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在清朝的人们

 
    乾隆四十九年(1784)，21岁的阮元中秀才，隶籍扬州府仪征县，五十一年成举人，五十四年中进士，充庶吉士。次年散馆，取中一等第一，任翰林院编修。五十六年大考翰詹，他又是一等第一，很得乾隆帝的赏识，任为少詹事、南书房行走，同年晋为正詹事。年轻的阮元以他的优异学识，平步青云，走上仕宦道路。 
    乾隆五十八年阮元出任山东学政，六十年改为浙江学政，任满回京，先后官兵部、礼部、户部侍郎，经筵讲官。嘉庆四年(1799)充会试副主考，次年出任浙江巡抚，一度丁父忧离职，后复任，嘉庆十四年，因循隐罪夺职。这是阮元一生官场上惟一的一次失意。 
    回京后的阮元，任编修、国史馆总纂。嘉庆十七年出为漕运总督，二十一年晋湖广总督，次年改两广总督，任至道光六年(1826)，其间有时兼任粤抚、粤海关监督。离两广改任云贵总督，十五年调进京城，任体仁阁大学士，管兵部事。道光十八年，阮元75岁，以老病请准休致，二十六年加太傅衔，二十九年(1849)病逝，享年86，谥文达。 
官绅写照
第2节 阮元的家庭生活(2)
    阮元20岁娶妻，其妻为祖母江氏的族孙女，是亲上加亲。江家祖籍安徽歙县，在扬州经营盐业。乾隆五十七年(1792)，他妻子江氏亡故，幼女也早殇。后来，续娶孔氏，为曲阜衍圣公孔昭焕之孙女，诰封衍圣公孔宪增之女，衍圣公孔庆镕之姐。 
    阮承信因阮元是单传，林氏又早卒，在乾隆六十年令把族孙常生过继给阮元为子，是为阮元长子。嘉庆六年(1801)妾谢氏生阮福，其后妾刘氏生阮祜，孔氏生阮孔厚及女儿阮安。阮元对诸子进行诗书传家的教育，做两广总督时到钦州阅兵，恰是其祖父阮玉堂最后的任所，因写示儿诗：“后人有庆先人德，文武科名岂易哉!”他在京中，听诸子夜读，甚为高兴，作诗抒情：“秋斋展卷一灯青，儿辈须教得此情。”常生官清河道，先阮元而卒。常生与阮福帮助乃父做过文字工作。女儿阮安幼学诗画，作有《百梅吟馆诗》，丈夫张熙20岁死，阮安在生下遗腹女后也死去，实有殉夫的意思。阮元对她的死很伤心，但又“心许之，曰礼也”。以殉夫为礼，笃信三纲五常，人就变得残酷无情了。阮元重视家族生活，因先世自淮安迁扬州近200年，族人繁多，而未建宗祠，嘉庆六年于浙抚任上，与乃父承信、堂叔阮鸿议定，出资建立阮氏祠堂，买田作祭产，又在祠堂附近设立家塾，聘请名师教育族中子弟。阮元对族人亦多照顾，在山东、浙江学政任上，都请阮鸿帮助衡文，阮承信还要资助阮鸿捐纳为官。 
    阮元不好虚热闹，高官耆寿，从不做生日。40岁是人生开始大做寿辰的年龄，阮元在十月二十日生日这天，离开浙江巡抚衙门，到海塘工地视察，避免亲友属吏的祝寿。以后无论大小生辰都这样过，所谓“每于是日谢客，独往山寺”，作竟日之游。因往山林，参观古迹外，煮茶消遣，所以他把这一做法叫做“茶隐”。道光三年60岁花甲大庆的日子，身为两广总督兼广东巡抚的阮元，跑出总督衙门，来到抚院东院空无人迹的竹园中避客，煮茶作画题诗。他的茶隐，到80岁休致在乡时，仍不废弃，在华诞以前，就从扬州城里搬到城郊的草庐中。他不仅自己不做寿，也不给孔夫人做生日。仍是道光三年，孔夫人生辰这一天，他为避客，独游广州荔枝湾。 
    阮元的不做寿，有两个原因，一是谢却寿礼，不以“屏幛宴乐为美”。二是讲求养生之道，即不做生日，把精力放在保养身体上。他同白居易生日相同，白居易40岁时作有诗歌，阮元步其韵为诗，写道： 
    人生四十岁，前后关壮衰。 
    我发虽未白，寝食非往时。 
    知道这时应当注意身体了。又考虑到自身政务、做学问繁忙，更要有好身体： 
    百事役我心，所劳非四肢。 
    学荒政亦拙，时时惧支离。 
    所以他到此盛年，不是沾沾自喜于过往的成就，而是研究如何“却老病”。阮元得享高年，同他爱惜身体，不搞狂欢淫乐，有很大关系。清朝人习惯于做寿，当遇到老人生日时，子孙不惜破财大肆庆祝，在上流社会尤其如此。皇帝的圣寿节，是一年的三大节日之一。乾隆帝做80大寿，至今留存有记录其盛况的120卷的巨著《八旬万寿圣典》。贵胄官僚在大小生日时作一番庆祝是常事，更有闹笑话的，一年过两次生日或者提前做寿，不过是为着多收贺仪。纪念诞辰，并不是坏事，问题是怎样过法。大肆做寿，则是丑陋风俗。阮元不拘于时习，不做生日，不收贺礼，实有过人之处。 
官绅写照
第3节 清代名人写年谱(1)
    清代有一些名人，自家撰写年谱，成为生活的一项内容。 
    清人形成写作年谱的风尚 
    年谱的源始，学术界业已有了共识，就是出于宋朝人之手，是他们创造了这种人物传记的体裁。通检年谱的创作史，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即宋元的初创期，明代的有所发展，清代的形成风尚，并延续到民国时期，近期又有赓续者。 
    宋代的发轫期。南宋王质、吴仁杰分别编写陶渊明年谱，吕大防、程俱、洪兴祖、樊汝霖、方崧卿五人各自纂写韩愈年谱，文安理作柳宗元年谱，詹大和编王安石年谱，都是后人为前人写作。他们之所以动笔，大多是仰慕前人(具体地说是谱主)的风范、气节，以之作为楷模，表示学习和传扬的愿望。如王质，据《宋史》卷三九五他的传记记载，他任职枢密院编修，著有《朴论》50卷，后来不愿做官，“山居，绝意禄仕”，这不就是陶渊明一类人物吗?因之为陶潜作年谱就不是偶然的了。吕大防，北宋京兆蓝田人，官拜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观文殿大学士，为官持正，不结朋党，讲求礼学，“关中言礼学者推吕氏”。显然他是敬重韩愈的“文起八代之衰”和承续孔孟之道，故而为其作年谱。 
    明朝人编写年谱的进步，主要表现在自订年谱的出现。万历年间，嘉兴人周履靖，自号梅颠道人，博学多能，喜好金石、书画、诗词和曲艺，著述丰富，《明史·艺文志》著录有《茹草编》、《艺苑》、《绘林》和《画薮》，此外，还有《梅颠稿选》等书。他为自己写了题名《螺冠子自叙》的年谱。另一位明人张文麟，有自叙的《端岩公年谱》问世。 
    清代出现自写年谱的风尚，并延续到民国时期。清人自撰年谱愈来愈多，人们写日记已然成为习惯，同时写年谱，与日记相辅相成，用来回顾人生，以自惕自励。这正如康熙晚期冯宸奉其师李塨之命为师编写年谱时所说的：“年谱犹日谱耳，日谱记功过以策励习行，年谱何独不然？”(《李恕谷先生年谱·序)将自订年谱作为省身手段。《碑传集三编》的汇编者汪兆镛(1861～1939)，清亡以后居于澳门，与移居香港的张学华(1863～1951)及王舟瑶三人，考虑到世事的变化，怕身后人们对他们的看法有误会，因而“相约自订年谱，记述生平行迹，以存其真”。汪氏于是动笔，从出生写起，至辞世前，写到59岁；张、王二位的年谱也已成书(《微尚老人自订年谱·小引》)。 
    造成清代自写年谱风气的另一个原因是功利性，自纂或家属写，是为了感谢天恩祖德，以发达子孙，绵延家世；而对谱主则是提高知名度，以便国史馆立传之采择和私人为其作传。如提督杨芳(1770～1846)讲他为何自撰年谱，乃因出身行伍，获得高官厚禄，但是“先德源流，贻谋有自；天恩高厚，报称未遑；帅德帅功，不忍淹没。据事直书，使后嗣知感云耳”(《宫傅杨果勇侯自编年谱·叙》)。洪亮吉的儿子饴孙请求乃父老友法式善为洪氏写行状，是拿着洪氏年谱做资料去的，以便通过行状有更多的传记文问世，所以法式善说： 
    饴孙居丧次，不能为文，以余久故，知先生深，乃寓年谱乞余为行状，以待他日有道能文之士为铭幽文者之采择。（《皇清奉直大夫翰林院编修洪稚存先生行状》，收入《洪北江先生年谱》）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到了清代，人们为写作年谱，形成一种攀比心理，似乎同类型的人应当有同等的拥有年谱的权利，否则就是缺憾。这种心态在明代已露端倪，万历间山西夏邑人马峦，与宋代名臣司马光是同乡，认为许多名人有年谱，而他的这位乡先贤却没有，于是为他编制一册。清人发展了这一观念，似乎名人必须有年谱。仍以司马光年谱讲，马峦所作极少流传，以致人们不知道有这么一部书。康雍时期学者顾栋高编写过几部年谱，但未见马峦之书，因而以为“名儒大贤”的司马光“年谱独阙”，致使他的“敷陈之章奏，往来之书牍，无由合诸正史，考其本末，读者病焉”，于是着力为其编辑年谱，六七次修改原稿，并最终在友人帮助下获见马峦之作。再如黄宗羲的裔孙炳垕认为，其先人与王阳明、刘宗周是同一流人物，而王、刘的年谱早已流行于世，可是其先祖自撰的年谱已毁，造成空缺，作为其后人难辞其咎，遂于同治年间纂写并刊刻《黄梨洲先生年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