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长的战斗/约翰.托兰

“我不会认罪的，”他总是这样回答道，“现在不会认罪，将来也不会认罪！” 
  最后，在1953年5月，不屈不挠的哈里斯被告知：“作为战犯，你已被查明有罪，很快就要宣布给你的惩罚了。”他被蒙上双眼后又被带回在沈阳他第一次蹲过的那所监狱。接下来会是什么呢？哈里斯在想。 
   9月1日，也就是停战后的第四天，哈里斯上尉被带出他在沈阳的那个阴暗的小监牢。有人告诉他：“虽然查明你有战争罪，但仍要把你遣送回联合国军司令部。” 哈里斯想不出他们这句话里有什么诡计。他被推进一辆等候运送武器的汽车里。在车上，他14个月以来第一次见到了他的飞机上的5个机组人员。他们不能相互交谈，但是，他们的眼睛告诉哈里斯他们经历了与他类似的苦难。他们被装上了一辆窗帘密封的火车，转移到了开城。 
   9月3日午饭前不久，威尔弗雷德·贝却敌来到开城的博物馆，见到了被当作囚犯关押的迪安将军。一大群中国和北朝鲜记者和摄影师随同贝却敌一同来到这里。 “我要告诉你一个坏消息，”他对迪安说，“这是我们最后一次共进午餐。这对我是坏消息，但对您则是好消息了。明天您就要回家了。” 
  经过一番拍照后，迪安接受了赠送给他的两件装有礼物的包裹，一个是联合国红十字会赠给的，较大的一个是共产党的红十字会组织赠送的。最好的礼物是一个美国制造的安全剃须刀。那天晚上他刮胡子时，他想着或许他真的快要回家了。 
  第二天早上，他又刮了一遍胡子，然后同两名北朝鲜人同坐一辆苏制老式吉普车出发了。他穿着崭新的蓝色斜纹粗布做的裤子，一件红色衬衣。一双网球鞋，一件由西装改成的外套。在开城郊外，吉普车追上了许多停下来的卡车。只见车上载着一批消瘦的美国战俘。他们认出了迪安将军，便向他叫道：“嗨，迪安将军，我们不知道我们原来是在等您。” 
  吉普车停在所有汽车的最前面，迪安将军的朝鲜陪同现在换成了一位能讲英语的中国军官和一个拿着冲锋枪的中国卫兵。在等候的这几分钟里，迪安将军想着这三年的囚禁生活以及他所碰到的北朝鲜和中国的军官。“但我想得最多的还是那些卫兵，那些下士们一方面会将毛毯披在发抖的病人肩上，数小时地护着毛毯不让它滑下，另一方面当他们看到狗被弄死时则放声大笑，他们会狼吞虎咽，饱餐一周，在下一周又可以同你一起分享他们最后的几碗米饭，他们一方面互相偷别人的东西用，另一方面又将他们宝贵的钢笔或是钮扣送给别人；他们会遵守最严格的规章制度，也情愿在寒风中步行十英里为你取一封信，因为他们知道你需要这封信。” 
  在那几分钟的时间里，他试图总结一下他究竟从三年的囚禁生活中学到了些什么。“可能因为我天生就很幼稚，但我感到最重要的是那些看管我、同我生活在一起的普通共产党人的信条，他们相信他们是在为了他们和子孙后代过上更美好的生活而奋斗着。” 
  整个卡车车队在走在晨前面的迪安将军乘坐的吉普车带领下缓缓地向板门店驶去，路边是堆放在一起的破烂衣服。路上，南下的美国战俘的卡车遇到了北上的载着将要被遣返的共产党战俘的卡车。这些战俘脱得几乎裸体，手里举着很小的北朝鲜国旗，嘴里高呼着口号。陪同迪安将军的中国军官用发音不很准确的英语告诉他： “唉，我们到达那儿时，有个中国军官会越过分界线走过来，念交换战俘的名字，只有当他叫你的名字时，你才能从吉普车上下来。” 
  当吉普车缓慢地驶向战俘交换地点时，有个身材高大的美军上校快步走到吉普车前，向迪安将军敬了个礼说：“迪安将军，欢迎您回来，您现在下车好吗？” 
   “不，不行！”中国军官唾沫飞溅地说道，“只有叫到他的名字时才行！” 
  美军上校转向中国军官，怒视着说：“你的权力到此终止了。我们现在马上就要把迪安将军接过去。”说完他又向中国军官迈近了一步。 
   “不要紧，上校，”迪安说，“就让他们叫名字吧，现在再呆几分钟也没什么关系。” 
   9月6日，也就呈战俘交换的最后一天，最后一批签字承认他们进行了细菌战的美国官兵到达了自由村。弗兰克·施瓦布尔上校，联合国军战俘中官职仅次于迪安的美国军官，同其他两个飞行员一起乘坐一辆吉普车，行驶在护卫卡车的前面。谢天谢地！他想着。洗过澡后，医生给他进行了体检，他接受了新闻界的采访。“我认为长时期的缓慢的精神折磨比急剧的肉体折磨还要难以忍受，”他告诉记者说，“你整日整夜地坐在那里。你几乎没有什么选择。你要么承认罪行，要么就呆在那儿。” 
  其他承认有罪的人避免正面回答问题。凯斯·比奇注意到这些战俘顾虑重重，除非安全方面的军官保证对他们不会有任何伤害的，他们是不情愿多说话的。尽管这样，他们只是断断继续地讲述了一些故事。“他们做了羞愧的事情，他们自己也很清楚，”比奇说道，“他们的问题是如何使我们理解他们为什么做这种事情。他们的神态举止就像是灵魂患了癌症一样。” 
  这批战俘中说话最直率的是沃克·马胡林上校，他是最后认罪的战俘之一。比奇知道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击落了21架德国飞机，因而毫不怀疑他本人的勇气。他始终精神昂扬地面对比奇和其他记者，坐在他旁边的是空军联队的副队长小安德鲁·埃文斯上校。他俩都34岁，但埃文斯看起来要大好多岁。他身材削瘦，嘴不停地抖着，似乎马上就要放声痛哭。仅仅在三天前他才最后签名认罪。 
   “我们都认为我们是国家的叛逆者，”马胡林平静地承认，“我们有些人招供了，有些人则没有。那些不招供的人应当得到荣誉勋章。”他用焦虑的目光看着埃文斯，埃文斯则像患了伤寒，不停地发抖。当记者开始向他的朋友提问时，马胡林巧妙地给予了答复。 
  新闻记者忙着作记录，摄影师在不停地拍照。闪光灯闪烁着，照相机咔咔地响着。马胡林继续讲着，声音录进了录音机里，“审讯官的凶残是你们无法想象的，你们只须看看迪安就知道他经历了怎样的一场磨难。”他解释了审讯如何持续到9月2日的。到那时，共产党已经获得了足够的供词。他接着说贝却敌和温宁顿就写了认罪书。“他们把认罪书拿来，强迫我们抄写，然后签上自己的名字。当然了，在共产党的社会中，那些认罪书是互相吻合的。到那时，共产党已得到各种各样的情报和资料，便能够使认罪书相互联系起来。认罪书的实质内容是相当荒谬的，任何一个小孩，只要具备起码的智力，都不会相信这些认罪书的。”他和其他人使用的是那些已经阵亡的军官的名字，或是使用很多年前便已从军队退役的军官的名字。“情况就是如此。共产党将认罪书买过去，他们以为认罪书都是好的资料。” 
  比奇发现很难给这些归来的战俘下结论。“在同样的情况下，我们会怎样做呢？我会屈服认罪吗？我又没有身临其境，我怎么会知道呢？”但是，有一点是不容怀疑的：“无论调查的结果怎么样，那些认罪的战俘从此就永远不会是职业军人了”。“这便是所有事情中最伤心的了。” 
  同一天早上，有人告诉一个经历了许多次残酷审讯仍拒绝服罪的战俘说，他可以在开城搭乘卡车。兰克福特，那个意志坚定的英国海军军官，简直不敢相信他的运气。他兴奋的心都想跳出来了。但是，卡车并没有往南方行驶，而是向开城郊外一座大楼驶去。他们这一群战俘被带到一个佛教寺庙里。兰克福特完全绝望了。难道就因为他拒绝认罪，便会在最后一刻失去自由吗？ 
  黎明时刻，一位中国军人拿着一张纸来了。他们要被分成两组，移交给联合国军。那个中国军人念完第一组战俘的名单，其中并没有兰克福特。他环顾四周，数了一下还剩7个战俘。两个小时过去了，又来了一辆卡车。他真的要乘这辆卡车离开，还是又要失望一次？“我看着卡车，卡车的发动机在空转着，我心里还指望着、盘算着，如果最后还没有念到我的名字，我就会等到别的战俘都上了车之后，猛冲到驾驶室，逃走。” 
  那个中国人小心翼翼地叫了5个战俘的名字。接着便停下来了。兰克福特和一个名叫科斯特洛的陆军中尉焦虑地等着念他们的名字。中国军人平静地望着他们，最后他说道：“英国海军上尉兰克福特，英国海军……英国陆军中尉科斯特洛。”两人跳上卡车，他们很快来到一个桥边，“桥的一端站着一个中国士兵，另一端则站着一个身材高大的美国军警。军警在挥手表示欢迎时，他那饱经沧桑的脸大笑着。我怀疑在回答他时，我是否也笑了，我想我只是直直地盯着他。” 
  他们朝桥的另一端走去，过了桥，就看到一色彩明艳的拱形门，上面写着：“欢迎回归自由”几个大字。 
  北上的男女战俘们也在讲述着心酸的故事：他们没有吃过饱饭，妇女们遭到韩国士兵的虐待和强奸。一些美国士兵出同样很残忍。一个名叫金永珠的姑娘讲述了美国士兵是如何强迫一群女战俘呆在一间大屋里，剥光她们的衣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