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在清朝的人们

有些事情可以做，但是不一定在初政时期急急忙忙地去做，如对宗室政治犯的宽贷，前几朝都是慢慢进行的，多尔衮的事，顺治帝不许变，康熙帝维持不动，直到乾隆后期才作出改正。 
    乾隆帝这时忙什么，不能说不同邀誉有关。为着邀誉，他不自觉地说一些过头话，过多地否定前朝的业绩，而后慢慢地把其中的一些话收回来，恢复到前朝的状态。对于他的改变政策及心理，藩属国朝鲜使者将耳闻目睹的情形及搜集到的情报，汇总起来，对继位初年的乾隆帝及其政事作出这样一些评论：“政令无大疵，或以柔弱为病”(朝鲜《李朝实录·英宗实录》卷四十三)，习院东洋文化研究所1964～1965年版)。“雍正有苛刻之名，乾隆行宽大之政”，“政令皆出要誉”(朝鲜《李朝实录·英宗实录》卷五十八)。看来，乾隆帝好谀邀誉，也是他以宽平之政改变乃父政策的一个原因，这个原因不能说分量很重，但却是不可忽视的。 
    乾隆帝不愧是明君康熙帝、雍正帝培养出来的帝王，总结两朝的政治得失，初政即提出宽严相济、刚柔相济的政治方针，尤其可贵的是随时观察政治动向，比较及时地纠正露出端倪的偏差。在他初政期间，屡屡告诫臣工，不要因为他施行宽平之政，而不理民务，听任自遂，出现废弛的迹象，如元年三月说，现在臣下“今日曰宽此，明日曰宽彼，以至群相怠玩，百弊丛生，必至激朕又有不得不用其严之时，则非天下臣民之福也”(《清高宗实录》卷十五)。似此上谕甚多，不必枚举。不难从中发现，乾隆帝很敏锐，及时发觉宽政中官员的心态，官民的恣肆，政事的废弛，告诫臣下警惕，以及全面实行宽严相济方针的必要。他之能够训饬臣工，是因为他时刻进行反省，深怕从一个弊端走向另一种毛病，并且有能力来发现。初政期间如此，以后仍然注意。三年二月谕九卿，不可“因朕宽大，稍萌纵弛，甚至苟且营私，致干物议”(《清高宗实录》卷六十二)。四年三月训饬部院堂官，“近来看得各部院办事，渐觉懈弛，天下之事，整饬难，废弛易”，应当警惕(《清高宗实录》卷八十八)。由此可见，乾隆帝随时调整政策，注意克服弊端，使宽严相济的方针得以完整贯彻。因为宽严相济，政策适中，反映乾隆帝政治的活力。 
    初政中乾隆帝不时讲他实行宽容政策，臣下也这样体会，但是我们发现乾隆帝与康熙帝很有不同，并不以慈爱面目出现于世，他的严毅一面也很明显，从囚禁王士俊可知，严厉打击可能出现的反对派，也是杀鸡儆猴。他是宽中有严，柔中有刚。从其一生来看，严饬雍正帝遗诏命入太庙配享的大臣鄂尔泰、张廷玉以及庄亲王允禄，杀戮大臣讷钦、张广泗，实际上废黜皇后乌喇那拉氏，大兴文字狱亦是一端，甚至因立储的事，要诸皇子安分，不要兄弟相戕，否则，“与其令伊等兄弟相杀，不如朕为父者杀之”(《清高宗实录》卷三一七）。这种话，康熙帝是说不出来的，而且因为皇长子允说出要代父皇杀废太子允礽的话，康熙帝立即将他圈禁。对比一下，乾隆帝的严酷一面就暴露出来了。他的这种性格，赋予到政治当中，就能够宽严相济、刚柔相济。 
帝王趣话
第5节 道光帝、咸丰帝(1)
    道光帝、咸丰帝的理政和性格 
    道光帝、咸丰帝是平庸之君，似已成为学术界的定论，这里不是要发出什么异议，而是希望通过他们召见官员张集馨和段光清的史实来认识他们的理政能力和个性。前面“雍正接见”文中说到清朝制度，中下级的地方文武官员上任，都要面见皇帝，聆听训示，这种活动叫做“引见”；若是地方高级官员的布政使(藩司)、按察使(臬司)的履新，则应请求皇帝给于当面指示的机会，皇帝同意了，就进京面君，是为“召见”。引见往往是多人同时进行的，只见一面，而召见则多属个人行为，系皇帝与被召见人单独交谈，即是密谈，而且可能多次见面。 
    张集馨(1800～1878)，江苏仪征人，进士出身，历任编修、知府、道员、按察使、布政使，于道光十五年(1835)、十六年、二十五年、二十七年、二十九年，咸丰元年(1851)、六年、九年先后八次被召见。段光清(1798～1878)，安徽宿松人，举人出身，历任知县、知府、道员、按察使，道光二十四年(1844)引见，咸丰九年(1859)召见。张集馨著有《道咸宦海见闻录》，段光清写作《镜湖自撰年谱》，记录了他们被召见的历史，下面所利用的历史资料就出自这两部书。召见关乎君臣双方，这里则将关注点放在君主方面，从他的提问、指令、表情，来看他关心的事情，处置政务的能力，为人与智慧状况。 
    道光帝、咸丰帝的召见张集馨、段光清，谈论中说到大政方针，但更多的是了解从封疆大吏到民间情况，太平军、捻军及少数民族战争情形，大员察吏的职责和方法，施政的细微原则，以及被召见人的家庭与生活，涉及面相当广泛，这里不必一一介绍，仅将我们有兴 
    趣的略陈于次： 
    安内攘夷的战略性思考 
    咸丰九年(1859)三月，咸丰帝连续五天召见浙江按察使段光清，在第五天咸丰帝问段光清：“方今夷人横强，粤匪扰乱，是天下两大患也。据尔看来，如何办理?办理宜以何者为先?何者为后?”咸丰帝首先明确当时存在着安内、攘夷两大难题的形式，接着提出两个问题，一是如何克服这两个大患，二是平息这二患的先后次第。段光清任职于杭州，同太平军中心地带接壤，又在宁波担任过属县县令、知府和宁绍台道，宁波是鸦片战争后五口通商之一，所以他对夷务和太平军的对策早有考虑，立即回奏： 
    夷人扰害中国，今已二十余年，内有商贾，交易往来，已渐相安。当初若沿海地方，任其蹂躏，亦未必遂能深入内地；今则内地既深入矣，猝欲除之，势必不能。臣窃窥夷人之志，不过专心营利，未必遂有他志。且连年外而哦夷，内而属国，祸结兵连，习以为常。刚者必缺，自然之理，不久夷人当自虚弱。皇上为中国百姓忍辱含羞，天下自能谅之。目下粤匪到处掠人赀财，毁人庐室，淫人妻女，焚人诗书，每破城池，衙署尽烧，每逢庙宇，则神像俱毁，此万姓所切齿，而天理所不能容者也。皇上且振刷精神，命将出兵，奠安海内，以顺舆情。粤匪既灭，夷人自驯，内顺外安，有不期然而然者矣! 
    他的看法很明确，第一先处理太平军之乱，办法就是用兵，武力消灭对方；第二位才是对付洋人，一则平定了太平天国，夷人见中国没有内乱就会老实一些，再则胜极则衰，夷人必然会败落，所以可以放到第二步来料理。咸丰帝当时没有表态，会见后就把段光清的意见告诉军机大臣，得到他们的赞同，九门提督穆某当面赞扬段光清“所言甚善”。安内、攘外的次第与方法的决策，本来是朝廷的事，咸丰帝竟然谋及并非疆吏的地方官员，是否病极乱投医其时清朝的形势确实是危机而难为的，太平军和捻军已搞得焦头烂额，第二次鸦片战争也在进行，咸丰七年十一月英法联军攻陷广州，八年四月攻占大沽炮台，逼近天津，五月清朝被迫先后与英、法、美、俄四国签订《天津条约》，十月又在上海与英法美三国签订通商章程，半年前的四月还同俄国订立了《珲条约》，清朝政府实际上采取先安内后攘夷的方针。可是外国侵略者咄咄进逼，九年正月英国使臣坚决要求进京，朝廷一面下令严防海口，一面令海运漕船躲避夷轮。三月，俄国强行在乌苏里江、绥芬河建造房屋的奏报到京；英使兵船北上，不理睬直隶官员的阻止。就是这种形势逼着咸丰帝君臣再次思考安内攘夷的战略大计，所以才在召见中谋及地方官员，并且坚定了他们先安内后攘夷的方针。 
    多方考察疆吏和领兵大员 
    道、咸二帝在召见官员时，常常询问他们的上司——疆吏的优劣，因为那时战事多，也问及在地方上的领兵将帅。 
帝王趣话
第5节 道光帝、咸丰帝(2)
    张集馨将由四川按察使升任贵州布政使，道光十九年(1839)十一月接受召见，道光帝问他近年来四川总督谁最优秀?张集馨一时不便回奏，道光帝就说琦善办事老练，又问裕成如何?张集馨奏称他“中正和平”，道光帝则说“嫌他太软”，不过无人可用，还是派他去做川督，并预料他，“大约整顿未能，亦未必敢坏地方公事”。第二天再见时，道光帝查问琦善带兵攻打中瞻对藏人的事情，起因是什么，用了多少兵饷，谁承办粮台?这是从具体事务考察琦善了。 
    咸丰九年三月，皇帝召见浙江臬司段光清，问他历任浙江巡抚谁最好?段光清对原任文镕、黄宗汉等四位巡抚一一作出评论，又为现任胡兴仁说了好话，但是咸丰帝仍然追问：“胡兴仁倒底何如?”这就使得段光清预感到胡兴仁将会碰到麻烦。果然，九月胡兴仁就离职了。道、咸二帝通过属员了解其主官，是皇帝的惯常手法。 
    施政指示 
    皇帝对召见的官员，总要根据他的职务给予一些既原则又具体的教导和指令，详细地说有下述诸方面： 
    用人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