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在清朝的人们

至次年，每月《日记》的后面，仍然写着“小心翼翼，惧以终始”，自勉不懈(《李氏年谱》)。 
官绅写照
第1节 清代官绅的晚年生活(5)
    不得卸肩 
    大臣在位，有的年老了仍恋栈不思引退，因而隐瞒年岁，史书有所谓“官龄”之说，即反映虚报年龄现象的严重。隐瞒，有的也无济于事，被强行休致。但也有一类人，到了老年，怕出差池，或者业已感到圣眷已衰，也有厌倦政事的情绪，颇有归田颐养的卸肩之望，因此乞请休致，然而却不一定能如愿。 
    乾隆初年，大学士鄂尔泰和张廷玉有各立门户的嫌疑。几十年后乾隆帝说：“鄂尔泰固好虚誉而进于骄者，张廷玉则善自谨而进于懦者。”（《清史列传·张廷玉传》）鄂尔泰对汉人大臣骄慢，也并非一点不知自禁。乾隆四年(1739)他六十大寿时不许做寿，作谢客咏怀诗云： 
    无然百岁便如何，二十峥嵘六十过。 
    官贵倍增惭愧事，恩深徒诵太平歌。 
    宾朋介寿思棠棣，儿女称觞感蓼莪。 
    老至情怀难向说，不堪重许贺人多。 
    有难言之隐，不敢张扬(鄂容安等《襄勤伯鄂文端公年谱》)；七年即受到“交部议处，以示薄罚”的处分(《清史列传·鄂尔泰传》)；九年腊月得病，次年正月疏请解任调理，不准，四月亡故；10年后以胡中藻文字狱案而大被谴责。 
    蒋攸铦(1766～1830)，历任直隶总督、大学士、军机大臣。道光七年(1827)皇帝命他以大学士出督两江，蒋氏具疏辞谢未成。次年奏称：“臣服官中外，有公是非而无私好恶；在己从不回护，于人何肯瞻徇?”可知圣眷已大有问题。十年春因盐枭案被责问，九月奉命内召，因而对儿子说了心里话：“我年来精力日衰，难胜重寄，以受恩深，不敢请(退)”，到京可以“调摄宿疾”，或许身体能好起来。哪知行到半路，被革职，并死在山东平原县路途(《绳枻斋年谱》、《清史列传》本传)。 
    林则徐(1785～1850)于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逾花甲时从新疆戍地内调，先后任陕西巡抚、云贵总督。这中间思想颇为矛盾，身体也不好，一方面想为国出力，一方面又感到世事掣肘，所以希望卸去陕甘总督署任，返回内地。当道光三十年家居时，“设亲社，课戚中子弟”，有享受天伦生活的味道。十月初一日接到赴广西钦差大臣的任命，次日即抱病起程，半月后行到潮州而仙逝(来新夏《林则徐年谱》)。 
    大臣能否卸肩，要看皇帝的眷注程度，本人的思想状态，世事的状况，多种因素综合而起作用，不是其主观愿望所能决定，这就是为官的身不由己，想去位而不可得。继续仕途，可能会出新错，也可能新账老账一块算，没有好下场，如同蒋攸铦；即使皇帝一时顾全大臣颜面，不加重罪，也让人提心吊胆，如同鄂尔泰。如此在职的老臣，晚年的生活怎么会是美满的呢? 
    安排后事 
    许多高龄官绅深知生老病死的不可抗拒，看得开，不讳言死亡，早早安排身后之事，以便子孙遵守，让后事也按生前的意愿实现。 
    写作脍炙人口的《圆圆曲》的吴伟业(1609～1672)，明朝进士、左庶子，南明少詹事，顺治中受清朝征召，官国子监祭酒，三年后返回家乡，居于江苏苏州。这几年的仕清，以气节之玷污，让他遭受时人和后世的诟骂，他内心也相当苦恼。康熙十年(1671)十一月二十八日，在病中写《与子景疏》，实际是在作遗嘱。内容关乎四个方面：一是料理家事，主要是安葬双亲，托付两个弟弟和朋友办理。二是收集和保存著作，如《流寇纪略》(《绥寇纪略》)的一部分被人借去，必须收回来，此事由儿子和友人经纪。三是表述己身的思想感情，谓其“一生遭际，万事忧危，无一刻不历艰难，无一境不偿辛苦，实为天下大苦人”。这大概就是气节问题困扰所产生的无法摆脱的痛苦，长期埋在心田，在此有所流露。四是身后丧葬处置： 
    吾死后，殓以僧装，葬吾于(苏州)邓尉、灵岩相近，墓前立一圆石，题曰“诗人吴梅村之墓”，勿作祠堂，勿乞铭于人。即后事的办理原则是不事声张，不要排场，不提官宦经历；生前没有逃世，死后却与出世的僧衲相比拟，可能是为弥补仕清的前愆。沉重的精神负担，使他做了不同于众的身后安排(冯其庸等《吴梅村年谱》)。 
    户部尚书、扬州人董恂(1807～1892)，光绪八年(1882)以病致仕回籍，乡居10年，著述消遣，自撰《还读我书室老人手订年谱》。光绪十七年对嗣子说： 
    我近年心甚伤，神气衰惫，恐不能久，有书成自挽匾联，将来悬我柩侧。其匾曰：“还读我书”，联云：“不惠不夷，渺沧海之一粟；而今而后，听史论于千秋”， 
    表现出看得开、放得下的达观心态，照常地活着，安然地等候死亡的来临。 
    陈澧(1810～1882)一生以教书和写作为务，72岁的冬月，患腹疾，仍校定《东塾读书记》一卷。次年正月病危，对儿子和门人说： 
    吾病不起矣。然年过七十，夫复何求!吾四十时，已洞明生死之理，生死犹昼夜，无所悽恋也。吾所著读书记，已成十余卷，其未成者，俟儿子与门人编录，名曰《东塾杂俎》，此书当可传也。 
    这些老人临终所思考的事情，不外是：家事的处理，自身的丧事，作品的整理和梓刻。这三事料理不清，大概会有死不瞑目的遗憾。念念不忘先人、家事和著作，希望处理得好，留名后世。顾忌身后的评说，也是终生修身养性的一个内容，表现出自律之严(汪宗衍《陈东塾先生年谱》)。 
    综观清代官绅晚年生活，形成如下的印象： 
    一个人的学术成果的多寡，与其享年有相当大的关系。清人有一种观念，在青少年时代少写作，并对“少作”抱有不成熟的不安心情，往往不愿意让它传世。如黄宗羲编辑《南雷文定》，删削以前的三分之一作品；与此相对应的是重视老年之作。这样，文士越到晚年著作越多。今日检查清人的著述，凡是数量多的，大多享有高年，如顾炎武、黄宗羲、王士禛、赵翼等人。高龄多出成果，符合人文学科学术研究法则。 
    老年人中真正能够颐养天年的并不太多，需要有良好的社会因素和自身素养的配合，但一般很难具备这些条件。社会条件是个人难于创造的，自身的素质可以通过砥砺而提高。晚年生活得开心的，是注重养生而性格开朗的人。 
    老年人要想晚年生活得充实有趣，休憩的同时，伴以丰富知识的活动，可能更有意思。即如游山逛水，知山水的人文价值之所在，无疑会增加游兴和欢愉之情。俗云“观景不如听景”，表示观光的失望，也可能所看的自然景观变差了，造成这种心态；但是，不会欣赏，虽身临其境而实未入境的情形也不是不存在的，要之，还要提高自身的欣赏能力，才不辜负游历之付出，也才能提高晚年生活质量。 
     
官绅写照
第2节 阮元的家庭生活(1)
    阮元是嘉庆道光时期的名臣，他不仅从政颇有政绩，且以著作家、刊刻家、思想家著称于世，在学术上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不过本文主要是讲他的家庭生活和为人。 
    阮元，字伯元、芸台，乾隆二十九年(1764)生于扬州府城一个文武兼备的家庭。祖父阮玉堂，武进士出身，官至参将，军事余暇，“尤喜读书，为古文辞诗歌，援笔立就”，著有《湖珠草堂诗集》、《琢庵词》、《箭谱》及《阵法》等书。父阮承信，国学生，幼读书，“治《左氏春秋》，为古文辞”。母林氏出身仕宦之家，“通诗书，明古今大谊”，曾同时经理祖姑和公公的事，一切依礼法办理，但不请和尚道士念经，亲戚中有人提出异议，她回答说，“吾阮氏、林氏皆儒家，无庸此”，表明其儒家风尚的特点。 
    阮元5岁，母亲教他识字，开始读书，6岁到私塾就学。他幼年口吃，念书不流畅，个性又要强，急得回家直哭，母亲领着他念读，于是背诵如流水。母亲又选白居易诗教儿子，并“教四声属对之法”，所以阮元八九岁就能作诗。后来他回忆此事，认为这是母教的成果，而“非塾师教也”。如果说母亲开启于识字的教育，其父则令阮元疏理文义和立志向学。阮承信熟于《资治通鉴》，对阮元讲授“成败治乱，战阵谋略”。他教儿子学射，并说：“此儒者事，亦吾家事也。”希望阮元文武兼备。以上是阮元在为其祖父、父母所写的行状里讲的事情（文收入《揅经室二集》卷一）。看来阮元幼年、少年时代受父母的精心教育，为日后的学业精进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阮元9岁时投师乔椿龄。乔是秀才，“通诸经义，涉猎百家子史，尤深于《易》”。17岁，奉母之命，又跟从李道南学习。李曾中进士，不乐仕进，在乡里教学，著有《四书集说》。他认为乔、李两师是“独立特行之儒”，就学于他们是幸事，而两位先生也很称许这位学生，可见阮元的学习出类拔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