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在清朝的人们

道光十九年(1839)，道光帝对布政使张集馨说，用人不要有成见，做官的人不外来源于科举、捐班、满、汉四个方面，哪一方面都有人才!当然，捐班的人将本求利，操守难求，让人不放心。不预存偏见，就要根据属员的实际表现来使用，避免委屈优秀人才。胸中有数，全盘料理。咸丰帝于九年训饬行将就任闽省藩司的张集馨：“汝到任须将事审度到底，再行办理，无为州县蒙蔽。”就是到任不要急急忙忙，还不了解多少情况，就拿主意，处理事情，而应对所有的事务有个通盘的认识，明了原委，有计划地去做，将不会受下属的蒙骗，把事情办理妥善。 
    考察属吏、不可徇情废法。这就涉及到明确各种官职的职责、考查方法以及不可避免的参劾。道光帝于十六年(1836)告诫即将上任的知府张集馨，知府不能只是洁身自好，还要能够查察所属的州县官，办法是“明查暗访”。二十七年(1847)训饬川臬张集馨：臬司专管刑事案件，难免要判死刑，不要存怜悯之心，或杀人报应之惧，为情实罪犯减刑。又以自身为例，每年勾决人犯，并不惑于生死之说。又说臬司管理驿站，马匹紧要，可是盘查马匹时，州县官彼此挪借，查不出毛病，因此不必去查点，只看公文递送，如有迟缓的，即行参奏，就会收到实效。二十九年，道光帝对即将出任布政使的张集馨说：“理财固为藩司专政，而察吏尤为当务之急，地方得人而治。”道、咸二帝告诫长吏要善于御下，警惕被僚属欺蔽，故而道光帝对张集馨说，“不要听劣幕救生不救死之说”；咸丰帝告诉张集馨，“无为州县蒙蔽”。 
    兢兢业业理政，要坚持不懈。俗谚“新官上任三把火”，像是有一番作为，而后就疲沓了。咸丰帝深知官员有这种毛病，对新任闽藩张集馨说：“汝到任后，诸事自然要整顿，切不可初到整顿，久则因循。”要求他勤劳办事，持之以恒。张集馨、段光清身任藩、臬，系地方高级官员，各司民政钱粮、司法治安之职，道、咸二帝对他们的要求，在本职的主导方面之外，重在他们的任用和考核属员，以及始终勤勉供职。 
    获取知识，了解民情 
    在召见当中，道咸二帝会因着被召见人的经历、知识询问想知道的各种事情，有不懂得的也不隐讳，照问求知。这是私下会见，不是坐朝，不必显出天纵圣聪、无所不知的样子，所以交谈中，无论是职官制度，人丁钱粮，交通道路，水利水患，收成口粮，民风民情和民众运动，少数民族，以及历史往事，皇帝表现出兴趣，臣下就尽心回答。 
    职官制度。官制中的重要内容，皇帝当然知晓，特别是道光帝中年继位，坐朝时间又长，知道得更多，但有些规则还是不了解的。道光二十六年(1846)召见陕西粮道张集馨，问：“粮道自然管粮，不知管地方否?”回奏：“西、乾、鄜三属地方，归粮道统辖。”又问“哪个乾字”，回答“乾坤之乾”。于是道光帝获知粮道不仅管收钱粮，还兼管地方，陕西有个乾州。 
    人丁钱粮。人丁的掌握，钱粮的征收，是政府的命脉之所在，为皇帝高度关注。道光帝问张集馨四川库存有多少，每年田赋是否够本省支销?咸丰九年(1859)，咸丰帝询问式地对张集馨说：“各直省地丁，自然以贵州为最少。”张集馨回奏甘肃亦不多，咸丰帝遂连续问及甘肃、四川、河南、山东、福建的地丁钱粮，以及四川为什么赋税比其他省份轻，张集馨一一作出解说。 
    道路交通。道、咸二帝不像他们的祖先康、雍、乾三帝巡幸的地方多，地理知识多来自书本和臣下口述，因而常在召见中问及有关事情。咸丰帝因张集馨将赴福建之任，遂在九年五月召见中详细询问去福建的路程及交通情形，兹将张集馨的记录抄录于次： 
    上曰：“自京至福建省有多少路?”对曰：“七十余站。”上曰：“仙霞岭一日过得去否?”对曰：“可以过去。”上曰：“汝今年能到任否?”对曰：“臣亦想赶于年底接印，恐长途风水阻滞，不能刻期。”上曰：“到福建有水路通否?”对曰：“自京至王家营系旱道，自清江雇船至杭州换船至衢州起岸，便是旱路。”上曰：“必要走苏杭?”对曰：“是，此系驿路大道。” 
    从交谈中可知，咸丰帝地理知识不少，仙霞岭之外，王家营、清江、衢州等地应是知道的，否则不会提出来的；不过他由此得知到福建的具体走法，以及必经苏杭的原因，也可能消除他一种误解：以为走苏杭是为游逛。 
帝王趣话
第5节 道光帝、咸丰帝(3)
    水利水患。道光帝于十五年(1835)五月召见张集馨的这一天，正好见到河道总督关于黄河水涨的报告，心中不悦，说“黄水陡长丈余，岂不可虑”，张集馨回奏，夏天涨水不足忧虑，因此时天亢，随涨随消，可忧的是秋汛，涨水不能消退。接着又奏称，河道总督奏报是怕万一出事，好以早经奏闻推卸责任，而他下面的人故意将水情说得严重，以便兴办河工，从中渔利。道光帝边听边点头，表示明白了个中缘由。 
    收成口粮。就在上述讲水患的那天，道光帝问到张集馨故里扬州所生产的粮食够不够本地食用，为什么要仰赖四川、湖广粮食。二十九年(1849)十一月川臬张集馨奉召由成都到京，道光帝问他沿途年景如何，张回答：“各省皆收成丰稔，且已早得大雪，麦苗滋润，来年可庆有秋。”道光帝又问起成都米粮够不够民间食用。 
    民风民情和民众运动。上述道光帝询问从四川到京师沿路年景，同时还问民情和地方是否安静，近年四川噜比从前如何。又同张集馨讨论鱼米之乡的四川为什么游民那样多。咸丰年间太平军、捻军战事连年，迫使咸丰帝更其关注地方治安和民众运动。九年询问张集馨，湖广白莲教齐二寡妇为何能以一个妇人聚众闹出那么大事，四川民风为什么强悍?又详细了解福建的械斗始于何时，械斗情形，如何完结，丧命的人赔偿价码，地方官为什么不弹压?同年召见段光清之时，恰值浙江巡抚奏报余姚佃农抗租，聚众进城，焚烧恶霸邵五住宅及富户李、谢二姓之家，咸丰帝问段光清是否知道此事，段光清知其详情，不愿细说，只说主佃发生口角，即使有一二莠民煽动，不过土匪之类。咸丰帝一听到土匪就紧张了，急忙问：“土匪不虞滋事乎?”“知县能平土匪乎?”段光清作了知县能平土匪的回答，咸丰帝情绪从而缓和下来。 
    道光、咸丰二帝召见官员的交谈情形和内容就介绍这一些，下面从召见活动中观察道、咸二帝的性格，以及所受清朝皇家家法的影响。 
    召见是道、咸勤政图治的一种表现 
    召见、引见中下级官员是道光帝、咸丰帝日常事务，每日晨起，先见军机大臣，议事决策，发下昨日或先前批阅的奏折、题本，接着可能就是召见、引见内外官员。召见、引见，几乎成为日课。对于藩臬的召见，每一回都是交谈几次，连续进行，道光帝于二十七年(1847)八月召见行将赴任的川臬张集馨，十九日、二十日、二十二日三次面谈，二十一日的轮空，是因为道光帝去黑龙潭求雨，未能正常办公。咸丰帝于六年(1856)十月召见张集馨，第一次在初三日，次后于十三日、十四日、十五日、二十日进行，共计五次；二十日的见面，本来订在十六日，因咸丰帝生病推迟到这一天。九年(1859)三月的召见段光清，也是会面五次，且是连续进行的。藩、臬的召见，清朝旧制，只有一次面圣的机会，所谓：“旧例藩、臬入觐，虽许条奏地方事宜，然仅由通政司投递，引见一次，辞朝，即行。”康熙二十二年(1683)接受左都御史徐元文的建议，增加会面次数，以便官员陈奏地方事务，皇帝予以咨访，观察其人的才具优劣，以及督抚保举是否得当(吴振棫《养吉斋丛录》卷三）。至此藩、臬有了不只一次的面君机会。正是在这一制度下，道光帝、咸丰帝每回召见张集馨、段光清几次，动辄三五次，真是不嫌繁细，实为一种勤于理政的表现。 
    召见的时间，都是在上午早些时候。段光清记录他的召见，每次都是在黎明进宫，等候面君。张集馨对召见的钟点笔录有时严谨一些。道光二十九年的召见，都是五更到宫门等候。咸丰六年十月初三日辰刻(七时—九时)在大内养心殿召见，十三日也是辰刻在圆明园勤政殿会面；十五日丑正(二时)张集馨进圆明园等候，辰初(七时)见咸丰帝骑马过来，张集馨在最后被召见，时在巳正(十时)；二十日仍然是辰刻召见。咸丰九年的召见，均在巳刻(九时—十一时)进行，五月十八日这一天，是在玉泉山清音斋召见的，张集馨于卯刻(五时—七时)到宫门侍候，辰正(八时)见咸丰帝乘马而至。据做过军机章京的赵翼记忆，乾隆帝每天必定在卯刻起床，冬天时节驾临乾清宫，还要点寸许的蜡烛天才明亮(赵翼《檐曝杂记》卷一《圣躬勤政》)。咸丰帝基本上在辰刻以前会见军机大臣，而在辰刻召见地方官员，还是传承了祖宗的惯例。据此而言，对道、咸二帝，仍然可以用赵翼的“圣躬勤政”来形容他们的勤于处理政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