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官和他的刽子手

我想知道，您给我描绘的画像，是加斯特曼的像呢，还是您的某一个梦幻。”
  “我们的梦幻，”作家说。
  探长沉默了。
  “我实在不知道，”作家结束说，走向两人，但是只向贝尔拉赫，只向他伸出千去握别：“这类事和我实在没有关系。探索这个问题毕竟是警察局的任务。”
  
十四
  两个警察又走回自己的汽车，小白狗愤怒地狂叫着跟在他们后面，钱茨坐到驾驶盘前。
  他说：“我不喜欢这个作家。”小白狗爬上了一堵葡萄园墙，继续朝他们狂吠。
  “现在去加斯特曼处，”钱茨说，发动了马达。
  老人摇摇头。“回伯尔尼。”
  他们驶下里格尔茨，驶入一片土地，面前展现了一片巨大的洼地。远远近近散落着各种基本物质：石块、土、水。他们在阴影中行驶，但是沉没在特森贝格后面的太阳，还照耀着湖泊、岛屿、山角、地平线上的冰川，以及飘浮在兰天上的互相挤撞的云层。老人一动不动地凝视着初冬这一不断变化着的天气。
  总是这番景象，他想，不管它怎么变化，总是这番景象。当汽车沿着道路一个急转弯，在垂直的悬崖底下出现了。一个犹如拱形盾牌的湖泊，钱茨停住汽车。
  “我必须和您谈谈，探长，”他激动地说。
  “你要什么？”贝尔拉赫问，仍注视着山岩。
  “我们必须去访问加斯特曼，没有其它路可以走了，这是符合逻辑的。首先我们必须审问仆人们。”
  贝尔拉赫向后一靠，坐着不动。这个灰白头发、谨慎的绅士用他冷冷的眼光平静地注视着身边的年轻人：“我的上帝，我们不能够永远做合乎逻辑的事，钱茨。路兹不愿意我们访问加斯特曼。这是可以理解的，他必须把案件交到联邦检察官那里去。我们得耐心等待他们的处理。我们恰好是同难于对付的外国人打交道。”贝尔拉赫懈怠的模样惹得钱茨火冒万丈。
  “真是没有道理，”他叫起来，“路兹为了照顾政治关系对侦察工作消极怠工。封 ・许文迪是他的朋友，又是加斯特曼的律师，这就可想而知了。”
  贝尔拉赫的脸丝毫没有表情：“幸好我们两人单独在一起，钱茨。路兹也许过分急躁，但是有充分理由。秘密在施密特方面，而不在加斯特曼方面。”
  钱茨不受迷惑：“我们除了探索事实，别无所求，”他绝望地朝迎面飘来的云层喊叫，“事实，只要事实，谁是施密特的谋杀者。”
  “你说得对，”贝尔拉赫重复道，可是毫无感情而且冷冰冰，“事实在于谁是施密特的谋杀者。”
  年轻的警察把手放在老人的左肩上，凝视着他的高深莫测的脸面；“因此我们必须千方百计向前走，当然对准加斯特曼。一件侦察工作必须完满无缺。人们不能总是做合乎逻辑的事，这是您说的。但是这件事我们必须去做。我们不能放过加斯特曼。”
  “加斯特曼不是谋杀者，”贝尔拉赫干巴巴地说。
  “问题在于加斯特曼可能安排谋杀。我们必须审问他的仆人！”钱茨反对道。
  “我没有看到什么最最微不足道的原因，能够说明加斯特曼有理由要谋杀施密特，” 老人说，“我们必须到那种能够说明犯罪行动的意义的地方去找寻犯罪者，而这只有联邦检察官还有点儿办法，”他接下去讲。
  “作家也认为加斯特曼是谋杀犯，”钱茨强调说。
  “你也认为他是么？”贝尔拉赫伫待地问。
  “我也认为，探长。”
  “那只是你一个人的看法，”贝尔拉赫肯定说，“作家只是认为他具有某种犯罪的可能性，这是截然不同的。作家丝毫也没有叙述到加斯特曼的犯罪行动，只是谈到了他的可能性。”
  这时另一个人丧失了耐心。他抓住老人的肩膀说。
  “多年来我一直处在别人的阴影下，探长，”他呼吸艰难地说，“人们总是忽略我，轻视我，当作最微末的小人吻来使用，当成一个好使唤的小听差！”
  “我承认，钱茨，”贝尔拉赫说，木然瞪视着年轻人的绝望的脸，“多年来你是在那个现在已被杀害的人的阴影之下。”
  “仅仅因为他受过较好的教育！仅仅因为他懂得拉丁文！”
  “你对他不公平，”贝尔拉赫回答，“施密特是我所认识的最好的刑事学者。”
  “而现在，”钱茨喊叫道，“我刚有一次机会，一切又要化为乌有，我的唯一的机会在一场愚蠢的外交游戏中彻底完蛋了！只有您还能加以改变，探长，请您同路兹讲讲，只有您能动摇他，让他批准我去找加斯特曼。”
  “不，钱茨”，贝尔拉赫说，“我不能做这件事。”
  另一个人当他小学生似地摇晃着，两只手紧紧抓住老人，叫喊：“请您同路兹说，请您去说！”
  然而老人并没有软化：“不行啊，钱茨，”他说，“我对这们，事毫无办法。我老了，而且有病。因而需要安静。你只能自己想办法。”
  “好的，”钱茨说，突然放开贝尔拉赫，喜新握住方向盘，虽然仍旧脸色苍白而且在颤抖。“不行。您不能够帮助我。”
  他们重新朝里格尔茨驶下去。
  “你是在葛林特尔森林渡假的吧？是住在供膳宿的公寓里吧？”老人问。
  “是的，探长。”
  “很安静，价钱也不贵吧？”
  “您说的对。”
  “好的，钱茨，我明天去那里，去休息休息。我必须到山上去。我获准了一个星期的病假。”
  钱茨没有立刻回答。直至他们到达比尔――瑙恩堡的转弯之处，他才开口，声音已恢复了常态：“高山对人不一定总是好的，探长。”
  
十五
  就在这同一天傍晚，贝尔拉赫去到贝伦广场他的医生沙穆艾尔・洪格尔托贝尔博士家。灯光亮了，越来越昏暗的黑夜一分钟一分钟地渗入室内。贝尔拉赫从洪格尔托贝尔的窗子往下瞧着广场，望着流动的人潮。医生正在收挡仪器。贝尔拉赫和洪格尔托贝尔认识已久，他们中学时代就在一起。
  “心脏很好，”洪格尔托贝尔说，“真要感谢上帝！”
  “关于我的病情你有记录吗？”贝尔拉赫问。
  “整整一套档案呢，”医生回答，指指写字桌上一堆纸说，“这里都是你的病历。”
  “你没有和任何人谈过我的病吗，洪格尔托贝尔？”老人问。
  “可是汉斯，”另一位老人说，“这纯属医生的秘密呀。”
  下边广场上驶来一辆兰色的梅尔西特斯，停在其它车辆停放的地方。贝尔拉赫仔细观察着。钱茨走下汽车，还有一个姑娘穿着白色的雨衣，金黄色的头发披散在雨衣上。
  “你被人撬过门吧，弗里茨？”探长问道。
  “你怎么知道的？”
  “猜测而已。”
  “我的写字桌有一次被人撬开了，”洪格尔托贝尔站起来说，“你的病历摊开在书桌上。钱没有少，虽然书桌里的钱还相当多。”
  “你为什么没有报警？”
  医生搔搔头。“正如方才所说，钱没有少，尽管如此我还是想报案的。但是我忘记了。”
  “原来如此，”贝尔拉赫说，“你把它忘记了。撬门者对你至少还不错。”这时他想，加斯特曼就是这样知道的。――他又重新瞧着广场下面。现在钱茨和那个姑娘走进意大利旅馆去了。就在施密特葬礼的同一天，贝尔拉赫心里想，终于从窗口转过身子，他看看洪格尔托贝尔，那人坐在书桌旁，正在写字。
  “现在我的健康情况如何？”
  “你疼吗？”
  老人叙述了病情。
  “情况很坏，汉斯，”洪格尔托贝尔说，“我们必须在三天之内给你动手术。没有别的办法。”
  “我现在感觉比任何时侯都好。”
  “四天之内会有新发作，汉斯，”医生说，“到时候你会受不了的。”
  “我还有两天时间。两天。第三天早晨你可以给我开刀。星期二早晨。”
  “星期二早晨，”洪格尔托贝尔说。
  “于是我还可以再活一年，是不是，弗里茨？”贝尔拉赫说，同往常一般莫测高深地望着他的老同学。那个人跳起来，在屋里兜着。
  “你怎么会有这样无稽的想法的！”
  “那个看过我病历的人告诉我的。”
  “你就是撬门的人？”医生激动地叫起来。
  贝尔拉赫摇摇头：“不，不是我。但是事实如此，弗里茨，只有一年可活。”
  “只可再活一年，”洪格尔托贝尔回答，坐到门诊室靠墙的一把椅子上，无可奈何地望着贝尔拉赫，老人带着一种拒人千千里之外的、冷冷的孤独感，一动也不动地、谦逊地，站在房间正中，在他茫然的目光前面，医生垂下了眼睛。
十六
  深夜近两点钟时贝尔拉赫突然醒了。他很早就上了床，听从洪格尔托贝尔的劝告吃了一片药，在他是第一次，因此他起先以为自己的突然觉醒是自己不习惯的预防措施所致。但是他立即又相信，是某一种声音把他吵醒的。如同人们被一下打击所惊醒的时候经常发生的那样，他是不可思议地目光明亮而清醒。然而他必须首先勘定情况，紧接着几秒钟内――常常使我们感到似乎是永恒无限的――他肯定自己是正常的。他没有睡在卧室里，家平常习惯的那样，而是睡在书房里；因为他打算度过一个难以入眠之夜，他记得他还想再读一点书，但是一阵子深深的瞌睡征服了他。