手的。所以我便去找他，希望他和我同去。一说，他也满口承应了。他还许我：到宜兴去要请我吃两样好吃的东西，一样是宜兴的松菌，一样是黄雀。他说这两样的风味是美得无法形容的，都是宜兴的特产。他这么一说，更把我的胃脏神说得大动而特动了，本来打算在十二月二日乘早车去的，却在一日午后说走就走地提前动身了。
    啊！天地间真那有这样便宜的事情吗？不要自己出一个钱，可以去看看热闹，可以去赏赏风光，家里有天看承，路上有人作伴，而且在最后还有松菌和黄雀好吃。啊，天地间有这样便宜的事情吗？
    第一日
    在我们离开上海的这一天，正是上海的风声又有些吃紧的时候。南京的齐燮元和北京的执政府还在争持，上海地方的官职竟闹起了双料的排场。双料的护军使，双料的交涉员，双料的警察厅长，双料的县知事，这许多双料的官，各以南北两京为背景，便和一妻一妾一样两立起来，但却很有不能两立之势了。
    三点钟我们到了沪宁车站，刚好赶上了三点二十五分钟开往无锡的专车。我们买了二张三等票，走进月台的时候，劈头便看见一串灶孔一样的铁皮车，装着无数的灰色的猪八戒——丘八老爷。听说这是早晨才从南京开来的，晚上怕还有两趟开来，双料的两大小免不了又要内讧了。我们跨上三等车的时候，车里的人已经拥挤得不通气息了，只得在月台上站着。月台上也站了不少的人，我们更只得站在门口，隔着一道玻璃观赏窗外的图画。
    兵车煞是有趣味的，拥塞着的一些丘八我觉得怎么也好像些猪，好像这两天要过年的人预备着要弄进杀房去的肥猪。你看，他们那臃肿得不成**的尊躯，还要穿上一件臃肿得不成**的灰色的棉军服。他们的脸墩，他们的耳朵，他们的眉毛，他们的鼻子，他们的太阳筋，他们的冲嘴，终不外是臃肿的两个字。他们的颜面神经，他们的颜面筋肉几乎是没有一丝一毫的闪动的。他们那小小的凝滞着的眼睛和他们开着的口一样，呆呆地望着——他们究竟是在看还是不是在看，这是只有上帝才晓得的了。蛮大的头颅上要顶上一个熨斗形的帽子，短缩的颈子上还要披些乌黑毵毵的长毛狗皮。啊，他们这个尊容，谁能不联想到猪上去呢？我不了解我们中国的军阀老爷们究竟什么个存心。他们刮了不少的地皮，耗了不少的民膏民脂，为什么连这些自己手下的小兵，都不稍稍装饰得好一点呢？纵横是做装饰品的，弄得好看一点，觉得于自己的面子上也还可以过得下去罢？连这点面子也不顾，我替老爷们实在有点难乎为情了。
    铁皮车之外还有好几驾敞车，如山如峦地堆积着一车的家具。家具里面什么都有，太师椅、八仙台、床架、蒸笼、挂钟、朱红漆的马桶，……这些东西当然是从江南民间得来的“胜利品”了！
    一位像猴子一样的瘦人，是一员下级军官，躺在这家具山的一把杨妃椅上。他手里捧着一个茶瓶，闭着眼睛好像在那儿参证玄机。啊，他那超‘然物外的态度，他那满不在乎的神情！无论什么人看来，都会觉得他是一位得道的圣者，冯玉祥的圣经，吴佩孚的易理，段祺瑞的佛学，我怕都没有这位先生参悟得透澈罢？看来看去，不知不觉地又把他连想到齐天大圣来。是的，这位先生的道法毕竟高明，一根毫毛可以变出十万八千的兵马。这些眼前的猪兵猪丁，恐怕都是他老先生变幻出来的罢？……
    唔，唔，脚下动起来了也！我们就好像驾起云头一样，被“火轮之车”把我们运出了上海。上海市向后面退去了，我们也渐渐走到自然中来。假使退返两三年，我就闭着眼睛也可以做出一篇自然的赞颂了。但是，不知道是什么原故，我眼前的自然总是一片的灰色。到底是我自己的心境害了红绿的色盲，还是客观的世界果然是这样呢？那愁容惨淡的冬景，到底还有人不看成愁容惨淡的么？那荒凉一片的大地，到底还有人不看成荒凉的么？啊，颓废的故国，冷落的江南！无情的自然把中国的真相赤裸裸地给剥示了出来，我们的泱泱中华，不是一天一天地在向着一个无底的深渊沦落吗？
    离开上海后的第一站便是真如。听说在战事结束后，齐燮元带领着数万大兵在这儿驻扎过半个月光景。战事已经结束了，真如又不在火线上。齐燮元的兵竟大肆蹂躏了一口，烧毁了五百余家镇上的精华。古人说：火主文明。五百年疲倦了的希腊的凤凰，不经过一道火灾也没有再生的希望。看来齐燮元的猪兵猪将倒会反而是振兴中国的伟大的功臣呢！可惜真如离铁路线太远，这些文明成绩，在车上看不出来。我们所能看见的，只是沿着路轨的一些军用灶孔罢了。
    车上的江南人把那些灶孔指示给我们，路轨下面便是一道水沟，昏浊的死水就如翻了白的消化不良的幼儿的小便。
    江南人对我们说：那些北方来的兵士真是畜生！吃的水是在那沟里，扯的污也是在那沟里，真是腌臜得没有王法呢。
    江南人说的时候很带着几分鄙夷不屑的样子。但是哟，你漂亮的江南人！在这些地方，你却不要笑那些北方人占了你们的上风呢！其实江南地方究竟有那一道河水是清洁的呢？你们的习惯不是上河洗马桶，下河洗饭桶吗？
    你们或者说那是流水呢！
    但是我从前到过无锡，无锡总可以算是江南罢？我在惠泉山下避过一礼拜的暑，那时我住在一座节孝祠的颓废了的楼上。楼窗下面临着一眼方池，池里的水快要全干了，不消说是不流的。我每天清晨起来，总要看见一对女人站在池中的一块大石上工作，一边是在淘米，一边是在洗马桶。这到底是在顾借时间，还是在讲究用水的经济呢？守着有清洁的“天下第二泉”在近旁，她们却不晓得利用！
    好了，不再扯远了。牢骚一发，竟倒拆起江南人来。这是不对的！同路的C君也还是江南人呢。不可这样的普遍得罪人，凡事总得从好处看！
    好，我要再说到猪兵猪将的成绩上来了。他们在铁路旁边掘了许多军用灶，把周围的田地蹂躏成了硬土，硬土上面有些断折的残梗，还缀着些可怜的残花败絮。啊，刮地皮的工夫毕竟要算他们是一等一呢！真如过后便是南翔，车上的人怕有一大部分涌下车去了。这些人听说有些是逃难到上海、到这时才回家的，有些是上上海去做工回来的，有些是来白相的，但不知道何以会有这么多人！这毕竟是我们中国的人口还经得着好几次的大战火的证据呀！涌哟，涌哟，涌到地狱里去罢！你们这些猪之猪，猪之猪哟！你们的人并不是不多，你们的人比齐燮元的兵总要多过五百倍罢？你们听他们烧你们的乡镇，听他们奸淫你们的妻女姊妹，听他们勒索，你们听他们拉夫，你们放花炮来替他们送行，还让你们的绅士们在南京替齐燮元办凯旋会，……啊，你们真是一些猪之猪，猪之猪哟！纵横是要烧的，你们为什么不先把乡镇烧了，坚壁清野地使那些猪八戒们无扯污之地呢？纵横是要抢的，你们为什么不先把自己的私财捐点出来，组织些民军来抵御抵御呢？纵横是要死的，你们为什么不牺牲自己的生命和猪八戒们决一死战呢！他们来了你们便跑，你们平时还要豢养他们，你们真是猪之猪，猪之猪哟！滚，滚，滚，滚罢，滚罢！……
    南翔镇听说也烧了不少的房子，也是战争过后才烧的，烧的人也都是齐燮元手下的苏军。苏军烧江苏人的房子，被烧的江苏人还要歌颂他们的凯旋，这还有什么话好说呢？天下真是太平无事，许多回家去过年的人，正买了不少的年糕呀！
    从南翔下了车的人真是多，我们乐得走进车里去找得一个座位来坐下了。
    车过黄渡与安亭的时候，有一位在车里相认识的姓杨的朋友，又对我说明了许多战迹。他指示些战壕给我们看，又指示了些安大炮的地方；指示了些打得大框小洞的农家房屋，又指示了些田地里戴孝的女子。田地里有些女人，髻上扎着白色头绳，在那里摘取飘零的败絮。火车过时，她们都瞠目地抬起头来。
    姓杨的说：你看，那些女人都是戴着孝的，她们头上缠着白色的头绳子还很新鲜呢。她们里面十有八九不是死了丈夫，便是死了父母，都是在这一回的战事里被打死了的，或者被拉夫累死了的。
    杨君说得很有点凄然的，但我要说一句天理良心的话，在我的心里实在连一点凄惨的感情也没有！我并不是说他们都是该死，但我总觉得他们只是自己寻死。他们平时上粮纳税，要去供养一些猪，猪发了疯时要咬死他们，这有谁能够替他们流泪呢？
    黄渡、安亭之间是战事最剧烈的地方，但仅仅隔着一道宽不过二丈的二十四号桥，苏军以十倍之众，竟在这儿争持了将近两月。这到底是在谦虚，还是在儿戏哟。战壕是有的，大炮也是有的，但我总觉得有点滑稽！
    姓杨的是苏州人，在太仓的一座纱厂里做事。他津津有味地说了许多战时的情形，也还说了许多在江南地方游历的经验，但他的话最引起我注意的，却是近来纱厂的危机。他说自从欧战过后，外国的纱陆续输入国内来，像日本资本家更在上海附近建设了几个大纱厂，中国的纱厂事业便受了莫大的打击。中国的纱厂，成本又少，办事人又不得法，怎么也不能和外国竞争。像最大的大中华纱厂，也已经闭了门好久了。听了他这一番话，我觉得是接触到了目前最紧要的经济问题。这比什么调查江浙战祸，比什么收拾中国政局的善后事宜，还要十二万分紧要！
    我们中国的经济政策究竟是应该采取自由放任主义，还是应该采取社会主义？许多读饱了东西洋杂志的论客，正在那儿起劲地争论，有的要提倡个人资本主义，有的要实行共产主义。我们现在平心静气地暂且就事实上来立论罢。我们先假定个人资本主义是最合乎人性的东西，但是，在现在的中国，个人资本主义能够有发展的余地吗？我们请把一张全世界的地图展开来看看罢！除开我们中国而外，地球上究竟还有多少地方没有被殖民地化，没有受尽国际资本家的侵蚀？国际资本家万矢一的地倾向着我们这个还在资本制度以前的中国，把我们中国已经作为了万国的商场，彼此在这儿互相争逐了。他们国际资本家以雄厚的资本，庞大的组织，在经济圈内君临着我们，我们可有相当的能力足以抵抗吗？他们的组织是“新机克得”，是“脱拉司”；我们的呢？
    资本主义是一种传染病，受着它接触的地方便立地受它感染。所以欧西资本主义一入日本，日本便受了它的感化，一入我们中国，我们中国也渐渐地甲诉迸芽了。
    资本主义的最初的萌芽，大抵是在棉纱事业。日本是后进国，但她的幸运处，是因为有我们中国作全世界的销场，所以她得以施行她的保护政策，把资本主义扶持了起来，骎骎乎要与欧美并驾了。但是我们中国呢？在欧战剧烈的时候，欧美的资本家暂时中止了他们的侵蚀，于是应运而起的便是如竹笋丛生一样的纱厂之林立。但是现刻的形势是怎样呢？资本和组织两者比较最宏大的大中华纱厂，终竟关门半年了！这儿提供我们的是一个什么教训呢？
    树木本是从种子的萌芽发生出来的。渐渐占取地盘，征服邻近之同类而成其伟大。欧西的资本家也不外乎是取这个路径。他们起初是由小资本家发祥，渐渐吞并较小的资本家，扩张经济上的地盘，供他们的营养，他们现在是宏大的巨木，他们的枝叶几乎要荫遍了全世界。在几株参天的古木之下，有一株嫩芽从土里标出来，要和他们竞参天之势，试问他是能够的么？个人资本主义之于中国，便是这个样子。我们中国的现势已经不是两百年前的亚丹斯密时代的英国了！主张应该施行个人资本主义的论客们哟！
    但有一部分了解社会主义的人，他们也要主张个人资本主义。他们说，他们是忠于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的。他们以为要达到社会主义，不能不经过个人资本主义这一段路程。个人资本主义有堆积资本，团集工人，增进生产力种种的作用，这些作用都是实现社会主义上所必要的条件，所以提倡个人资本主义也就是实现社会主义的前提。这话是诚然不错的。但是照我们中国的现状说来，我们中国的个人资本主义是断难发达的了。能够自在地发展起来，我们又何乐而不听其自然发展呢？但是时代已经不许可了，几棵大树子林立在你的旁边，你一株嫩苗如能够苟延残喘也就是万幸了。但是万不幸的实在是苟延残喘的年老的小树！他们年纪已经老了，发育的生机已经窒息了，将来即使与以相当的条件，他们也不能发展起来，以至参天。这是有实在的事例的。半残半落的小资本家林立的苦处就是这个样子。资本不能集中，生产受了分割，所团集的工人的数目，也很有限。这在促成社会主义实现上反而是莫大的障碍！要实现社会主义自然希望有大工业、大物质的生产力以作基础。像在欧美，他们的物质生产力已经发展到前头去了，他们所剩下的一条路便是“无产阶级专政”，他们的无产阶级只消把政权拿过手来，资本主义的组织便可以容易打破。但是我们物质后进的国家，我们还要努力赛跑一次才行！我们要希望大工业发达，我们要希望物质生产力增进，只剩着一条比较捷近的路，便是及早举行“社会主义的政治革命”，以施行国家资本主义！我这话好像是很矛盾的主张，但这于社会主义的精神是并不矛盾的。俄国现行的政策是这样，便是马克思自己的主张也是这样。马克思分社会革命为三个时期，在无产阶级专政之后，还有一个“共产主义的半成期”，一切的生产和分配由国家的权力施行，国家须努力使生产力发展到尽头，然后才能移转于完成的共产主义。马克思决不是一步想跳上天的梦想者，但假使他是坐在飞机上，他总是想把速度加快的。在物质后进的国家，比较先生出了对于社会主义的景仰。因种种经济以外的机缘，社会主义者得到政治革命的成功，要促进物质的生产力，舍国家资本主义而外没有别的道路！聪明的列宁，他所以指导俄罗斯的便是这样。我们中国正好学他，正好由有主义、有计划、当然是不赞成自由放任主义的人，纠合主义相同的人以实行社会主义的政治革命。革命成功之后再施行国家资本主义。舍此之外，我们也别无他法。无法中之又一法，自然是那些崇拜亚丹斯密的先生们的自由放任主义了。既没有法子，那也就只好放任。
    有人说：中国要实行社会主义的政治革命，可惜中国还没有无产阶级，有也还脆弱得可怜。好，如果承认无产阶级脆弱，那就加强它好了。如果说只有无产阶级的工人才能执行革命的任务，那是说不通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就不是工人。我们所争的，不是形式上的工人与不工人；而是精神上的赞成社会主义革命与不赞成社会主义革命。如果有这种聪明难得的资本家要赞成社会主义的政治革命，抛弃他所有的一切财产来作革命的军需，难道还会拒绝他吗？难道还要开一次资格审查会，说他没有资格吗？我们所争的便在这种精神的赞成与不赞成！如果精神是赞成了，即使是资本家也可以来参加革命。所以我觉得马克思所说的“无产阶级专政”作为精神上的解释也可以，即使改为“共产主义者专政”也未尝不可以。……亲爱的读者哟，我这样发挥了一长篇了，但我自己还是坐在沪锡专车的三等车中的。这样的思想在我那时的脑中盘旋着，怕不过几秒钟的光景？说着说着，便到了昆山，火车停止着了。有人说是在等南京开来的兵车。车中的人大家都人心惶惶地争向窗外探望。窗外的夜色也渐渐苍茫起来，足足等了一个钟头的光景，而我们如大旱之望云霓一样，所等候着的兵车却始终没有开来，开来的只是一趟客车。这客车是怎么迟了到的，并怎么迟到这样久，车里的人谁也不知道。
    姓杨的在苏州便下了车，我们又于昏昏茫茫中坐到无锡。时间已经是七点半钟了。
    “无锡这个地方我来过两次，第一次和郑伯奇同来，第二次和成仿吾，这一次却是和你。”
    在无锡车站上下车后，拒绝了一些黄包车夫的执拗的拉客，在崎岖的石子路上慢慢地步行起来。我一面走，一面发生着怀旧的感情，对C君叙说起来。
    “第一次来是民国九年七月，那时是朱谦之写信来告诉我们，说无锡的风光有些希腊的风味，比西湖还好。我们受了他的怂恿，从上海跑到惠泉山来，但他已经往南京去了。我们在惠泉山下一座节孝祠里面住了两个礼拜光景，蚊虫之多，居处的不适，惠山的童裸，更加之以天气的炎热，使我们实在是大失所望。在要回上海的前一天，朱谦之才由南京转来，无论如何要约我们坐花船去游太湖，他好像不知道花船是什么性质，而且价钱也很贵。他这个提议，被我们反对了。天气实在太热了，我们走到运河里面去凫过水。能凫水的只有我和袁家骅两人。我们凫了半天，看的朋友都觉得有趣，便都下了水，在河边上学狗爬，只有朱谦之始终不肯下水。凫水起来之后，大家的下衣都打湿了，家骅他们是穿的学生装，他们主张就穿起湿裤回去。朱谦之严烈地反对。他说这是有伤风化，有伤风化！说着他各自回寓所去，替大家拿了裤子转来。我看他转来时候，在路上走得飘飘忽忽的。我问他怎么了？他把我的手拉去扪着他的额部，他在发着高热，如像火烧着的一样。我问了他的病情，才知道他得的是疟疾。我劝他先回去睡了，再请家骅替他买些金鸡纳霜。
    “那时我们住的节孝祠里面有一眼很大的池塘，池水是很深的。谦之们住的房间便在池塘边上，池塘的对岸便是节孝祠的大殿了。我们回去的时候，看见谦之在床上乱发谵语。他说——啊啊，你们啊！你们啊！你们在青天白日之下脱得光丝丝的呀！……人家都在骂你们了！……你们有伤风化，有伤风化！……啊啊，我是要保护朋友的，我不怕，我不怕，我要用手枪对待！……
    “他说着便一翻身跳起床来，赤着脚一直便跑出房去，口口声声只是叫着：‘我要用手枪对待！我要用手枪对待！’
    “他跄跄踉踉地从池塘边上向大殿跑去。我们紧紧追赶着他。
    “大殿门外正坐着两桌人在那里打马将牌，打得正在异常起劲，朱谦之大叫着：‘我要用手枪对待呀！我要用手枪对待呀！你们骂我的朋友！’他一直向那些人跑去，那些打马将的人看见势火太凶了，连牌也不顾，钱也不顾，把桌子一推，便各人四窜起来。
    “祠堂的门限很高，‘我要用手枪对待呀！’谦之一声吼着，把右手向上一伸，踉跄地便跌向门外。幸好我刚好赶上，他的头部还没有及地，我便拦腰抱着他。他还屡次反抗，要把自己的头去碰触地面。这时候，另外又有一位朋友赶上了，又把他的上半身抱着了。
    “我们抬着他回房去，但他始终不肯，口口声声仍然叫着：‘我要用手枪对待！我要用手枪对待！’我那时起了一个急智，我便对他说：‘请你好好地去睡罢。等我拿手枪去对付他们，一切事情你都相信我好了。’
    “顶奇妙的是他听了我这话便立地平静起来了。
    “我们把他抬去睡好后，朋友们都惊惶失措了，我说他只是疟疾，因为热度太高了，所以生出些神经性的症状来，明天包管会好的。但他们都不肯相信我，他们到第三师范去请了一位中医来。这位中医，倒很高明，他一面用金鸡纳霜丸给他吃，一面又开了一张药方。他这是再高明也没有的办法。
    “无锡的朋友们对于朱谦之的友情是异常深厚的。他们请了中国医生来看了，还不放心，还要把他抬进医院去。那是无锡公园旁边的大同医院。受诊察的时候，我立在旁边替朱谦之报告病历。一位青年医生，大约是助手，我看他也不打诊，只把脉评了一下，就说入院了。我觉得这位西医也是过分的高明，他又借着中医法门来掩盖自己的妙手了。我问他是什么病？他说要住了几天病院才晓得。我便不客气了。我说，不分明是Mala
    ia（疟疾）吗？他说是Mala
    ia时，怕是另外一种Mala
    ia。
    “这位医生也使我佩服到五体投地了。那明明是三日一来复的间歇热，他要说是另外一种Mala
    ia。朱谦之入院后，我因为有别的事情，第二天便和伯奇回了上海。后来听说他在院里住了三天，也没有再发一次烧，病就好了。但他的病究竟是那个医生医好的？我不敢替西医吹牛，我也不敢和中医捣蛋。……”
    我一面说着，已经走到了无锡饭店的门口了。这座旅馆是第二次来游时住过一夜的地方。那是去年三月间的时候，那时我的日本妻子因为在上海的生活过不惯，已经折回日本去了。我在上海临到人生的歧路，消沉了好久。那时是袁家骅和顾缓昌两人约我们来看梅花，我却不过朋友们的盛情，便又到这儿来住过一夜。那时候同来的有仿吾、尼特，我们居过的房间便是这儿的二楼十七号了。
    因为有这样的一番旧情，我走到无锡饭店门首，便自然而然地走进店里面去。
    啊，天地间真再没有这样凑巧的事情了！我们走进店里去后，茶房把我们引到的却又是二楼的第十七号房间！
    房中唯一的一点装饰便是一张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的美人牌的广告，但这种俗不堪耐的广告对于我也觉得有几分依依欲动的神气了。
    在电灯光下不禁怀念起成仿吾来，几乎又要流出些不值钱的眼泪了。
    “成仿吾怕已经到了长沙罢？”C君这么问起我来。
    “怕还没有这么快，到汉口要五天。他在武昌要耽搁些时候，恐怕还不会到长沙。”我这样沉抑地回答。
    天地间真是有多少出人意外的事情。自从四月我到日本去后，仿吾不久也就到了广东。但在我十一月十六日回到了上海之后，完全出乎意外地他在十一月二十一日又从广东回来了，而他这回回来是扶着他长兄的灵柩。
    他的这位兄长见比仿吾早到广东不过半年，而他竟至成了灵柩转来！他不是轰轰烈烈地去投了什么人的炸弹，一同被炸死，也不是阵亡，他的死愈见不为人注意，而对于我却愈有不能言喻的悲哀。他有五个儿子寄居在长沙，他假如能庸庸碌碌做些家人生产，又何尝不能供家养口？但他偏又做了湘军的军需处长，远远要到广东去从军。广东的财政穷绌得不堪，客军的湘军有时候几乎没米煮饭。他在这种奇绌的状态之下，不能不四处去找些米粮来使健儿们糊口。但他顾得了军队，便顾不了家庭。他在去年十一月，写过一封信给仿吾，说他寄留在长沙诸儿的学资要仿吾由上海供给。仿吾想方设计汇去了一百五十块钱，这是我所目睹的事。但他终竟因为军事多忙，劳死在他乡了。听说他得的是心脏麻痹的急症，仅仅苦闷了两点钟便溘然长逝了。仿吾也没有赶得及和他见面。像他这样不折不扣的国尔忘家、公尔忘私的人，泱泱的中国中，究竟能有几个？然而他竟死了。他死了又有几个人知道他的名字呢！没有人替他在报章杂志上出专号，也没有人替他流一珠眼泪，替他照拂下他五个无父的孤儿。他这五个孤儿当然要归仿吾一人扶持了，而仿吾的责任还不仅这五个。我听说他的二哥也有五个儿子，而他的二哥除抽大烟之外是一事不问的人，这当然也不能不赖仿吾照拂了。仿吾一个人要担养他这十个侄子，啊，这真是不容易的事！他到上海后，我们于衷切之中也聚首了两天。我们一说到他的家庭上来，他总要把十个指头伸出来，连连地说道：“一双手！一双手！”——啊，他这一双手，一双手！但是谁肯替他分得一只去呢？
    仿吾回湖南是十一月二十五日，而我在他去后的一礼拜，又来下榻在和他一同下榻过的旅馆。我素来是比他不自由的人，如今他比我更不自由了！惯会生儿子的无产者的悲哀哟！
    “仿吾的大哥叫作什么名字呢？”C又问起我来。
    我说：“叫成汉，号叫劭吾。他是早期的日本留学。五四运动的那一年，大学没有毕业就回来了。”
    我现在这样地把他写在这儿。我不敢保证：他的名字是不也就和写在水上的一样？
    在灯下谈了好一阵，虽明知袁家晔、顾绶昌两人是已经毕了业的，但也打了一次电话到第三师范去问，接电话的人竟回答说，不知道他们的下落。哎，相别仅半年，他们又真的往那儿去了呢？
    晚饭没在店里用。我们走出街去，我特意选出了一个饭馆，是前回同仿吾和家骅们用过饭的地方。我想起了德国诗人乌兰德（Uhla
    d）的一首诗来。诗意是说他在一个渡口过渡的时候，一个人给了两个人的船钱。因为这个渡口是从前他和他的友人过渡过的地方。他的友人死了，但灵魂是还随附着他的，所以一人给了两人的船钱。我在吃饭的时候，想起这首诗来，也很想叫茶房多备几份碗筷，但又觉得过于摹仿了，也就算了。
    回到店后，还东鳞西爪地谈了大半夜，以后是睡眠神来下了我的箝口令。
    第二日
    起床的时候已经是八点钟了。醒是醒得很早的，但因天气冷，好容易费了半夜的体温才温暖了的被窝，怎么也不忍和它离别。荏荏苒苒地弄得肚子有些饿起来了，还是吃饭的问题要紧，只得毅然决然地起了床。
    我在这儿发明了一个推倒军阀的秘诀。
    军阀！军阀！在二十世纪的现在的中国，要想找一个为万众人所诅咒的东西恐怕没有比得上军阀的罢？什么人都在骂军阀，什么人都在讲推倒军阀。甚至军阀自己也在讲军阀不好了，但是他们为什么不把自己的军阀抛掉，做一个不挨骂的平民呢？啊，谈何容易！他们当到一个军阀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他们要逢迎上司，要笼络部下，要屠杀群众，要占领地盘，要拍卖同僚，要暗杀几个官长。他们虽然不曾身经百战，但却曾心经百战。好容易得到一个督军、一个巡阅使的地位，这就和我好容易才把被窝烫暖了的一样，他岂肯虚虚受点骂名，便轻轻把这个安乐窝抛掉吗？你们就骂我睡懒觉也好，说睡懒觉不卫生也好，但是在被窝里是要舒服些。我睡在床上，你们如肯把饭送到我口里来，我怕整天整日也不会爬起床来的！
    解决问题的关键便在这儿了！
    睡懒觉的人，要吃饭的时候便不能不起床。要推倒军阀呢？当然是要使他们饿饭才行！你们常常把饭送到他口里去，他怎么愿意起床呢？把粮税抗拒一下也好，把市罢一下也好，总之要想解决目前的中国的军阀问题，只有饿的一个字。
    饿哟！饿哟！伟矣哉饿哟！俄国的革命自然是列宁弄成功的，但也有你老先生的功劳呢！你老先生也把我赶出安乐窝来了。
    上面馆去吃了两碗面，看见街上卖的石膏豆腐花（豆腐酪），不免又垂涎起来。自从一九一三年出省以后，这东西已经有十一年没有吃过了。
    雪嫩的豆腐酪，红得透明的辣椒油，金黄色的虾米，翡翠般的青葱，加上——童年的记忆，这是多么可口的滋味哟！站着便吃，一碗，一碗，又一碗……我们一共吃了五碗。付起账来仅仅一百文钱，我不禁惊愕了一下。但想起童年的情况，已经贵了许多了。
    轮船要十点半钟才开。我们把船票都买好了，但离开船还有一个钟头。我们就乐得在运河边上走来走去地看看江南风物。
    昏昏的运河上面，浮着无数的小航船。船上有种着花的，种着菜的，养着鸡的，养着狗的。这种纯粹地以水上为家的生涯，我在四川是从不曾见过。我在日本时，看到日本人惊奇地介绍，我也惊奇了。我以为不会有这样的事情，但现在是呈在眼前了。
    流浪人！真的要这种人才可以算得是流浪人罢？他们没有一定的故乡，没有一定的驻足处，在水上流来流去，那儿黑了便在那儿睡，那儿病了便在那儿死。他们是纯粹的动物性的，没有带丝毫的植物性。他们羡不羡慕那岸上的杨柳哟，那岸上的杨柳又羡不羡慕他们的生活哟？——不对，我的无聊的诗兴又要发作了。
    水是浑浊得不堪，人是纯粹的动物，杨柳是枯槁了的。一篓一篓的黑煤炭压在两人的肩上飞也似的走，飞也似的走……
    C指着一个年轻的——怕只十四岁光景——担煤的人对我说：“这个人的面孔很清秀，很像我的一位表弟。我的表弟，家里很有钱，现在在中学校读书，每天每天都是由包车送去，包车接回，但这位小朋友却在这儿担炭！”
    C说时觉得很有一番感慨的样子，其实他担炭也还不那么担得起呢。担炭的有五六对人，我们数着，别人要担三次后，他才能来回得一次。我们已经很诧异了。到后来才知道他担一次要息一次，中间一次是和一位老人对掉的。老人不消说也是担一次息一次了。
    十四岁的童子和六十岁的老人，在运河边上大汗淋漓地担着煤要饭吃！——诗人！你面皮比城墙还厚的诗人，你的饭吃饱了，你立在那儿要做诗么？
    自己很想把刚才吃下去的两碗面和几碗豆腐酪一并用手挖出来了。……
    “轮船究竟在什么地方呢？”
    “这不就是轮船吗？”
    “唉？！”
    我上了轮船还在问轮船。原来从无锡到宜兴才是不经过太湖的，我们所乘的“轮船”仅仅是在运河中通行的一对划子。这种划子，假使不是下江人，恐怕谁也不会有“轮船”的观念罢？一只有蒸气机的在前面拖着，拖着后面的一只坐船。坐船上面也有房舱，也有客舱，也有大餐间，更还有一种很特别的坐位叫做烟篷。我起初听说烟篷在船顶上，而且价钱最便宜，便主张买了烟篷票。但谁知走上船来一看，所谓烟篷是坐在船篷上几乎连腰不能伸的一种坐位，头上还顶着一道布篷。像这样的第四阶级实在不敢领教了。于是又才改了房舱。房舱比大餐间还要贵。原来房舱是在船的两侧的，相对的两个木板铺位上只能坐四个人，靠着后壁有一个小小的长台，四只脚是放在两边铺上的。所谓大餐间便在房舱后面，是两个房舱打通了的一个大间，里面铺位多，可以多坐几个人，所以大餐间反比房舱还要便宜了。所谓客舱呢，是在房舱前头的一个通间，比大餐间的坐位更多，所以价钱更便宜了。
    我们把烟篷票退了，改坐在元号的房舱里面，我们在这船上算是做了一次元首了。不过这船上的元首实在比中华民国的元首还要不好做。五尺立方的一个房间，立的时候不能抬头，睡的时候又只是两张木板。一个门道只有三尺高，从这门进去还要下几段阶段。这与其说是房间，宁可说是崖洞呢。从这崖洞望出去。所能望见的不过是些衰败的草岸。水是浑得不像样子的，轮船走过时所卷起的潮浪把水里藏着的一些瓦砾的遗尸卷上岸头，又跌落下去。门外的过道还没有一尺宽的光景，烟篷上的先生们时而把两只火腿吊下来，把下衣一揭开，便立在门下小解。很有些明哲保身的，深怕跌下水去，连把一只脚踏在船边上也都不敢，小心翼翼地把背弓着紧紧靠着船壁，然后洒起杨枝露来。露水刚好洒在船边上，从舱口溅进舱来可以溅在你的脸上。但你把他有什么办法呢？不怕你不便的就哇啦你的不便，但是他便的也应该图他自便。你有什么办法呢？——我在这儿要谈几句正经话了，我们中国人广行方便的程度，实在有些出人意想之外的。吃的水道下面便是粪坑，睡的枕头旁边便是马桶，东方人的超然物外的精神，真正是超之乎其所不超了！譬如就在这小小的鸭子船上罢，既是大餐间也有，为什么不安放一个尿缸，或者凿一个行云流水的圆洞呢？男的先生们怕得连船边都不敢踏，懒得连向船尾去的几步路都不敢走，他们实在是大便而特便。但是女的娘娘们却怎样呢？我恐怕就有些不便了罢？她们因为有这点不便，或者会至于一天两天也得不便。啊啊，“苦矣”，蹐跼在烟篷的先生们的屁股底下，在脑筋里来来往往的都是这些事，连自己都不好意思再写下去了。有伤风化，有伤风化，再写文雅一点罢！
    “这船怎走得这样慢呀？到宜兴去究竟要几个钟头？”
    “足足要九个钟头。”
    “啊呀，不得了，不得了！”
    “要走一百四五十里路呢。”
    “啊呀，不得了！不得了！怪不得连动也不见动的一样。”
    “已经要比那些木船快得多了。”
    “你念过李太白的诗没有？‘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
    “但我也读过，‘三朝上黄牛，三暮行太迟，三朝又三暮，不觉鬓成丝’呢。”
    “啊，那是上水船呢，那正形容得四川的下水是很急的。要是下水船，在我们四川的确有一日千里之势。我最初出省的时候从我家乡的乐山县城坐船到重庆，只有三天多点的光景便到了。走旱路是要走十天的。那是大水天，船走起来真是痛快，只见两岸的山和两岸的树在左旋右转着倒退。最有趣味的是船到宜宾的时候，在那儿的城墙东面，金沙江的水从西南流来，跟岷江相汇。岷江的水是青的，金沙江的水是红的。金沙江红得就和鲜血一样，浩浩荡荡地流来，一和岷江相汇，便刀斩斧断地当下消灭了。河面立地浩大起来，岷江的青水浮在上面，金沙江的红水都藏在下面去了。但是青红两水在水面下的激动是难以形容的。水面上才看见是一汪青水，但不一刻便涌出血红的花朵来了，真像在开花的一样，在开千叶牡丹。有声有色地开着，滑啦，滑啦，火火火火火，花花花花花，有声有色地开着，开着。在浩大的河面上起初只开出三五朵，渐渐开大起来，渐渐开多起来，一列一列地，一列一列地增加起来，增加起来。青的水面渐渐要被花开满了，花开满了，花花花花花花……一河都是血花。河风又非常浩大，血河里的漩涡单是直径便有四五尺的光景。我乘的是一只小船，载子又没有十分载平稳，被风横腰一吹，骨噜噜地便落在漩涡里打了一个旋转。刚好出了漩涡，又被风横腰一吹，又骨噜噜地落在别一个漩涡里，又打一个旋转。那种凄怆的状态，煞是怕人！在那儿的岸上，又独于是没有草木的、赤裸的山崖，呈着惨红的肉色，就好像人把皮肤剥了一样。我平生遇过不少的怪事情，都没有那时候的心绪凄惶悲壮呢。这儿的水那里会说得上来哟！”
    我大吹而特吹地吹，把C好像骇倒了。他只是圆睁了好几次眼睛。但我在这儿要稍微打一点折扣，这个光景是我十三年前的回忆了，初从乡里出来的人还没有见过世面，因为惊惶过甚，或者有形容失实的地方。总之至少七成总还是有的罢？再要讲价我就不干了。
    “已经几点钟了呀？”
    “快三点钟了。”
    “四，五，六，七，还有四点多钟；怎么办呢？一本书也没有带来”
    “写罢。”
    “写什么呢，”
    “写小说罢！”
    “晤，写写小说。小说是要好写些，一写就跟泻肚子一样，滔滔不尽地源源而来。（又来了！但是有什么办法，我们的头上顶着的是别人家的屁股呢！）”
    “那就写罢！”
    “写呀！写呀！”
    “昨天在往沪宁车站的电车里面。
    “有两位年轻的姑娘和一位白胖白胖的中年妇人（怕是她们的妈妈）坐在我的旁边。
    “电车是满了员的。
    “车过大马路的时候，有位很颓丧的中年男子搭上车来，一挤便挤在年长一点的（有十六七岁光景）姑娘面前站着。
    “这位中年男子把头一埋便擤起鼻涕来。不幸，或者是他的大幸，他的鼻涕飞溅到姑娘的衣裳上去了。青绸羊皮袄的脚边上带了一珠，中年男子赶快把手绢拿出来替她揩了。姑娘又把左脚翘起来，绿色的绒线鞋子上又有一珠。中年男子又赶快把一只手去接着她的脚，又用手绢去替她揩了。揩了之后，——啊，完全出人意外！这位中年男子把那张乌黑的手绢立地拿到自己的鼻子下面去了！
    “啊，他到底是在揩自己的鼻涕，还是在闻那姑娘脚上的香气呢？
    “他到底是通常不爱干净的人，还是有点变态性欲的所谓近代文士呢？——
    “我这个疑问无法解决，我只看见那白胖白胖的中年妇人白了中年男子两眼。”
    我把那个靠壁的小写字台，取来放在铺位上，拿出我在日本学了十几年的席地而坐的功夫，便在铺位上盘坐起来写了这一篇，——什么呢——不成**的短品。我做文章的惯病是先做好文章再安题的，我做好了，回头在前面写了“一个疑问”。
    当我在写的时候，我看C也在写。他是躺在铺位上，用铅笔在日记簿上写着的。
    两人都没有话说，再写罢！
    “朋友们在‘消闲别墅’吃夜饭。
    “席终我去小解的时候，只能容一个人的便房里面，已经有一个人先在了。我只得在门外候缺。先来的人还没有出来的时候，匆匆忙忙地走来了一个人，他不管我是在门外等什么，一手把我拦开，便一手把门柄握着了。我只得又在门外候缺。
    “接着又来了一个人，又用同样的态度把我拦开了。这样接连地换了五个人，我看见又有一位穿西装的先生匆匆忙忙地跑来了。哦呀，不得了，我这回不能再讲无抵抗主义了！西装先生一来，我便先挡着他。
    “我说里面已经有人，我在这里已经等了半天了。
    “不知道他是聋子呢还是不懂我的话，他把我一手拦开，不等里面的人出来，便先跑进去等候着了。
    “我不禁冒了火，在门外便大声地责骂：
    “你们太不讲公德！别人在门外等了半天，你们只图自己的方便！
    “这位西装先生却很有点娄师德的精神，不怕我在外面就如何的骂，他只悠悠然洒着他的尿，一点也不作声。
    “他出门来了，我的气还没有平，我还骂了他几句。
    “但这位西装娄师德不唯没有作声，竟连头也不抬，匆匆忙忙地又跑了。
    “我自己倒惭愧了起来。
    “我觉得我这人真是野蛮，一开口就要把人得罪。
    “嗳，像我这样动辄得罪人的人，无怪乎在我们的礼让之邦，要连一个洒尿的机会也得不到了！”
    又写了一篇。这安什么题呢？雅致一点的是“如厕”，粗鲁一点呢是“没有洒尿的机会”。不过这样一来便会把人骇倒了。有人说屎尿等字是不可以入文的。这也是我们中国人的一种特性，他们在青天白日之下拉是可以拉，但你在文章上写却不准你写的。为什么呢？是尊敬屎和尿吗？是和怕犯圣讳一样，犯父讳一样，不敢犯它吗？不管！不管！现在连丘二先生也都拉到了粪坑里了！直捷了当些罢，就写“没有洒尿的机会”。
    我把题写好了，回头去看C时，他倒在梦见丘二了。他靠在壁上，把拿着铅笔和日记簿的两手叉在胸上，已经颓然地睡去了。他的口是张着的，脸色有几分灰青，我不禁惹起了几分伤感的情趣。
    啊，C君哟，你也未免太可怜了！你本是学农的，犯不着要来做什么文人，在中国的现代要做文人，是等于自杀呢！
    我想起他这一年来的失业，他在虹口小菜场上替别人做过几个月的店阿大，后来又去为教会的先生们整理过几个月的圣经。在江浙未开火以前他本是要往奉天去就一处农场的职务的，但不幸江浙开起战来，接着奉直也开起战来，于是他的行期就和中国的统一一样，无期延期了。他要侍奉母亲，要扶助两个妹子，而他却也和我一样在上海市上做了一个无业的流氓。啊，他这半年来恐怕也有些倦于营生了罢……
    啊，太无聊了！太无聊了！还是写！还是写！
    “在上海能够起早的人，总会有这样的经验罢？
    “无论在那处的十字街头，只要过往的人多的地方，在一个街角上总有一个卖饭团的人。赭红色的深桶盛着一桶热饭，只要你把铜板给他，他便捏个饭团给你。你如果喜欢吃油条，也可以叫他把油条夹在饭团的心子里。
    “在这卖饭团者的旁边，必定还有一个卖臭油豆腐的人。一个铜板两个，他替你盛在碗里，用剪刀剪碎，加上羹汁，再加上佐料。这便是你吃饭团的人的清羹。
    “自己的铜板只可以够买饭团的人，买了一个饭团，便捧着一面啃一面走开了。
    “有的铜板还有些剩余时，便要围到这油豆腐担上来，吃得非常起劲。
    “油豆腐担上大抵还放着一大碗猪皮，煮熟了的。这更是一种盛菜了。
    “买了饭团，买了油豆腐，还要想吃点荤菜的人，便要来吃点猪皮子了。
    “我刚从日本回家的第三天，那时我还住在二马路的一家旅馆里面。清早我一个人出去想买点吃的东西，我在石路和四马路交叉的地方，在一只街角上便看见了这两种摊贩。
    “有一位穿得很褴褛的男子走来，他是黄包车夫，或者工人，我不知道。
    “他走到油豆腐担上来，在一碗猪皮子里面，挑选又挑选地选了三点猪皮。
    “他问卖油豆腐的人：‘格个几滴盐呀（这个几个钱）？’
    “‘四个铜板。’
    “‘四个铜板？吃弗起！吃弗起！’
    “‘吃不起就拉倒！’
    “卖油豆腐的人忙着去应酬别的主顾，说的时候连头也没有抬起来。
    “想吃猪皮的人，把三点猪皮子睁着眼睛看了好几眼，咬紧牙关吞了好几次口水，又才没精打采地走了。
    “这儿有一个教训：
    “世界上有吃猪肉而不吃猪皮的人，也有想吃猪皮连四个铜板也拿不出的人！”
    我这笔就好像上了肥料的大葱一样，只是冲呀，冲呀，不管它好好歹歹总已经又写了一篇《四个铜板》。我素来是文思很迟钝的人，今天是怎么搅起的呢？是谈屎谈尿的太谈多了，真的上了肥料吗？还要想写呢。我昨天清晨想写的东西因为事忙还没有写出来，索性在此一道写出罢！以后怕没有时候，以后怕会忘记了。
    我这回先写了一个题是“两种人情的滋味”。
    “我这回回上海来没有用娘姨了。
    “我不用娘姨的原故，并不是在讲什么人道，也不是在讲什么经济。我固然是没有多少钱，但要在上海用人觉得比不用人还要不方便。
    “有一位朋友对我说过，上海的娘姨叫‘三珠’。
    “我不知道怎么叫做‘三珠’。
    “他说：她们初来试用的三天是‘滚盘珠’，见事就做，异常勤快。三天做满了之后把契约一定好了，便成为‘算盘珠’了，你要拨一下，才肯动。再住久一些便要成为‘定盘珠’，你就拨也拨不动了。
    “这三珠的经验我去年在上海住过一年，是已经领略过的。不过我的经验还有超出这三珠以外的。她们不肯作事情我觉得还不要紧，最令人伤心的是：你待得她们愈好，她们愈见不好起来。盗窃、轧姘头、引狼入室，无所不为。这岂不是最令人伤心的吗？
    “出了钱去买伤心事，我何必做这样的傻子呢？所以我这回回来便想暂且不用娘姨了。内事由我女人料理，外事便归我自己听差。
    “昨天清早我往八仙桥去买小菜，我左手拿着一个菜篮，右手拿着一张包单。
    “我身上穿的是在日本穿过十二年的一套学生装，外面套了一件破大衣，我的一顶棕黄色的骆驼绒鸟打帽也是一九一四年在东京买的。
    “小菜平常是隔两天买一次的。这回因为要到宜兴，不得不多买一些。
    “我买了两斤猪肉、一匹腌鱼、一棵白菜、两斤白糖，便放在小小的菜篮里。
    “我又在一位很慈和的老妈妈面前买了一些塌菇菜、菜苔、芹菜、豌豆苗。买了一大堆，我便请她替我包在包单里。
    “她一面包一面向我问道：大师傅，你在啥地方烧饭呀。
    “我说：我在环龙路烧饭。
    “——你以后要买只大来些个篮，用包袱包会把菜搁坏个。她很亲切地教了我一番。
    “我说：好的，我随后要买。
    “她把菜包好了，递给我的手里，她还说了一句：好，你明天再来呀。
    “我也很自然地答应了一声：好，我明天再来。
    “她和我只这样平平淡淡地谈了几句话，但我很感谢她，我觉得她在关心我。她的对于我的一点关心，我觉得是真正的人情的滋味。”
    我写到这里，天色已渐渐暗下来了，一位茶房拿了一盏小洋灯下来，放在一只屋角上。这盏洋灯是和邻接的房舱通用的。昏黄的灯光照在室里反觉得更加黑暗。我不想再写了。C也已经醒来，我把我写的东西送给他看，我希望有些地方可以惹他发笑，但他很严肃地看了一遍，连一笑也没有笑。我觉得我自己是失败了。他把不全的《两种人情的滋味》读了之后，觉得也像玩味了一下子，他又问我：
    ——你这才有一种呢，还有一种呢？
    ——还有一种是我把小菜买好之后走到街上去叫黄色车。我叫着一只黄包车问他多少钱？他说要四只角子。平常由八仙桥坐回环龙路是只要八九个铜板的，四只角子照现在的时价算起来该合六十四个铜板了。我哑哑唔唔地说了他一声。他回问我要几个铜板？我说八个。他一减价便跌到十个铜板上来。我更还他九个。在我们正在讲价的时候，另外又有一只黄包车飞也似的跑来了。“啥地方呀？啥地方呀？”他不住地只是问。我说是环龙路。“环龙路十个铜板侬还弗要阁啊！”他抢白了我一句，白视了我两眼，又飞也似的拉着车子跑了。所谓还有一种人情的滋味，便是这一种了。我觉得这位黄包车夫也是在关心我，但他对于我的这种关心，几乎使我流出了眼泪。
    ——你还是把它继续写下去罢。
    ——不想再写了。
    ——你近来很写了些这一类的东西，我觉得很喜欢。
    ——这类东西我以后想多写一点。我从前的态度是昂头天外的，对于眼前的一切都只有一种拒绝。我以后要改变了，我要把头埋到水平线下，多过活些受难的生活，多领略些受难的人生。我在这里虽然开不出什么美的好花来，但如路旁的杂草那样，总可以迸发几株罢？遇着别有会心的周茂叔，他是不会芟夷它的呢。
    ——你这个态度我很赞成。前几月我在勘校圣经的时候，我看见耶稣有一句话：“你要把灯光点在斗上，不要点在斗的下面。”他这句话，我看我们中国人无论是耶稣教徒与非耶稣教徒，都是实地奉行着的。我们中国人，凡为有点光的，谁个不把来点在斗上呢？所以斗下的生活便愈见黑暗了。我想做一篇小说，取名《斗下的灯光》。
    ——唔，好个有意义的题名，单是这五个字已经是杰作了。
    《斗下的灯光》的内容是什么，C倒还没有说出。在狭隘的斗室中，在昏黄的灯光下，他对我却另外说出了一段很有趣的故事来。
    ——那是一九二三年的上春，我也正尝着失业的痛苦的时候，在家里闷着怎么也受不过，便向母亲讨了六块钱来，瞒着她说往苏州去散心。我到了苏州便去买了些杂货，如像假金戒指、洋线、花针之类。我另外又买了一套短衫，便装扮成一个行商，到太湖的东洞庭山去。我在山上住了将近一个月，那儿的生活是十分朴素的。那儿有未经跋涉的荒山，有十分雄浑的自然。我靠着卖杂货为生，白昼便往四山去跋涉，晚来便宿在一家旅店里。旅店的主人只是一位中年妇人和一位十八九岁的少女。最有趣味的还有一位张三。这张三是崇明岛的人，他原是布商，他家里是有妻室的。他在三年前到洞庭山上来卖布，便寄宿在这家旅店里。不久之间他对这旅店的女儿发生了恋爱，他布也不卖了，家也不顾了，每日只是呆在旅店里，承望那女儿的颜色。他在店里住久了，馆账一天一天地堆积起来，把他所有的布都押给老板娘子去了，他还是不想回去。后来他竟替那旅店打起杂来。做什么事情都是张三。挑水是张三，斫柴是张三，烧火是张三，煮饭是张三，挑粪是张三，种土是张三，养猪是张三，割草也是张三。做什么事情都是张三。张三说；他只要在那女儿面前，无论做什么事情他都快活。但可怜那女儿却不爱他。我在要下山的时候听说那女儿要嫁人了，我还剩下两个假金戒指，我一并送给她去了。
    ——她怕反而在爱你罢？
    我这么问了一声，但C只是笑了一下。他的六块钱的本钱，就在洞庭山上生活了几个礼拜之后，说是回到家里时还剩下了两块。这两块钱他便拿来买了一些新文学的书，其中一本是《茵梦湖》。他爱《茵梦湖》几乎成了一种怪癖了，从出版买起，一直买到现在，版版都有。他就是从那回游过洞庭山之后，才突然嗜好起文学来。他的《烦恼之网》和其他的作品都是在那回以后才动手写的。
    他的这番话引起了我的兴趣，我把一天的厌烦都丢到脑后去了。我劝他立刻把那回的事情写出来，他也满高兴地答应了。我很希望在我们中国的新文学中会有一部杰作出现呢！
    啊，随处都是绝好的文章的资料！我们中国乡间僻境的国民生活的自然风光，尤其是未经开辟的宝藏。我们中国的新兴的文艺家哟！你们为什么定要想跑到巴黎，跑到德意志，为什么定要龟藏在你自己的生活里，做些虚伪的表现呢？
    宜兴到了，我们这次旅行的目的地点到了。
    黑暗，路烂，臭不可堪，这是宜兴给我的第一印象。
    下船的地方听说是东门的轮船码头，黑暗中被C引我走过一条狭巷，路是看不见的，皮鞋的下面只觉得滑烂难行。路的两边怕一定有茅房罢？弥天的奇臭哟！
    昏昏茫茫地跟着走进城，走进了一家旅店。刚进房门时还有人在床上抽大烟，邻室又有两台马将。我真是有好几分不高兴了。听说烟、赌、酒是宜兴的三害，想来倒不止宜兴是这样罢？
    但是哟，那管得这些闲事情！只要有松菌和黄雀吃就好了。——读者诸君，你们怕已忘记了罢？连我自己几乎都忘记了。我们到宜兴来是要调查江浙战事的遗迹，兼带着吃松菌和黄雀的使命的。黄雀是什么我不知道，松菌我在日本吃过，但是日本的松菌，植物学家说是日本的特产，怎么在我们中国的宜兴也有松菌呢？这是偶尔的同名，还是根本是同类呢？这个问题使我在想吃之外添了一种好奇心。于是乎我们刚好看定了房间，便回头走到一家面馆里去，想吃松菌和黄雀。
    面馆门前杀了不少的鸭子，很肥很白的挂着。有两个人围着一个大木盆，盛着热水，很热心地在水里撬鸭子的毛。
    C走进店时开首便问有黄雀没有。
    店里人答应说时节已经过了。
    又问松菌。松菌也没有了。——啊！失掉了一大半的希望！这松菌假如和日本的是一样，在植物学上不也是小小的一个发现吗？
    我们只得叫了两碗面，又叫了两碗蒸鸭的“浇头”——原来宜兴人吃面，无论是鱼是肉都是不放在面里的，另外用小碗盛着，叫着“浇头”。蒸鸭的滋味还不错。我们一面吃着，一面闲谈。我对于松菌总有迷恋难舍的关怀，便先问C究竟是什么形状。C说得很模糊，好像和日本的松菌终是两样。——不管是一样也好，是两样也好，我把这个小小的问题寄放在这儿，以后如有到过日本的人又到宜兴来，遇着有松菌吃的时候，在浅斟细嚼之余，请把这个问题来吟味一下罢。说不定还有一位“理学博士”的徽号在等着你呢！
    宜兴的吃食店真是多，每十家街店怕有八家是卖食物的，最多的尤其是鸭肉面馆。
    ——宜兴人是很爱吃的吗？我问着C。
    C在未答应我之前，便先叹息起来了。
    ——嗳，我虽然是宜兴人，但是我对于宜兴人实在是再憎恨没有的。宜兴人还是“人”吗？他们清早起来没有一个钱的事情可做，抱着一个茶壶便上茶楼。在茶楼上当了半天的神仙，接着去上馆子了。酒、面、鸡、鸭，吃得不亦乐乎。我们宜兴人是定要吃早酒的，全城的人吃蒸鸭每天要吃好几百头。吃了又怎么样呢？上私娼家里去打马将，或者打叶子牌。打了又吃，吃到夜深了，高兴的时候在一二点钟时回家；不高兴的时候便睡在私娼家里。这样便是宜兴人的一天！明天起来又是照样的一遍！嗳！
    ——这是有钱人的生活，没钱总不会是这样罢？
    ——仅仅是程度的差异罢了！
    ——年轻的呢？
    ——嗳，更难说！宜兴人是不讲究读书的。顶好的把中学一弄毕业了，便回家去当少爷。少爷跟着老爷学，抱茶壶，上茶楼，进酒店，嫖私娼，打马将，抽大烟，……这便是少爷的“大学课程”。当不起少爷的呢便当“揪脚。唉，真丑！真丑！
    ——什么叫“揪脚”？
    ——这是我们宜兴话。我们宜兴人说拉是揪。这种“揪脚”是打不起牌，站在旁边抱膀子的，打牌的人打罢随便赏他点子钱，他也满高兴地又拿去吃喝。这便是我们宜兴人的“揪脚”，我看真是“丑脚”呢！
    C说得意外的愤慨，我也很受了意外的感触。宜兴人的精神像这样无形地消颓下去，不比五百倍杨春普的兵和白宝山的兵的骚扰还要厉害吗？
    这儿明明预告着一个剧烈的阶级战争。宜兴人这么好吃，他们的吃食是从什么地方取来的呢？宜兴人又这么懒惰，他们的吃食是用什么方法取来的呢？聪明的读者哟，你们可以知道了。一个阶级吃一个阶级。有一个吃的阶级，同时便有一个被吃的阶级。田地里劳苦着的农民，一天一天地被城里的坐食阶级吃食，他们的血汗熬尽了，剩着的枯骨也还要熬出油来，滋润老爷、揪脚们的肠胃呢！这样明白的一个惨祸，最奇怪是有许多睁眼瞎子的学者（？）竟忍心说中国没有阶级，中国没有地主和农奴的区分。这是怎样瞎说八道的混账话哟！我是四川人，我们四川便明明有农奴和地主，一般自作的小农，是绝少绝少的。这回我到江南的乡下来跑了一趟，我也增了不少的见闻了。江南人收租我们且把苏州人来做标本罢。大地主收租先挂出一道牌出来，报告什么时候开仓，什么时候截止。其实他们开仓，也并不是收米谷，却要收钱。时候截止了，乡里人拿不出钱来，不仅要吃到大利盘剥，还要吃痛苦的肉刑。所以乡里人没法，在开仓之前，无论价钱好歹只赶着把自己收的米各粜卖。在这时候收买米谷的人是些什么人呢？不消说是地方上的地主了。他们用便宜的价钱把谷米买来，用高贵的价钱收纳租税，又用高贵的价钱把米谷卖给农人们。就这样有钱的地主层层地剥削乡人，乡人遇着年岁饥荒时，有薄产的只好把自己的薄产拍卖，没有的只好卖自己的女儿——在上海滩上当野鸡的，当娼技的，在江南地方各大绅士家里当丫头，当小妾的，你们知道，究竟是什么地方来的人呀？乡下人一年劳苦到头，挥尽了血汗还不能糊口，只好卖田、卖地、卖女儿！江南地方的农村一天一天地颓败下去的原因，诸君可以知道了罢？地主们把农民的血汗钱榨取去，但他们除吃除喝之外不做一些儿生产事业，——在外人的经济压迫之下，除吃除喝之外，实在也没有生产事业给你做。江南的各处城市，都带着颓废的灰色的情调，其原因，诸君可以知道了罢？唉，像这样的形势，不仅是限于江南，我恐怕我们全中国都是一样罢？泱泱中国一天一天地沉落向一个无底的深渊，唉，我们什么时候才能站起来呢？
    两个人在面馆里吃了一些面，又只得退回旅馆里去了。
    C虽然是宜兴人，但他十三岁时随着他母亲、妹妹到了上海，他的故乡便少有来的时候了。这回的战地都在乡下，他也和我一样全不熟悉地方上的情形，我们在当晚只得在城里访了几位他幼年时代的同学。到乡下的路程怎么走法，我们只好征求他们的意见了。
    原来这回的战线，苏军方面在上海是取攻势，宜兴是取守势。宜兴在太湖的西岸，北接常州。由沪宁铁道直通江宁，南与浙江长兴县接境。浙江欲窥南京，此路最为捷径。浙军第二路的陈乐山便担任这一路的进攻，苏军方面由杨春普、傅象泰、白宝山、陈调元等在此防守。所谓战线便是宜兴东南的蜀山、兰右、凰川、悬脚岭、甘三湾、张渚一带了。
    当晚蒙到下榻处来商酌的有C君的父亲和他的同学H先生。C君的父亲主张坐船，叫我们先坐船到蜀山，在此过夜。第二天又坐船到兰右，到了兰右便舍舟登岸，踏查悬脚岭、廿三湾等地。最后到张渚，由张渚可以坐般再回宜兴。路程便这样定妥了，所花的日期怕要四天。热心的H先生便允许陪我们到半途，作我们的向导，我们当然是不胜感激的了。
    一天半的车船把人弄得都有些疲倦，邻室的马将不知打到了几时，我们早已一枕黑鼾，随着中华大陆消沉下去了。
    第三天
    清晨我们到素面馆里又去吃了两碗素面。在刚进馆子的时候，堂官开口问我们的不是“要不要酒”，是“要什么酒”。这可见早晨进馆子的人是一定要喝酒的了。在要出馆子的时候，看见两位乡下人进来，两位都没有剪发，一位挽着一个髻子在头上，一位是吊条发辫在背心。他们手里一人拿了一个马口铁的炼乳筒，是自己打好了烧酒拿来的。这么早怕还没有到七点钟罢？空着肚子进城，便要灌那一大筒酒精！啊！这是多么沉痛的现象哟！他们是享乐呢？还是想借酒精的力量来麻醉受榨取的苦痛呢？
    时间不早，C引着我在城里看了一会，看了周处斩蛟处的长桥，又看了C往时的旧家。有些人家的敞厅上正堆着无数的新谷，这时候正是收租的时候了。刚才喝早酒的那两位农人，怕是才送租谷进城来的罢？宜兴人收租不收钱，这比苏州人好得一点。
    江南人的房屋和四川有大不相同的地方，便是多用砖土，少用木材。这在四川是恰恰相反。这怕是江南地方少山的原故罢？纯粹的砖屋，又小又黑暗，在我看来怎么也像是坟墓一样。
    C在一些“坟墓”当中把我引上了城墙，这江南地方的城墙也没有壮美的观感。四川的城墙大抵是用红石砌成的，决不像这江南地方的一些灰色砖块的颓垣。城墙上的砖块已经被人剥削了好几层，城墙也平了。C说：“都是有势力的绅士们偷去砌房子去了”。唉，也好，也好，城墙纵横是没用的东西，这些绅士们是很能利用废物呢！
    立在城墙上远望，一片昏茫的湖水现在眼前。湖水受着背面朝日的光线，微微带着红色。C告诉我是“西氿”。（这个“氿”宇的发音是“求”，我带着的一张地图上误作“仇”字去了。）听说是九条小河汇成的所以叫做“氿”，城东的是“东氿”，城西的是“西氿”，中间贯穿着一道荆溪。湖的彼岸远远现出一带山脉，是铜官山脉。
    城墙上有两座新修的中西合璧的建筑，一座叫做“建设楼”，一座叫做“五凤楼”，看这些楼的命名已经可以晓得宜兴绅士肚子里的风雅了。
    在城墙上走着，C一面指示景物，一面诉说了些幼年的记忆。他说他幼年时分，城墙下都是些灌木草丛，是他们探险的地点。他们攀着藤蔓可以从城头爬下去，在草木丛中摘取种种的花果。这些草木现在都剃平了，C很是感叹不置。但这感叹和回忆，是属于他一个人的，我不能分享。在我看来，剃平了也未始没有风味，不过剃平之后只剩着一片荒凉的瓦砾场，这是未免太杀风景了。
    从建设楼出城，渡过一道红色的木桥，在桥梁上题着“红桥”二字。C说这道桥本有一段掌故，是明朝一位姓周的什么人修的。在从前是不敢拆墙的，这位姓周的从自己家里修出一道桥来，越过城墙，一直达到城外，桥的古名本是“虹桥”，后来毁了。这座红木桥是新近修的。
    这个真是有趣的逸闻，这“虹桥”偏要改成“红桥”，不怕赤化！
    渡过红桥便是西氿的堤岸，满堤都是瓦砾。瓦砾堆上有些萧条的垂杨。湖畔和濠水中有些枯败的芦草。
    渡红桥不远有一座临水的粗俗不堪的小亭，看来是未满一年的新筑，但是楼板已经破落了好几面，楼梯也断折了好几段了，遍地也都是瓦砾。
    ——这儿打过仗吗？新房子就成了这样！
    ——啊，那里！还有好看的在后面呢！我们宜兴的绅士就是这个样子。他们没法弄钱，只好编出些调门来兴土伐木，他们好从中取利。他们的目的那在什么建设上呢？修的时候本来是种骗局，修好了又没有人看管，当然会搅成这样的了！
    我们在这儿发现了一个新名词便叫着“新的古迹”。时代变了，目前的人大都以为新的总比旧的好。城墙虽然是古迹，但在宜兴人看来怕也是嫌它旧了，所以要拆毁它，要重新修些新的建筑。但是新的建筑如不破败时又不成其为古迹，所以要它破败。嗟乎，宜兴绅士们的苦心乎！什么都是有美处存在的，怕这些新的古迹正是近代艺术家所讴歌的“颓废美”罢？
    在西化上望了一回，又从五凤楼折进城，先去参观了一座两层楼的建筑。建筑还没有完工，但是木材已经旧了，各垛的窗扇都已零碎，纵横错乱地钉着些蔑片和草席。楼板也空了好几处，有几处连横梁都坠了。几只瓦雀从砖壁上的横梁洞里悠悠然地飞进飞出。阶沿依然还是建筑当时的土面，连泥土也还没有面平呢。转到正面去，高大的门楣上挂着一道招牌，是黄炎培写的“通俗教育馆”五个字。唔，有了这样一道招牌，已经够了！通俗教育算是表彰够了的，你还要什么呢！门前一位很褴褛的老太婆在洗尿布，旁边一个孩子坐在地上咬一个骨头，墙上有白墨写的字，例如毛字旁边一个非字，毛字旁边一个求字之类——唔，唔，这是通到不可再通，俗到不可再俗的了！走进馆去，有几个水缸，两个席地的铺面，一位中年的女丐在一只角上烧着早饭。唔，唔，这是多么勤苦呀！这位宜兴通俗教育馆的女馆长！
    嗳，嗳，我的眼泪快要流出来了。中国的局面，什么事情都是糟到十二万分，这是无可讳言的。但就我见闻所及，恐怕再没有比这座通俗教育馆糟得更厉害的罢？这儿并没有打过仗，也没有驻过兵，但在初到这儿来调查兵灾的人，如果没有人为他说明内幕，谁不会连连地骂几声“丘八”呢！丘八，丘八，丘八，我们中国人这两年来万口同声地都痛骂丘八，其实比丘八还厉害的，还有一些丘二、丘三、丘九、丘十呢！中国的事情要搞好，我想还要请丘八来才行！杀！杀！杀！杀！要杀得一个血海横流，我们中国或许还有些儿补救。
    把通俗教育馆参观了。C又引我去参观“图书馆”。招牌是蔡元培写的。外观算还整饬得一些，但是大门是严闭着的，掩着的窗门上还加了木条钉紧了。我觉得蔡元培先生好像写了一个别字；这不是“图书馆”，的确是“图书棺”呢！
    在这座“棺材”近旁有一座“法藏寺”，C说是他幼时读过书的地方。我们走进去，看见大殿门口坐着一个和尚，把上半身脱得精光的，在太阳光里扪虱。我看他这个态度，正想赞美他几声超然，但这位老秃头，一看见我们便手足失措地连忙把衣裳穿好起来，跨进门阶去便连连撞起钟来了。啊，超度众生！超度众生！我实在想连叫几声佛法来救救我的性命了！
    大殿后面依然还有蒙学存在。正是上第一点钟课的时候，一群小学生站在讲堂外边，由一人呼号令整队就坐。接着走出先生来，头上戴着一顶很尖的小帽，青洋缎马褂，竹布长衫，寡白无表情的面孔就和蜡做的人物一样。先生走上教台，只听见“立！”“敬礼！”“坐！”的几声之后，便点了一趟名，先生开讲起来了——
    “为什么要少吃东西。”
    先生在黑板上写了这八个字，又拖长声念了一遍。
    他的讲义真有趣，我几乎逐字逐句都记得，我现在把它记录下了。
    “为什么呢——是何故也……要呢——是应当也……少呢——是不多也……吃东西呢——是用饮食也……为什么要少吃东西呢——是何故不应当多用饮食也。”
    他逐字讲解了，又来串讲一遍。但我怕他最后的一个“也”字是“耶欤乎哉”的错误罢。——中国文字的好处是写在纸上便认得清爽，不然这“耶欲乎哉”的四个字，假使是从我口里听出来，会听成“噫！愚乎哉”了。这岂不是唐突了大贤？
    回到旅馆的时候已经有不少的人在等候我们。H先生、Z先生，其余还有几位。Z先生是北京朝阳大学的学生，因为江浙战起，暑假归家便没有北上。他也答应和我们同行，并且要陪我们到张渚。新的究竟比旧的好些，这些青年的气象却又不同。
    在吃中饭的时候有位蜀山的绅士P先生和湖的绅士L先生来访问我们，两位都是瘾君子，一眼可以看出。这两位先生都是由C君的父亲介绍来的。P先生希望和我们同船到蜀山，并且要陪到湖。L先生说早回湖去准备着接待我们。我们有了这么多的人员奉陪招待，心里真是强了好多。C连连说，这一路假使由别人来调查，一定弄不出一个结果。不消说我们是会有一个结果的了。有结果在后头的事情，是多么令人踊跃的呢！
    上船的时候是十二点钟，因为准备要在船上睡，便不得不先租了两张被条拿上船去。一只小航船，篷里分作前舱后舱，后舱中摆着一张方桌，面着一床铺位，壁上有两眼小窗，这都是前舱所无的。船开后各人都怕风，前舱口上垂下一张蓝布帘子。这样的船也好，我觉得比名不符实的“轮船”还要好些。
    我们同行的一共五人，H、Z、P、C、加上一个我，都聚集在后舱里谈笑起来。
    听到蜀山是苏东坡取的名字，我的兴会又添了不少。我们这位老同乡在前原是想在这儿买田卜居的，我才突然记起他的《阳羡帖》来。阳羡就是宜兴的古名呢，辞句都记不全了，只记得有“一入荆溪，便意思豁然”的两句。我便跑出舱去想领略这“豁然”的风味，依然是昏黄的水，愁郁的天，衰黄的颓岸。我在船头的一个圆石凳上坐了好一会，但我的意思怎么也“豁然”不起来。我觉得我们苏大先生终不愧是位诗人呢。
    上船的时候，借了一部《宜兴县志》预备在路上作参考的。翻出了一段苏东坡先生毁契还宅处的记载。这也使我很想去凭吊一下。听说地址在滆湖，不顺路。我想把这件事情来做篇小说，但是地方没有去过，恐怕做不成器了。我只写一个梗概在这儿罢。
    “东坡先生看上了阳羡的风景，在滆湖旁边买了一所房子，契约都已经写好了。
    “他把契约揣在怀里便出去散步，他在途中遇着一位老妈妈在路旁痛哭。
    “他问她：‘你在哭什么？’
    “她说：‘我的儿子不孝，把祖传的家业卖了！现刻没有避风雨的地方，所以不由得不哭。’
    “东坡先生又问明了她房屋的地址时，才知道刚好就是他才把契约写好了的那一座。他便从他的身上把契约拿出来当面毁了，还向着那老妈妈说：‘房子依然是你的，我也不要你儿子还钱了。’
    “老妈妈的眼泪在眼睛里发起了光来。”
    倾谈了一阵大家都倦了，航船走得很迟缓，便把同行的诸人都催入了睡多。我只得到后面去帮船家摇起橹来。
    船家是两夫妇和一个两岁的儿子。两人要看儿子，又要摇船，力量又不十分够，船是愈走愈慢了。后面的船一只一只地看看就赶上了我们，前面的船一只一只地又看不见了。这使我起了一种好胜心，我便拚命地帮他们划，也赶上了好两只。
    ——你先生是外乡人罢？
    ——是的，我是四川人。
    ——出门多少年辰了？
    ——十二三年了。
    ——回家去过没有呢？
    ——没有回去过。
    ——家里有老的么？
    ——双亲都还在呢。
    ——啊，不知道在怎样思念你呢，你快回去一趟罢！
    ——是的，我找了钱就要回去了。
    船家的妇人和我谈起话来，以后我接着问她了。
    ——你们一向生意好么？
    ——不好呀，吃苦得很呢。
    ——像你们这样两块钱一天，也不见怎样吃苦罢？
    ——生意有的时候倒好，但没有生意的时候多着呢。
    ——打仗的时候你们受了灾难没有？
    ——我们还好，那时候到镇江去了。
    我想从她口中探听些战时的事迹来，但她也说不出什么来，我也把我那种企图抛弃了。
    船到蜀山，镇上已经上了灯火。
    P先生招待我们在一家菜馆里吃了晚饭，他和H好像商量了些什么，我不曾懂得。我只看见P先生取出一张名片来写了些什么，拿出去找人交付去了。他是要介绍什么人来吗？但是饭吃过后却不见有人来，P先生又引我们到一家茶店里去吃菜。
    菜馆和茶店都是有电灯的，但是点的却是洋灯，听说电线都被军士斫断，电灯泡也多被他们拿去了。——拿去做什么的呢？——那些蠢如豕鹿的丘八，以为只要有灯泡便可以发光呢。
    五个人围着一张方桌吃茶，其余吃茶的也还不少。在我们的邻桌上，我看见一位穿灰色军装的人和一位年轻的女人在那里很欢洽地谈笑。我以为镇上还驻扎着士兵的，但听P先生说明，才知道是本地的保卫团。
    茶吃了一杯的光景，P先生点燃一只纸烟，慢慢地谈起话来。他这回是特别向我说的，语调很慢，我听得几乎没有丝毫不懂。
    他说：“我们这蜀山镇本不在火线上，所以由战争直接所受的损害很少。不过我们这儿是到兰右、到湖的必由的要道，前前后后通过了不少的苏军，因此便不免受了些间接的损害。譬如军队到了要办差，要接待，这本是意中事，不过军士们很无纪律，在镇上乡下都不免有掳掠的情形。至关于人的方面呢，被拉夫的很多，被奸淫乃至被奸淫而身死的倒少有听见，因为这种事情别人都讳莫如深，不肯宣扬出来，在外面宣扬的有多少也恐怕不可靠。据人说：商桥地方有兄弟二人同行，遇着拉夫的兵士，便吓得跳河寻死。哥哥的一位熟悉些水性，乐得逃掉了，兄弟被溺死在河里。又听得人说：有位秀才被拉，他说我是秀才呀。兵士说：你今天拉了一天大炮之后，秀才还是还你秀才的。像这样的事情真是专横已极。还有人说：有一位产妇产后刚好七天便被兵士们**了，但不知道的确不的确。的确的有一件是这镇上的南街的。有一位姓查的寡妇，年纪四十岁了。她的丈夫王景阳已经早死，她自己开了一家杂货店过日，大兵到了，外面风声很紧，镇上的人大都逃走了。只有她想逃又舍不得丢了产业，想不逃又听说兵士们的蛮横，怕失了她的贞节。她想得走头无路，只得闭了门吊死了。”
    P先生娓娓地对我细说了一遍，他的声音是很沉抑的。在茶店里本来是很阴郁的空气中，又听着他说这一番话，听的人大家都很注意，都像有无限的感慨的样子。但我自己总觉得很淡漠。我觉得商桥的兄弟是懦弱得连兔子也还不如的人，他们有胆量跳河寻死，为什么不回头与兵士们决一死斗呢？秀才被拉夫，也并没有什么特别可以令人不平的地方。被拉了后，秀才的的确确还是秀才。骂秀才老爷的那位兵士我倒觉得说破了一个真理。世间上有多少人，稍微有点身份，便什么苦也不想吃了，须知吃了苦后，身份还是还你身份呀！中国的兵在拉夫的时候能够专拉有身份的人，那吗我们中国就会有希望了。管他大总统也好，大执政也好，大元帅也好，大家来拉拉大炮，恐怕中国不会糟到这步田地，中国的兵也不会糟到这步田地罢？产后七日便被**的产妇假使真果属实时，也要亲自听她的哀诉，才能动人。便是自缢的查寡妇也觉得有些不近人情，她临死时的那种心理从何处听来的呢？我怕她是受了污辱之后，愤而自尽了的罢？假使是这样时，这人倒很贞烈可风了。
    P先生说了好几段逸事，但他最使我感动了的一段是说到夫子抢食的事情。
    他说：“阴历八月初七，大桥下到了好几只船是由第五混成旅（陈调元的兵）拉来的夫子。船一靠岸，他们便蜂拥上来，遇着街上有卖食物的便五抢六夺地捞到口里。夫子都是江北人，有些不晓得糟豆腐是什么的，把糟豆腐抓到手里，问声这是什么，话还没有落脚，已经塞进口里去了。见茶食的抢茶食，见豆渣的抢豆渣，他们就好像一潮饿鬼，听说已经有两天没有吃一点东西了。那时候天气又热，他们关在舱里两天，大小便都在舱里拉，身上的臭味真是令人不敢见驾。有的是囚在敞篷船上的，手缚手背剪着，白日受太阳，晚来受夜露，又几天没东西吃，弄得生着病的也很不少。所以船一靠岸，他们便都劫抢起来。”
    P先生一面说，一面还做些手势来形容。在他似乎很有意要说得滑稽一点，但在我听来，眼泪几乎夺眶而出了。蜀山镇上的商家受了这些夫子们的抢劫，我想所损失的总不及他们替丘八老爷办粮台的万分之一罢？这些夫子们也是人，他们受了拉，还要受这样的虐待，要这才真正是多么悲惨的现象！陈涉、吴广们也是秦始皇的时候拉的夫子，他们终竟把天下推翻了。现在的夫子里面，就只有囫吞糟豆腐的人吗？
    在茶店里坐了半点钟的光景，P先生又引着我们出去。他在保卫团的办公处去叫了一位护兵，提起灯笼照着我们前走。镇上的人都在投一些惊讶的眼光在我们身上。我不知道他究竟是要把我们引到什么地方去的，、我只是跟着他们走。走进一条窄街里，P先生指着一家闭了门的铺面跟我说，这就是查寡妇的店子了。我看时也很淡漠，实在没有感受一些儿悲哀。
    他们还在走，把街道走尽了，走到黑漆一团的旷野里来了，究竟是要往那儿去呢？路旁间或有两三人家由护兵的灯光照耀了出来，墙壁都是用破陶器砌成的。听说有家电影公司到这儿来摄过影片，把这儿的人家作为了贫民窟的标本。
    他们正在走，途中还有低低的铁线留存着。P先生说，这就是战时的军用电线了。
    他们还在走。到底是往那儿去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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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低低地现在我们的对面。
    左手有一团隐然隆起的黑影，听说便是蜀山。
    旷野中除同行者的脚步声和话语声外，什么声音也没有。风也没有。
    走到了一座建筑的门前，P先生和同行的诸人都把脚步停止着了。我看黑漆的门上有一道横匾，写着“东坡书院”四字。——哦，原来是引我来看名胜的吗？护兵叫了一阵门，叫不开，沿着墙脚绕向后边去了。P先生却用力把门推开了，我们便跟了进去。
    好像是一个薄有树木的中庭，当中有一个小小的池子。我们从池上的拱桥走过，走进一道门槽，又是一个天井。上面便是正厅，左壁的侧门里有几位先生迎接了出来。原来这里面是一座小学校呢。校长是一位姓R的先生，很诚恳地又引我们进侧厅背面的办事室里去。R先生把我请在一把上位的太师椅上坐下。正襟危坐地和我对话起来。我把来意说明了，转向他请教。他谦让不逞地总是不肯说。我说，我们这次来调查，时间本是很匆促的，地方情形不甚熟悉，言语又不通，所以觉得有种种困难。单靠我们自己直接向乡间去探访观察，恐怕挂一漏万。所以我们希望的是要地方上的知识阶级帮助我们，或者是个人谈话，或者是私家记述，我们很想多多采纳，以补救我们的不足。R先生也很赞奖了一遍我的这层意思，但他只允许以后记录些出来，他总谦让，一些也不肯说。我看他老先生太拘执了，我就不好再勉强了。
    出乎意外的是话到临终的时候，J先生突然向我提出一个要求，要我明天清早对他的小学生们讲演一遍。哦呀，这却把我苦死了！我是最怕上讲台的人，讲演得浅些呢，觉得徒费时间；讲演得深些呢，听的人又怕不懂。我讲演过好几次，便失败过好几次，听的人对于我的话总是听不出趣味来。我觉得我自己是不配做戏子的。这回回上海也有一两处要叫我去讲演，但都被我拒绝了。讲演得好，自然可以出一出风头，但讲演得一不好，不免也要在人面前丢一次面子。这也是一种算盘主义，所以我总不高兴在人面前讲演。啊，不料走到蜀山来，竟免不了要遭此一劫！我也学着R先生的谦让不遑，我推说事忙，明天清早一早要上船，无论如何不好承认。R先生只要求讲二三十分钟，最后让价到五分钟，我心里还在作难。同行的几位先生都从旁劝诱，C和H竟私下对我说：这是一种交易，你不讲演，他便没有记录给你。这时候R先生已经退出办公室去了。我也马马虎虎地没有说可，也没有说不可。
    R先生又进室里来的时候，我先向他告辞，同行的人便一同起身，R先生在前面引导着。我以为他是引我们出门回船去的，还向他谦让了好几次。过一次门便谦让一回，最后他竟把我们引到一间楼房来了。啊哈，我到这时候才明白了到东坡书院来的目的。原来P先生在饭馆里写的一张名片便是报告R先生，教他替我们预备下榻处的。殷勤的R先生竟把教职员的铺位让给我们，他们自己去和小学生们同睡去了。啊，使他们费了这么大的苦心！我想起来时的暴谩，连一句搅扰的话也没有说，又想起上楼时的滑稽的推让，不禁有些面热起来。啊，不该使他们费了这么大的苦心！我这场讲演无论如何是免不掉的了。没有法子，只好准备一些。
    楼上共总有四尊床，刚好够我们四人的下榻。P先生自行回他家里去了。楼的前面是一带门窗，窗下陈着两条长桌。壁上贴着许多课程表和成绩表之类。我要预备讲演的腹稿了，但不知道讲演什么的好。我自己又一本书也没有带来，我究竟讲什么的好呢？长桌上放着一些书籍，我在洋油灯下去检看那些书籍时，发现两本《辞源》，几册《教育杂志》，还有好几本创造社的书。我的《女神》、《茵梦湖》、《少年维特之烦恼》都在，有半年的《创造周报》（自二十七号至五十二号的）已订成素朴的洋装了。
    找不出一个东西可以做我讲演的材料的，我心里着实有些着急。到底讲什么好呢？想讲些文学，但是向着小学生怎么好讲文学呢？想找点苏东坡的逸事来讲，但搜索了一阵枯肠，除去“毁契还宅”的一件事情而外，什么也不记得。我心里着实有些不安起来，好像当学生的时候明天便要受试验的一样。
    ——啊，我感谢你法藏寺内的蜡人先生！我感谢你达尔文先生！
    我在房中步来步去的时候，突然之间回忆起“为什么要少吃东西”的那段讲义来，更联想到达尔文先生的一段逸事。
    ——啊，我感谢法藏寺内的蜡人先生！我感谢你达尔文先生！
    我的讲演的题目定了，便是“达尔文先生的一个逸事”。要讲达尔文，至少达尔文是生在那一年，死在那一年的，也应该说一说才行。但我自己连自己的生庚年月也还记不甚清楚的人，怎样能够记得达尔文的年谱呢？但在这儿很感谢编纂《辞源》的诸位先生。我在《辞源》上翻了一下，查出达尔文是生在一千八百零九年，死在一千八百八十二年的。除此之外我还查出了他是以一千八百三十一年周游世界，研究了赤道上的生物，以一千八百三十六年折回英伦的。他的《种原论》是出版于一千八百五十六年。
    ——啊，单是这几个数字也可以翻出一篇大文章了！
    如是如是，这般这般，我的讲演的腹稿便随着我入了睡乡。
    一觉醒来，已经是一千九百二十七年的十一月二十日了。相隔已经整整三年。三年前的旧事已经渺渺茫茫了，不消说我这文章是不能再续下去的，但我想也没有再续下去的必要。往年军阀私斗的宜兴，而今已经成为农民革命军的战场。假使我是有再到宜兴的机会时，这新的战痕倒很值得我来纪述。这篇到宜兴去的纪行文，就尽它这样成一座未完成的塔罢。不过我在这儿应该要加一点注解的，就是达尔文的那段逸话。
    外国人在午后三点钟的时候，照例是要用茶点的。
    达尔文家里请了一位新的女仆，到了要用茶点的时候，走进达尔文的书斋里去，只见达尔文先生一面敲着书案，一面口中念着：
    "Do
    "t you eat cake！Do
    "t you eat cake！……"
    （你不准吃点心！你不准吃点心！……）
    用我们东方的话来形容时，就好像和尚在念经的一样。这把那女仆骇倒了，匆匆忙忙地跑去报告达尔文的夫人，说：
    ——“先生疯了！先生疯了！”
    这把达尔文夫人也骇倒了，匆匆忙忙地跑到书斋来一看，达尔文先生还是在那儿念经。达尔文夫人不禁大笑起来。她把女仆的误报向达尔文说了的时候，达尔文也不禁大笑起来。
    原来达尔文先生是有胃肠病的，凡有胃肠病的人最忌吃点心，然而也最喜吃点心。达尔文先生自己克抑着自己，所以每到用茶点的时候，他要给自己一个警戒。
    这是一段很好的克己的修身讲话——我在这儿用了这“修身讲话”四个字，朋友们，你们不要把这段逸事忽略了罢。这虽然是小小的一段逸事，但它的关系是很大的。我们知道达尔文的进化论是在他五十以后才发表出来的。假使达尔文没有这么艰苦的克己功夫，他不幸在五十以前便短命而死，我想，世界文化在进展上是要受影响的罢？
    我觉得在这儿应该追补的就只有这一点。其他和这篇文章有关系的，有C君的《箬船》（将来或许要编成一小册子的）和我下面的《尚儒村》一篇。
    1927，11，20，作者补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