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在清朝的人们

朕观近日王大臣等所办事务，颇有迟延疏纵之处，想以朕宽大居心，诸臣办理，可以无事于整饬耶?此则不谅朕心，而与朕用宽之意相左矣。……恐相习日久，必至人心玩愒，事务废弛，激朕有不得不严之势。此不惟臣工之不幸，抑亦天下之不幸，更即朕之不幸矣。(《清高宗实录》卷四，雍正十三年十月甲戌条) 
帝王趣话
第4节 乾隆帝的好胜性格(2)
    此后，乾隆帝不断论述宽严相济的施政道理，由上引谕旨和历次的讲话，可知乾隆帝的宽严相济、刚柔相济的内涵在于： 
    (1)因时制宜，纠正前朝末年留下的弊端。 
    康熙末年，与民休息，出现宽纵之弊，所以雍正帝即位不得不实行严猛方针，进行整饬，于是又产生严峻之弊，形势要求予以改正，乾隆帝当政，只好用宽仁方针取代烦苛之政。雍正朝的整肃与乾隆朝宽容均为形势使然，不是当政者随意采取的，不是出自当政者个人的好恶。所以乾隆帝屡次说，他实行宽容政策，如果造成政务废弛，他就会被迫采取严峻方针，希望臣下同他配合，不让废弛局面的出现。由此可知，所谓宽严相济，当“宽政”出现弊端，就用“严政”来补救，而“严政”出了毛病，再以“宽政”纠偏，如果又发生问题，只好复行“严政”，这是因时制宜的政治思想。“严”并非好事，是不得已而行之，最终要走到“宽容”的政治轨道上。 
    (2)执两用中，强调中庸和谐。 
    “治天下之道，贵在其‘中’”，这一类的话，乾隆帝不知道重复了多少遍。继位第十七天，给雍正帝拟定谥号，赋予乃父“建中”桂冠。雍正十三年(1735)十二月乾隆帝说：“凡政事之张弛，治理之竞，惟恐不能协乎大中至正之矩。”同月又说：“朕遵奉皇考圣训，以中平之道治天下”。(《清高宗实录》卷九)乾隆元年二月谕总理事务王大臣：“治道贵乎得‘中’，矫枉不可过正。……天下之事，有一利，必有一害，凡人之情，有所矫，必有所偏，是以‘中道’最难。”(《清高宗实录》卷十二)同月训饬陈奏诸臣，所言之事“不能适合厥中”。四月殿试策论，以执中问于贡士：“朕惟治法莫尚于唐虞尧舜相传之心法，惟在允执厥中。……夫用中敷治，列圣相传，然‘中’无定体，随时而用，因事而施，宜用仁则仁即中，仁非宽也；宜用义则义即中，义非严也；或用仁而失于宽，用义而失于严，则非中也。何道而使之适协于中耶?”(《清高宗实录》卷十六)话休叙繁，征引就到这里。乾隆帝的意思，实行中庸之道、执中政治，讲究宽严相济，不让因宽而出现废弛的现象，因严而产生烦苛弊病，不可偏废一方，应当防止这种情形的发生。事情的关键是找到用中的法则，令宽严相济，而不相悖，施政艺术也正在这里。所以在他讲述这些执中道理的同时，屡屡告诫臣工，现在实行宽政，就有放纵的苗头，不能不加以警惕。所以说他施行惇大宽政不久，臣下“渐错会朕旨，而趋于废弛之意，朕滋惧焉”(《清高宗实录》卷十二)。让宽与严互相配合，而不是割裂开来，偏于一边。元年三月谕总理事务王大臣，严治民间开始冒头的盗贼、赌博、打架、娼妓四恶，因为雍正期间“四恶”已经敛迹，如今“无识诸臣误谓朕一切宽容，不事稽查，以致大小官吏，日就纵弛，民间讹言，诸禁已开”。故而严饬官吏，厉行禁止(《清高宗实录》卷十四)。 
    乾隆帝宽严相济的政治思想是怎样产生的呢? 
    这有客观与主观两方面的因素。以客观形势来讲，乾隆帝认识到雍正年间存在的社会问题，在强力控制之中有不安定的成分，他认为需要改变。《世宗宪皇帝圣德神功碑》讲到康雍两朝为什么会有相异的治理方针：“圣祖时，疮痍初复，非遍复包涵，不足以厚生养而定民志”，但是“政宽而奸伏，物盛而孽萌”，如果皇考不来“廓清厘剔，大为之防，其流将溢漫而不可以长久”，因此进行整顿改制(《清高宗实录》卷五十)。他讲了康熙帝、雍正帝各自施行其政的客观条件和原因，那么他呢?他不好细说乃父的坏话，惟说臣下奉行不善，出现烦苛之弊，因而令他不得不予以改变，实行宽严相济的方针政策。雍正帝的严猛政治，令许多官僚不安不满，将他的清查抄家，用打牌中“抄家和”来讽刺，讥笑他是“爱银皇帝”；对他的打击允禩党人，就有官员谏议他“亲骨肉”。乾隆帝将这些现象看在眼里，所以继位就对官员和宗室成员施恩。 
    乾隆帝的赋性、政治理念之中，存在着温和的仁善成分。雍正帝遗诏中有乾隆帝“秉性仁慈，居心孝友”的话(《清高宗实录》卷一)，应当是雍正帝的原意。乾隆帝自谓皇考屡次教训他，说他“赋性宽缓”(《清高宗实录》卷四)。礼亲王允礼说在雍正朝，作为皇子的乾隆帝“性资乐善，于道德仁义之根源，既得之圣祖之渐涵，复申以皇上之谕教”(乾隆帝《乐善堂全集》允礼《序》)。大学士鄂尔泰在雍正朝经筵会讲中，见皇子乾隆帝“动容出辞，温肃之气具备”（《乐善堂全集》允礼《序》)。这些人都说乾隆帝性格仁慈、好善、温和而严肃，同宽严相济的政治观相吻合，而尤近于宽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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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节 乾隆帝的好胜性格(3)
    乾隆帝自身，在皇子时代，将自家的居室命名为“乐善堂”，雍正八年(1730)汇编诗文集，名曰《乐善堂文钞》，乾隆元年编订成《乐善堂全集》。以“乐善”为名，反映他的一种理想，自云取这种堂名，是予人以善的意思，因为给人以善，所以最为欢乐；而善是什么?是孝弟仁义，是孝以养亲，弟以敬长，仁以恤下，义以事上(《乐善堂全集》卷八)。作为皇帝，主要是仁以恤下了。在文论中，乾隆帝阐发宽平之政的政治理想，他在论述唐太宗、宋太祖时，赞扬他们“以仁爱之心，宽平之政，保养百姓，治功灿然，昭于千古”。为何实行宽平之政，乃因它能赢得众人之心，他理解孔子的“宽则得众”观点，是“自古帝王受命安邦，遐迩向风，熏德沐义，非仁无以得其心，而非宽无以安其身，二者名虽二，而理则一也。故至察无徒，以义责人则难为人，惟宽能并育兼容”。他的结论是宽能得众，而宽是仁的体现。如果不行宽仁之政，“以偏急为念，以刻薄为务，则虽勤于为治”(《乐善堂全集》卷一)，又有何益?这些话给人的感觉是针对乃父政治而言。宽仁的对立面是刻薄，因为刻薄失掉民心，故云宋神宗“信任王安石，用其新法，取利尽于锱铢，掊克罔不在位，于是民心已瓦解矣”(《乐善堂全集》卷六)。 
    乾隆帝宽仁思想的产生，受康熙帝的影响。他于康熙六十一年(1722)春天起被康熙帝抚养于宫中，深受宠爱。他非常感恩，无论是在皇孙、皇子还是在皇帝时期，都对康熙帝异常崇敬。他是善于自律的皇孙，虽然年少，每以受康熙帝教诲严格要求自己，如其自云：“孙臣时虽少，然受皇祖深恩，尝思久侍慈颜，长领训诲，谨身约束，庶无过尤”(《乐善堂全集》卷八)。他接受了康熙帝宽容的政治观念，所以在讲到康雍两朝政治的时候，对乃父总是用整风饬纪来概括，而对乃祖则是推崇他的宽仁。如云康熙帝在平定三藩之乱以后，“惟务以深仁厚泽，沦浃中外，俾涵泳优游，四方从欲”，民得其乐(《清高宗实录》卷五十)。又说康熙帝的包容：“皇祖临御日久，天复海涵，臣工贤否，无不洞悉。晚年多所优容，大臣中或有徇情纳贿之弊，岂能逃皇祖之圣鉴，但不欲深究以保全之”。(《清高宗实录》卷二十五)包容贪官，本来是不足为训的，可是乾隆帝却是有条件地予以赞 
    扬，可见他对乃祖崇拜的程度。 
    总之，乾隆帝少年时代从乃祖康熙帝那里接受宽平之政的理念，有着仁善的政治观念，向往宽平之治，以宽为表，以仁为实，希望用宽恤获取众心，营造太平之世；成年后鉴于乃父雍正帝的严猛政治的弊端，深明利弊相循的道理，更加明了实行宽平之政的必要，即位后决意施行宽严相济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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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节 乾隆帝的好胜性格(4)
    上面从政治观念考察乾隆帝的施政思想及其来源，但是还有一点不宜忽略，这就是他的邀誉意识，而且在初政期间有其强烈性。乾隆帝爱听赞扬、奉承话。左都御史孙嘉淦于乾隆元年上半年上“三习一弊”疏，谓人君“习于所闻，则喜谀而恶直”，“喜柔而恶刚”，“喜从而恶违”，“三习既成，乃生一弊，何为一弊，喜小人而厌君子是也”(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卷十五《孙文定公事略》)。孙嘉淦的上书属于谏议性，并非说乾隆帝犯了三习一弊的毛病，提出来加以警惕，乾隆帝也表示赞赏他的见解。但是任何谏言都不会无的放矢，孙嘉淦看出乾隆帝有喜谀喜柔的问题，故而提请皇帝注意。二年(1737)十一月，乾隆帝刚刚释服，御史陈其凝疏陈“二欲宜克，三私当省”，三私中有一私，是“好谀”(《清高宗实录》五十七)。他同孙嘉淦一样，提请皇上警惕好谀等毛病。乾隆帝好谀对初政的某些决策，不能说不起作用，他需要标新立异，要与乃父有所不同，改动前朝的政事，以显示他的才华和仁爱品格，树立自身的新朝的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