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官和他的刽子手

《法官和他的刽子手》作者：弗里德里希・杜仑马特［瑞士］ 张佩芬 译
作者简介
  弗里德利希・杜仑马特（Friedrich Durrenmatt），瑞士当代重要的戏剧家、小说家。 
  杜仑马特于1921年1月出生在瑞士伯尔尼地区卡诺芬根一个牧师家庭，曾在伯尔尼和苏黎世学习文学、神学和哲学，大学毕业后在苏黎世《世界周报》担任过美术和戏剧评论编辑，1947年，定居瑙希塔尔成为专业作家。1959年他获得西德曼海姆市颁发的席勒奖金。1969年获瑞士伯尔尼市的文学奖金。 
  杜仑马特的主要成就是戏剧，从他的第一个剧本《已经写下》（1947）到1971年出版的《行星的踪迹》，共发表了各种形式的剧作三十余种，著名的有《路密勒斯皇帝》（1949）、《密西西比先生的婚姻》（1951）、《老妇还乡》（1956）、《法兰克五世》（1960）、《物理学家》（1962）和《流星》（1966）等。 
  使杜仑马特闻名世界的第一个剧本是《老妇还乡》。小说主人公是一个女石油大王，她为了处死自己的仇人，收买了故乡格仑布的全体居民。剧本通过女富翁回乡的故事，暴露了资本主义社会的腐朽本质，但同时也反映了作者的资产阶级观点：在作者笔下人与人之间没有阶级的区别，所有的入都屈服于金钱的诱惑。 
  1962年《物理学家》问世，进一步奠定了杜仑马特在西方文坛的地位。这个戏在戏剧技巧上造诣较深，已成为西方剧坛的保留剧日。剧本描写一个天才的物理学家研究出一种能够发明一切的万能原理，他害怕自己的发明为政治家利用而毁灭人类，便装疯躲进了疯人院。但是西方和“社会主义”国家的情报机关都派人装疯打进疯人院，而以瑞士大资本家为后台的疯人院女院长手段最为高明，她安插特务，盗走了论文，并把三个人关进了终身病房。戏剧结尾，女院长宣称，她和她的后台老板们将要利用这些发明来统治整个世界。剧中的物理学家是作者肯定的正面形象，但是他的逃避政治的理想只是一种空想，最后他还是落入了象征大垄断资本的女院长手中。《物理学家》在艺术上别开生面，用夸张而荒诞的讽刺喜剧形式来表现悲剧，取得强烈的戏剧效果。 
  除了戏剧，杜仑马特的“犯罪小说”也很著名。他认为，反映犯罪问题是研究现代社会唯一有效的方法，而“犯罪小说”是最好的文艺形式。他的“犯罪小说”中最重要的是两个中篇，即《法官和它的刽子手》和《抛锚》以及长篇小说《诺言》（1958）。《诺言》又名《发生在光天化日之下》，写一个小贩偶然在街上发现一具受过蹂躏的女孩的尸体，便报告了警察局，调查的结果反倒证明这个小贩是罪犯，他在持续的审讯下认了罪，但立即上吊自杀了。警察局的马太依中尉认为这是一件冤案，他许诺孩子的母亲一定替她找到真正的凶手。他单枪匹马到处调查，但每每落空，如此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他的等待和搜寻成了缺乏理性的行动。小说结尾，马太依中尉在别人眼中已经成了一个半疯癫的狂人，经常守候街角，等待那永远找不到的杀人犯，他的诺言永远也兑现不了。小说反映了主持正义反倒成为怪僻行为这样一种令人震惊的社会现象。 
  关于杜仑马特，在西方，有人将他和阿里斯托芬、易卜生和肖伯纳相比美，誉为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伟大的德语作家”，也有人认为他很多作品和西方流行的“荒诞派”戏剧并无区别，把他和卡夫卡、贝克特等相提并论。前西德《图书和教育》杂志则说：杜仑马特是“拉伯雷式地叙达生活，用喜剧的手法再现当代社会中种种残酷、畸形的特点”；“杜仑马特的荒诞手法，他对不可改变的世界状况的哄然大笑出自更为深刻的判断，……因为他总是严肃地对待世界。”这些看法可以帮助我们了解社仑马特创作各个方面的特色。
一
1948年11月3日的清晨，特万镇的警察阿尔封斯・克莱宁在拉姆波因（特森贝格区村庄之一）通往特万峡谷森林的路上看见一辆兰色的梅尔西特斯牌汽车停在路边。雾霭蒙蒙，正是深秋天气常有的现象。克莱宁已经在汽车旁边走了过去，却仍然走了回来。他觉得刚才走过汽车时透过混浊的玻璃窗匆匆一瞥，看到驾驶者的头是垂倒在方向盘上的。象一个正常人首先会想到的那样，他想，这准是一个醉汉。他并不愿对陌生人公事公办，而宁可合乎人情些，便抱着这个目的来到发动机旁唤醒睡着的人，想劝他上特万镇去，在那里的“大熊”旅馆喝一杯黑咖啡，吃一盘浓汤；因为喝醉酒驾驶车子固然受到禁止，但是并没有禁止喝醉酒在一辆停在路边的汽车里睡觉啊。克莱宁打开车门，慈祥地把手搁在陌生人的肩上。就在这一瞬间，他发现这是一个死人。太阳穴给打穿了。这时克莱宁也看到右边的车门敞开着。车里没有很多血，死者穿着的深灰大衣显然没有弄脏。一只黄色信封的边缘闪露在大衣口袋外。克莱宁抽出信封，不用费劲就可以肯定信的主人是死者乌利希・施密特，伯尔尼警察局的少尉。
  克莱宁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他这个乡村警察还从来不曾遇见过流血案件。他在路边一程程来回踱着。初升的太阳透过浓雾照射着死者，使他不舒服。克莱宁走回汽车旁，从尸体脚边捡起一项灰色的毡帽戴到死人头上，压得低低的，完全遮没了太阳穴上的伤口，这以后他才觉得舒服些。
  警察又走回到朝着特万镇的那一边，擦去额头的汗水。他终于作出了决定。他把死人推到前座另外那只位子上，小心地扶正，用一根在车厢里找到的皮带把没有生气的躯体固定住，然后自己坐到驾驶座前。
  马达缺油不转了，但是克莱宁毫不费力就沿着陡直的马路滑入特万镇，开到了“大熊”旅馆前面。他在那里加了汽油，没有同任何人打招呼，也不让人认出那个高贵的、一动不动的身体是个死人。克莱宁最讨厌骚乱，只要他认为有理由，他总是保持沉默。
  然而他沿着湖边驶向比尔的时候，雪越来越浓了，再也看不见太阳。早晨象昨天一样的阴暗。克莱宁汇入了一条汽车形成的长链，由于一种无法解释的原因，汽车一辆接一辆缓慢地爬行着，即使是雾天，也用不着这么慢，克莱宁不由自主地想到，这简直象一支送葬的车队。死者一动不动地坐在他身边，偶尔路面略有不平，他就象一个智慧的中国长者似的频频点头，因此克莱宁始终不敢尝试超车。他们到达比尔已经非常晚了。
  关于此案主要情况的调查结果尚未从比尔方面宣布时，伯尔尼的贝尔拉赫探长已经获悉了不幸的消息，他是死者的上司。
  贝尔拉赫曾长期在外国生活，先在君士坦丁堡，后来在德国以刑事学家闻名于世。最后担任了梅因河上法兰克福警察局的局长。可是1933年他回到了祖国。他回国的原因并非由于热爱他经常称之为自己的黄金故乡的伯尔尼，而是因为他赏给了当时德国新政府的一个高级官员一记耳光。当时法兰克福对这次暴行议论纷纷。在伯尔尼，人们的评价随着欧洲政治情况而变化，开始是极为愤怒，然后说应该谴责，但是可以理解，最后说法完全变了，认为这是一个瑞士人所能采取的唯一行动；不过这已是1945年的事。
  贝尔拉赫关于施密特案件所作的第一个指示是：调查上作在最初阶段务必严守秘密 ――这一指示是根据他一生的亲身经历作出的。他表示：“人们知道得太少，报纸却宣扬得太多，两千年来的情况都是如此。”
  贝尔拉赫显然对保密期望过高，他的“头头”路西奥斯・路兹博士和他的意见相反。路兹在大学里念的也是刑事学。这位官员由于脾气好，在伯尔尼社交界被称为巴塞尔大叔，路兹刚刚访问过纽约和芝加哥的警察局返回伯尔尼，表示对“瑞士联邦首都制止犯罪的工作处于如此原始的状况”感到震惊，这是他和警察局长弗莱贝格尔坐同一辆电车回家的路上公开说的。
  就在这同一天早晨，贝尔拉赫再一次和比尔通电话后，动身去班蒂格街舒勒家，施密特就住在他们家。贝尔拉赫往下走进老市区，越过纳迪克桥；他习惯于步行，因为根据他的看法，伯尔尼对于“电车和诸如此类的交通工具”是一个过于狭窄的城市。
  贝尔拉赫吃力地攀登着螺旋形上升的石阶，因为他已年逾六十，在这种时刻，他特别感到这一点；但他总算很快来到舒勒家门口，按了按门铃。
  舒勒太大本人来开门，她是一个矮矮胖胖的、模样雅致的妇女，她立刻请贝尔拉赫进屋，显然认识他。
  “施密特昨天晚上出差走了，”贝尔拉精说，“走得非常突然，他请我给他寄一些东西去。请您带我到他房间奏下，舒勒太太。”
  她点点头，他们穿过走廊，经过，幅装在沉重金色画框里的画像。贝尔拉赫看了一眼，画的是死鸟。
  “施密特先生现在到了哪儿？”胖太太问，边说边打开房门。
  “在国外，”贝尔拉赫回答，抬头看看天花板。
  房子座落在一片平地上，透过花园门人们可以看见一座小园林，里面耸立着古老的、棕色的枞树，这些树大概有毛病，因为针叶厚厚的铺了一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